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所学者笔谈：如何认识欧洲转型
江时学：
欧洲转型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课题。这个课题既有理论性，又有现实意义；既有时代感，又有历史纵深度；既有利于加深中欧之间的相互了解，又能推动中国欧洲研究学术界的学科建设。
在研究欧洲转型时，必须首先要搞清楚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欧洲转型的定义、内涵和外延是什么。中国1978年后的政策调整被叫作改革开放，前苏联和东欧的剧变是一种天翻地覆的“转轨”，拉美在1990年代实施的“四化”（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国有企业私有化和经济体制市场化）被视为发展模式调整。欧洲转型的内容是什么？这是我们必须要回答的大问题。
二是欧洲转型始于何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前苏东地区的转轨以及拉美发展模式的调整都有一个公认的时间起点。欧洲转型始于何时？始于二战结束还是冷战结束？始于《里斯本条约》的问世还是欧元诞生？始于欧盟的扩大还是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
三是欧洲转型的目标是什么。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前苏东地区的转轨是为了在政治上实行多党制、三权分立，在经济上搞私有制；拉美调整发展模式的目标实际上就是如前所述的“四化”。欧洲转型的目标是什么？
就学术研究而言，探讨欧洲转型最好能在2个层面和三个维度上展开。两个层面是国别的层面和欧盟（或是整个欧洲）的层面。换言之，不同国家的转型是各不相同的，但也有共性。这些异同之处的整合构成了欧盟（或欧洲）的转型（即第二层面）。
三个维度实际上也是研究的三个不同的切入点（或曰三个要素），即“为什么要转”，“如何转”以及“转得怎么样”。
“为什么要转”（亦即转型的动机、动因）不外乎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外部因素不外乎全球化趋势的加快、科技革命的发展以及世界格局的变化，等等。内部因素则比较复杂。
研究“如何转”最难。其难度在于：既要考虑国别层面上的差异性和共同之处，又要重视、归纳整个欧盟（或欧洲）的大趋势；既要关注政治和经济，也要研究社会、外交等领域的转型。
判断欧洲转型是否成功的难度在于我们无法得到一种衡量、判断欧洲转型成效的客观而公正的标准。小平同志说过，评价中国改革开放成功与否的标准是“三个有利于”。欧洲国家的领导人没有这样的智慧。
张健雄：
“欧洲转型”运动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欧洲长期来受“欧洲病”所困，经济增长乏力，经济缺乏竞争力，科技和体制缺乏创新力，在国际市场上受制于美、日。欧洲各国掀起了变革风潮。国家层面的变革针对欧洲国家与全球化最不适应的短板进行。
一是大规模进行私有化，以克服国有经济比重高带来的低效率和财政负担。许多国家传统的国营部门，如航空公司、铁路公司、电力公司、自来水公司等，通过股份出让私有化，如英国航空公司、荷兰皇家航空公司、意大利的ENI等等，都转变成民营企业。
二是削减福利。欧洲国家是传统的福利国家。高福利制度有利于社会稳定，但过高的福利水平不仅加重国家财政负担，而且提高生产成本，挫伤投资者积极性，鼓励懒惰，导致劳动力市场呆滞，失业率居高不下，使得欧洲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低于美国和日本。在这个变革中，以高福利著称的欧洲北方国家如瑞典、荷兰、英国等都大力削减福利水平。如荷兰，重新甄别残疾人、医院每年加收首次诊疗费用等等。
由于认识到克服“欧洲病”的必要性，这次变革也得到了左翼政党的大力支持。布莱尔的工党政府的“第三条道路”声称兼顾公平和效率，实际上是向保守党政策看齐。第三条道路使工党对经济的管理颇见成效并罕见地获得连任。这就是欧洲国家层面“转型”的开端。
欧盟层面的转型力图以泛欧洲的力量提高地区的竞争力。欧洲一体化运动本身就是旨在提高竞争力的转型，但是在八十年代以前，欧洲一体化往往是走一步退半步。成员国之间以邻为壑，内部大市场建设乏善可陈。
八十年代中期，欧共体推出“单一欧洲法”，提高了决策效率，有效地实现四大自由流通，巩固了内部大市场。九十年代初，建立货币联盟，发行单一货币，将内部市场最后的壁垒清除。九十年代建立的欧洲联盟是欧洲转型中的一次飞跃，进一步统一意志，提高决策效率。
欧盟的科技政策有效地将各国科研力量积聚起来，避免国家层面的重复操作，集中力量攻克科研难题，如：阿丽亚娜宇航工程、空客大型客机的研制、伽利略卫星定位与导航系统，以及众多的尖端实验室，大大提高了欧盟与美国和日本的竞争力。
欧洲层面的转型是一体化适应全球化形势的深化过程。欧洲在推进欧洲转型中采取了许多措施，有些颇有成效，有的并没有马上成功。例如，欧盟提出的旨在提高就业率和科技创新的“里斯本战略”就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欧盟的“欧洲宪法条约”计划最后在妥协的基础上以“里斯本条约”的面目面世。欧元区遇到重大挫折，前景还很难预料。
张敏：
欧洲转型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维度去分析。最近欧盟领导人在不同场合的讲话或表态，似乎更能反映欧洲转型的内容、方向、态势及挑战。
巴罗佐在2012年的国情咨文中提出了欧盟未来发展目标，号召欧盟成员国“齐心协力、同舟共济”，通过不断深化欧洲一体化，确保欧元区的稳定；通过巩固经货联盟和推动政治联盟建设，进而建立民族国家联邦制。我认为，巴罗佐的这一讲话至少可以为我们分析欧洲转型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在我看来，巴罗佐的国情咨文表达了多层涵义：
首先，巴罗佐明确界定了欧洲债务危机产生的根源：欧债危机始于经济危机，由于这一危机的持续蔓延和不断加剧，进而引发了金融、社会、政治、信心等系统性危机，危机发生的原因在于：欧元设计中的结构性缺陷、公共财政状况不可持续性以及欧盟部分成员竞争力下降。
其次，这场危机的不断升级、旷日持久折射出当今欧盟成员国之间缺乏信任、凝聚力下降、欧盟领导人缺乏审时度势、应对危机的自信心和果断力，欧盟成员国的政治家们普遍缺乏规制意识和行动意识。
第三，欧洲需要新思维和新理念。所谓的创新思维体现在经济、政治、社会价值等多个领域：经济上应加快结构性调整和改革、创新研发体制和提升竞争能力；政治上应寻求政治途径来应对政治危机；推崇欧洲自由、民主、法制和团结的价值观；创造独特的欧洲模式，发挥欧盟在世界事务中的主导地位。
巴罗佐的国情咨文尽管篇幅不大，却涉及到了如何应对欧债危机、推动经济改革、建立政治联盟、创新思维和更新观念、完善欧洲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等多项内容，起到了“鼓舞士气、树立信心”的作用。更为醒目的是，巴罗佐大胆地提出通过制定政策、完善机制以及修改法律条文，逐渐迈向欧盟民族国家联邦制。建立联邦制或许是欧盟未来发展的一种明智选择，但是通向民族国家联邦制的道路需要应对当前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没有成员国之间财政政策的高度协调、没有共同的金融监管机制和政策、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联盟建设，欧盟要创建民族国家联邦制或许是不现实的，至少就现在而言。难怪巴罗佐在国情咨文中也探讨了这一目标的现实性与非现实性。
赵晨：
这是一个飞速变革的年代，适应力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保持自身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和社会和谐的必要的“本领”。欧洲这片诞生了工业革命的“老大陆”，在21世纪面临诸多威胁到其现有地位和生产生活模式的新挑战。现在看起来，欧洲的精英阶层已经充分意识到欧洲的问题，并已经在推动欧洲在经济、政治、科技、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进行转型，以适应，或者是领导世界潮流，在世界事务中继续扮演重要角色。
下面仅以气候变化问题为例来看欧洲转型。气候变化，特别是全球变暖当然会使人类未来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但欧盟如此积极地推动所有成员国实行二氧化碳减排，推广新能源替代措施，与其能源战略和经济增长战略有密切关系。能源上，作为一个主要化石能源进口地区，欧盟国家的能源供应需要依赖中东、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既要付出高额经济成本，又要应对地缘政治风险。如果欧盟成功转型成为一个以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源为主的经济体，就可以摆脱上述能源依赖。经济上，根据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经济增长需要不断淘汰传统产业，让资源向新产业集中。欧盟大力度发展新能源，也是希望以此作为新技术革命的抓手，实现新产业革命，使得欧洲经济重新焕发青春活力。
欧洲人转型的决心是很大的，还以气候变化为例，瑞典政府目前设想的目标是到2030年汽车和轮船不再使用化石能源，就是说不烧汽油了。丹麦政府计划在2050年之前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在丹麦境内不再将煤、石油作为燃料使用。可以想象，如果欧洲转型成功，必将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巨大影响。
张金岭：
对于欧洲转型，我一直将之当作一种社会过程来看待，而不是着力于其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关注的是欧洲各国社会发展变革的进行时，对其未来发展的朝向、具体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变革结果等问题，并不是现在就能给予明晰答案的。
任何一个社会都处在持续变革与转型的过程中。关注一个社会具体变革的过程，借以“长时段”的眼光去分析，才能够把握其不同阶段的本质特征。对于欧洲转型的研究，我们应当“小处着眼，宏观考量”，善于从细微处去分析其变革的动向。于此，我们应当把握两个基本要素：一是理念，二是制度。换句话说，在欧洲社会不断发生变迁的进程中，欧盟与欧洲各国在不同的领域内改变了或把持着什么样的价值观念，于此又对应着什么样的制度建设。这两个层面的知识需求，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建设最有启发意义。
欧洲转型（或者说欧洲目前所进行的持续变革）对于世界的影响将会是深刻的，面对政治制度、经济治理、社会结构等层面上出现的问题，欧洲急需革新理念，建构新的制度。作为试验田的欧洲将会为世界带来新的理念与制度实践，如同它在历史上给世界所带来的诸多思想与制度财富一样。
当然，欧洲经验肯定是有局限性的。它对世界的影响也必然有积极或消极的层面，对此影响，我们在短时期内难以判断其客观成效，但应当时刻存有深刻的鉴别能力，去伪存真、防微杜渐地及时发现并避免消极影响的出现。
我对欧洲的未来持有乐观、积极的态度。且不论欧洲先进的科技实力将继续领先，亦不谈欧洲社会的发展已经积淀了深厚的物质与制度基础。我更看重的是欧洲将仍旧是人类社会新思想、新理念的“试验田”，是个出思想的地方。但其社会制度变革的方向如何，欧洲人应当还处于继续思考与调试的过程中。
刘衡：
“欧洲转型”包括“欧洲”和“转型”两个词。短语结构方面，可有两种理解：偏正结构的“欧洲转型”中，“欧洲”修饰“转型”，重心是“转型”，强调的是对转型状态的静态描述；主谓结构的“欧洲转型”中，“欧洲”是“转型”的主体，重心仍是“转型”，强调的是具体的动态转型过程。因此，理解“欧洲转型”首先要理解“转型”。从字面含义看，“转型”是指事物的结构形态、运转模型和人们观念的根本性转变过程。一般用“transformation”对应“转型”，前者的英语释义是“a complete change in sb/sth”，指事物的彻底变化或改变。可见，中英文都强调“转型”的根本性或彻底性。
基于上述理解，欧洲转型既包括转型的动态过程，也包括对这种动态过程的静态描述，是过程和状态的统一。放在宏观的历史图景中，欧洲转型是指二战后欧洲从一个四分五裂的战争欧洲向团结向前的和平欧洲之根本性转变，即欧洲一体化。毫无疑问，在一体化过程中，欧洲的结构形态、运转模式和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当然，同一转型主体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状态及其与客观环境（如国际格局）的适应程度，决定了转型内容和方向的多样性。因此，欧洲一体化的内容涉及众多领域，如经济、政治、科技、法律等，一体化的方向及其朝这个方向前进的方式也不总是确定无疑，巴罗佐所谓欧洲“国家联邦”之类的说法也就不足为奇了。欧洲一体化仍处于不断“化”的进程中，欧洲的“型”也仍在不停地“转”。
同时，“转型”是主动求新求变的过程，是一个创新的过程。转型的这个特质更有助于我们从微观上理解欧洲转型，因为在转型这个大框架下，诸如欧洲的政治、经济、科技等各领域不总是在不断发生根本性的变革，更多是一种朝向转型大方向的不断调整、过渡或者变迁。这个意义上，欧债危机本身不属于转型的一部分，但是欧洲积极应对危机的各种措施和行动则构成转型的重要内容。就法律领域而言，一方面，欧盟法的产生和变迁是欧洲转型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欧洲的转型必然包括法律的根本变革；另一方面，欧盟法的功能和作用为欧洲转型的深化提供动力，法律的创新推动欧洲的持续转型。其中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使用法律语言来界定欧洲转型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状态，某种程度上，欧盟基础条约一直在回答这个问题。
（联系 江时学：jiangsx@cass.org.cn）
（联系 张健雄：zhang-jx@cass.org.cn）
（联系 张敏：zhangmin@cass.org.cn）
（联系 赵晨：zhaochen@cass.org.cn）
（联系 张金岭：zhangjl@cass.org.cn）
（联系 刘衡：liuheng@cass.or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