欧洲所学者笔谈：如何看待“占领伦敦”运动
田德文：
“占领伦敦”运动可以说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的英国版。因为规模较小而且抗议者更加“遵纪守法”、温良恭俭让，就连到处寻找报料的新闻媒体也没给他们很高的关注。抗议者四处张贴“占领伦敦”的海报，但真正“占领”的却只有“伦敦城”圣保罗大教堂的广场。其实，就连这种“占领”也还要打折：英国警方通过红外摄像发现，夜间居住在帐篷中的抗议者为数很少。英国媒体报道，在严寒的驱赶下，抗议者最近已经迁入Berkeley Homes名下一座空置的危楼，维持着占领运动的余温。
和美国的抗议者一样，参加“占领伦敦”运动的人员成分也很复杂。在被“占领”的广场上，活动着失业的青年、不出名的乐队、行为艺术家、各色偏激的政治活动家，乃至流浪汉。这些人没有共同的纲领、没有清晰的诉求，只是通过不同的方式表达着对于政府“劫贫济富”政策的不满和对于金融业贪婪愚蠢的愤慨。从理论上说，此类抗议活动只是西方政治制度的某种“补充”：抗议者的诉求无法通过议会政治得到充分的体现，只能以运动的形式来引起社会的注意。但问题是，注意了，又能怎样？从英国政府的角度看，此类活动所施加的压力应该比有组织的罢工游行要小。因为，在议会政治的框架内，诉求越具体，政府越要做出非此即彼的抉择。占领运动中的抗议者自居为“99%”民众的代表，自然很难提出明确的政策要求，结果就只能表达一种浮泛的对于“1%”权势阶层的愤懑情绪。
上世纪5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马尔库塞已经发现，在发达工业社会中，以资本作为对手的抗议者必然是软弱无力的，因为他们的“仇恨和破坏失去了其特定的目标，技术的面纱掩盖了不平等和奴役的再生产”。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美国和英国的抗议者正面临着这种尴尬的局面，他们只能把“华尔街”或者“伦敦城”作为浮泛的目标，在法制框架内进行象征性的抗议。对于发达国家的政府而言，这些抗议活动本身并不足虑。但是，驱动这些抗议活动的社会情绪却是值得重视的。因为一旦突破法制的底线，这种情绪就可能酿成类似去年英国骚乱那样的社会动荡，造成经济与社会“双输”的博弈结果。而这，也就是目前可以想象的，发达工业社会中抗议力量对于资本的终极制约。
张敏：
这场“占领伦敦” 始于2011年10月15日，迄今为止已逾百日。占领者从最初的数千人、发展至数万人，占领地点从伦敦市区圣保罗大教堂前、城北的芬士伯里广场、迅速向伦敦东部老街等空旷地段扩散，占领者高举资本主义制度面临危机等各种横幅和标牌，其声势之浩大、场面之壮观，让英国政府和教会大伤脑筋，更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占领伦敦”其实就是英国版的“占领华尔街”，二者惊人相似，一脉相承。华尔街是美国财富和经济实力的象征，著名的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美国证券交易所均设于此。“占领伦敦证交所”事件的发生表明“占领华尔街的运动波”已经冲击到了大西洋东岸，如同2008年的那场华尔街“金融海啸”迅速蔓延至欧洲大陆那样，势不可挡。
姑且称这场占领为资本主义社会新兴的公民运动，它与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频繁发生的各类罢工、游行、示威等群众性集会抗议活动明显不同。这场占领以一种平和、持续、目标明确的方式进行，就占领者而言，其斗争对象是贪婪的金融界和企业界的巨富。依我看，这场运动直接触及和挑战的是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尤其是英美一致推崇的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制度模式，占领者试图改变的是国家、企业、市场、劳工等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严重失衡状态。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盛行，政府从社会主导退居次要地位，企业或市场力量十分活跃，上升为社会的主导力量，决定了市场运行规则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体系，劳工权利被持续边缘化。这一力量格局维持至今，社会财富分配天平始终倾向雇主。
从这场占领运动的目标对象、发生时间和地点来看，占领者具有十分清晰的战略意图。首先，他们不是采取常规罢工的方式，将目标对准政府，而是瞄准了金融企业。因为在经济遭遇危机和不断衰退之际，目前英国政府已经捉襟见肘，在调用财力和加快经济改革上的能力日渐衰微。因此，占领者只得将这场斗争的矛头直指那些偷税、减税的富裕阶层和不该享用高薪俸禄的金融界人士，试图迫使政府加快改革社会财富分配制度、制定新的税收法规体系，实现社会力量的新的动态均衡；其次，这场运动发生在2012年伦敦奥运即将举办之际，占领者也有意试图借助国际社会的力量，从国际舆论角度，敦促英国政府设法采取有效措施，尽快平息这场运动，这样伦敦奥运会才能如期举办。
这场看使“静悄悄”的运动，犹如滚滚岩浆，一旦喷发，势不可挡，必将触及社会深层，推动英国乃至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内容和价值体系的变革。
江时学：
“占领华尔街”和“占领伦敦”（以下简称“占领”）业已成为全球瞩目之重大事件，学术界当然应该给予必要的关注和研究。但在研究“占领”时，以下几个问题需要回答：
一是如何为“占领”定性。我认为，“占领”不是先进的政治力量领导的革命运动，而是少数人发起的群体性抗议活动。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占领”的目标不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参与“占领”活动的人也根本没有能力来实现这一目标。因此，过高地估计“占领”的动机是不符合实际的。
二是如何认识“占领”运动的起因。任何一个事件的起因是多方面的，占主导地位的可能只有极少数的几个。我认为，“占领”运动的起因主要是低收入阶层对现实不满，对极少数人在非实体经济领域获得巨额收入表示不满。当然，美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的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困现象与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多种弊端是密切相关的。
三是如何认识“占领”运动的成效及其影响。“战略”运动声势浩大，颇为引人注目，接连不断地成为国际媒体的头条新闻。这一运动无疑使许多人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弊端，但这样的示威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动摇资本主义制度？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善收入分配？能在多大程度上促使政府解决低收入阶层的面临的失业和贫困问题？
四是如何看待发达国家面临的问题。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完美无缺的。正确认识不同国家的缺点和成就有助于我们对自己有一个公正的评价，也有利于我们发奋图强，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有一篇探讨“占领”的文章使用了“发达国家陷阱”这一颇为值得商榷的提法。何谓“发达国家陷阱”？该文章说，它有2个特征，一是产业空心化，即把产业链中的脏、累、苦、贱的环节转移出去。二是国民的竞争能力两极化，即金融、研发和设计等领域的最优秀的社会精英攫取了全球市场的大量财富，而制造业和服务业中的中产阶级成员因失业而进入低技能的零售服务业。
国际学术界似乎很少有“发达国家陷阱”这样的概念。事实上，这一提法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是令人误入歧途的：
其一，全球范围内产业结构升级换代是天经地义的，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不能将之与产业空心化等同起来。此外，没有发达国家的这种产业结构调整，中国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根本不可能发展其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东亚的“雁阵模式”实际上既有利于日本，也有利于东亚的发展中经济体。
其二，我们天天在说创新，因为创新是提升中国经济结构的必由之路，而金融、研发和设计正是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将婴儿与脏水一起倒掉是不足取的。
赵晨：
“占领伦敦”与英国以往的民众抗议活动相比，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它不是英国自身的孤立运动，而是全球性民众抗议风潮的一个组成部分，与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等一道构成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社会问题爆发的最突出部分；
第二，它不是临时性的，具有持续性。以往全球性草根抗议活动常常发生在“八国首脑峰会”或是达沃斯论坛等世界政治、经济和学术精英聚首之时，向这些管理者表达自己的意见，并在世界媒体面前展现自己的力量。此次“占领伦敦”行动则具有长期性，抗议者在伦敦金融城安营扎寨，在帐篷里度过了圣诞节，持续吸引媒体关注，抗议强度加强。
第三，“占领伦敦”“攻击”目标比较明确，就是对金融业者不满。一方面是出于短期原因，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就是由于金融业疏于管理，投行们发明了次级债等过度杠杆化的金融衍生工具所导致，而西方政府又无偿拿纳税人，即普通老百姓的血汗钱去救助金融业，可这些受救助的金融业者还在享受高额薪金和奖金。另一方面，抗议者也是对二十年来发达国家金融业过于膨胀，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的现状发泄怒气。尽管英国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仍能够保证普通百姓的基本生活，但是社会不均的程度越来越大，使得普通百姓的心理愈加不平衡。
刘作奎：
“占领伦敦”运动的动机尽管是多元的，但基本上是抗议不合理的金融体制对普通民众利益的漠视和侵蚀，财富的不合理分配，部分还包含对就业、教育等具体社会政策的不满。
对于“占领伦敦”这种社会运动的效果既不能苛求其流于形式，也不能忽视其变革性潜力。不能苛求是因为，注重形式是社会运动的特点之一，只有通过一些象征性、符号化的具体行动才能明确表达出诉求，如通过占领伦敦的证券交易所、大学等具有象征性的地点来表达对不合理的金融体制和学费涨价的不满。抗议者本身并不想颠覆当下的主体制度框架，而只希望国家应增强制度容纳能力和制度弹性；不能忽视是因为，社会运动的效应具有累积性，通过持续不断的提出诉求来达到最终目的。从历次规模较大的社会运动发展进程看，如女权运动、和平主义运动、绿色和平运动，它们都不是靠一两次运动来完成的，而是有着长时段的积累、不断发酵的过程。具有一定规模和代表性的社会运动构成了改变不合理体制不可或缺的舆论场之一，运动参加者是改变不合理体制的重要力量。
就“占领伦敦”运动而言，还应值得关注的是社会运动在信息化时代的组织方式的变化，即通过更为便捷和有效的网络串联来提升运动的效率和影响。从“占领华尔街”到“占领伦敦”运动均可以看出，各种网络传播工具实际参与到运动当中，社交网站和MSN等交流工具发挥了很好的联络组织作用，维基百科派遣专业人员到运动现场报道来聚拢人气，微博、博客的私人记载丰富了对运动的多维理解，新闻网站的实时播报加速了信息扩散，搜索引擎则将这些离散的声音聚拢起来，形成一种强大的话语力量和丰富的价值表达方式。
这些“虚拟动员”大大降低了实际动员的成本，提高了实际动员的效率和规模。在上述网络工具没有普及之前，社会运动很大程度上要囿于地域限制并依赖新闻媒体的偏好，若想产生影响，社会运动组织的地点、环境和主题选择均受到限制。如今，民众感兴趣的内容只要虚拟组织得力，就会变成有影响力的能量。社会运动的话语选择权已经由政府和权贵资本控制的媒体逐渐转向草根的价值偏好，并且日益常态化。
张海洋：
时至今日，“占领伦敦”运动已经持续了三个多月，与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欧洲央行门前的抗议运动，以及西班牙的愤怒者运动一样，“占领伦敦”成为了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草根社会反抗不公正的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一环。
一部分部分西方精英专家和“主流”媒体对“占领伦敦”运动嗤之以鼻，在他们看来，这种草根运动在西方社会司空见惯，看似声势浩大，但却形式大于内容，只是以情绪的发泄为主。英国首相卡梅伦，更是将伦敦示威者在圣保罗大教堂前安营扎寨的行为，讽刺为“一种昏睡状态下”的抗议。然而，尽管精英们对占领伦敦运动的意义和影响仍轻描淡写，这场运动已经展现出了与传统街头政治运动不同的几个特色：
首先，“占领伦敦”运动借用哈耶克的思想，提出了具有创新性的政治运动观念，哈耶克认为，真实经济的标志是在一个自愿结成的合作体内分配才智，而“占领伦敦”的倡导者们，则把这一理念引入了政治实践，正如“占领伦敦”运动的一位领导人在金融时报上指出，“我们在提出任何政策提议之前，都必须把各种不同偏好都考虑在内。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我们的运动更像一种市场行为，而不像企业董事会开会，或者充斥着游说活动的政治活动——我们的想法虽然激进，但是是正义的，是民主协商的结果。”
其次，和传统的以宣泄为主的街头运动不同，“占领伦敦”运动不但因循了甘地“非暴力运动”的传统，而且提出了非常实质性和具体化的政治诉求，比如政府税收监管制度的漏洞，住房政策的改革，以及更加公平的社会薪酬制度，这些问题直指当今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具有深厚的现实基础，不但会引起公众的共鸣，也必然进一步刺激英国政界的思考和回应。
第三，这场运动以反体制为起点，但却不是为了反抗而反抗。相反，他们重视主流政治精英中观点接近的同盟军。在税收监管改革问题上，他们对工党领袖加强金融活动透明度的呼声表示欢迎，并将此事付诸于公共媒体讨论。这种建设性批评和建设性合作的态度，无疑使草根街头运动的发展空间得到了拓展。
目前，“占领伦敦”运动已经开始在英国的严肃政治舆论中占领越来越多的市场，这一运动的重要意义，是在资本主义制度面临僵化和危机的情况下，以反体制为旗帜，创造了一个体制外的充满活力的严肃公共空间，动员公众并敦促政府，对资本主义的体制进行深刻的反思。从长远看，这种体制外公共空间衍生的批判性思考，将是“占领伦敦”运动，以及西方其他类似社会运动存在的重要价值，也是西方社会自我纠错能力的重要体现。
张金岭：
从其实质诉求的角度来看，占领伦敦运动的目标指向并不是十分集中。在此占领运动中，有人借以反对战争，有人抗议失业，有人向金融制度表达不满，有人向英国的医保改革说不，有人批评不公平的税收政策，等等。
在2011年刚刚经历了一场暴力骚乱的英国不能不重视这场以年轻人为参与主体的占领运动。社会问题的日益积聚让众多年轻人对其未来深感忧虑。受到“占领华尔街”的启发，抗议继续成为他们宣泄不满的工具。
在这场逐渐蔓延全球的“占领”运动中，最核心的两个关键词应当是“动员”和“占领”。动员起心中有诸多不满的人，团结与汇集更多的声音，借“占领”之举表达不满，并希望使其成效最大化。
从媒体的报道来看，占领伦敦运动有着比较完善的组织保障体系。尽管运动参与者占领了伦敦圣保罗教堂前的场地，但他们有自我约束的“纪律意识”，比如要求参与者尊重公共秩序、不允许饮酒，现场垃圾分类回收等；她十分注意参与合作，组织者中有专门的技术人员，以帮助搭建帐篷、严查防火等，同时还组建了食品捐助与分发的服务团队，参与者互有分工。这些表达不满的英国人想以“文明”的方式表达抗议，让运动本身保持在现有体制内的“合法性”，以期获取好的结果。应当说，英国人的这场占领运动表现出了一定的理性，但是对照于他们诉求目标的实现，借抗议期待政府进行改革的愿意所能带来的成效并不明显。只有全民积极地动员起来，为社会改革的举措献计献策，共同探寻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立新的体制，才是根本的解决之路。
需要注意的是，类似“占领华尔街”、“占领伦敦”等活动，已经明显地表现出了具有全球性的社会运动的特质。而且，在其延展进程中，网络串联成为占有主导地位、发挥重大作用的组织方式。网络串联所具有的动员力量是不容忽视的。
张磊：
始于2011年9月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不仅蔓延到美国多个城市，而且向全球多个国家扩散。这场抗议活动受到了“阿拉伯之春”运动的启发，反对经济不平等和维护99%的普通民众的利益是其主要目的。2011年10月，“占领”行动开始在伦敦上演。抗议者在声明中表示，当前的制度既不民主，也不公正，改革势在必行；拒绝为银行危机埋单；要求结束不代表人民而代表大公司利益的民主；实现真正独立的监管；支持捍卫健康服务、福利、教育和就业的行动，要求朝着真正平等的全球体系进行改变；建立使未来子孙获益的可持续的经济体系等。“占领”行动还在社交网站上吸引了大批粉丝的支持。
抗议活动是西方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英国唐宁街、议会大厦对面长期都有抗议者的帐篷存在，大学的理事会会议中也常常出现抗议校方决定的学生，地铁、码头等工人也三天两头罢工。近年来，英国的贫富差距日益增大。据统计，英国最富裕的10%人口的人均资产价值为85.3万英镑，最贫穷的10%人口的人均资产只有8800英镑，相差近100倍。人们的不满情绪逐渐积累，对未来的忧虑日益增加。英国媒体也对政府批评不断，认为联合政府面临着内忧外困：经济疲软、医疗保障制度和刑法制度的改革不力、卷入海外战争等。欧洲债务危机进一步加剧了英国政治制度的压力，罢工抗议浪潮不断出现。“占领”行动是英国人民不满情绪的爆发，是社会力量对经济力量的反向运动。进行改革，使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关系重新达至平衡势在必行。
刘衡：
从形式上讲，“占领伦敦”运动只是效仿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并无新意，正如创建“占领伦敦”Facebook组群的凯瓦格拉说：“华尔街抗议者鼓舞了我们”。但是，鉴于2011年8月英国刚发生了始于伦敦的大规模社会骚乱，通过极端形式表达诉求的方式不仅触犯法律，而且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令普通民众反感。“占领伦敦”运动虽然在法律上仍有可争辩的余地，但是采用既相对平和又能吸引眼球的抗议方式，除了能表示有人“站出来，发出自己的声音”外，在道义上可以博得更多的同情，而且给自身和当局都预留了更多的回旋余地。在伦敦，一段时间内，除针对“1%”的“占领伦敦”运动外，不时有诸如反对战争、抗议失业、抗议学费上涨和抗议养老金制度改革计划等游行和罢工活动，它们相互呼应，通过多种方式表达民众诉求。当然，相信抗议者们也明白，欲改革财富分配和解决社会问题，甚至反省资本主义，仅靠这些非建设性的抗议方式，恐怕难以如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