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所学者笔谈：如何看待国际关系中的预测
胡琨：
人类文明之所以能达到今天如此的高度，科学的贡献尤为巨大。培根的“知识即力量”和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开启了人类基于自身理性向未知世界领域进发，获取“确定可靠”知识的进程。这一进程随着牛顿物理学的出现而达到顶峰：借助万有引力定律，人们不但可以解释物体的存在及其机械运动过程，还可以对此作出精确的预测。牛顿物理学也因其此种精确性与预测效果，而成为现代科学的典范：如果预先计算物体运动是可能的，那么为什么不能找出“人的运动规律”，甚至“社会运动规律”，从而对人的行为和社会发展作出精准的预测呢？这一理想深深塑造了近现代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发展，直至今天仍被许多人奉为圭臬。
在牛顿的世界（包括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里，尽管存在着变化，但这种变化都是在一个稳定不变的运行规律中发生，因此，变化本质上是有序稳定且可确定的，对于变化本身来说，过去与未来没有任何区别。这一预设自达尔文进化论出现始，就不断遭遇挑战，波普尔提到“常识倾向于认为每一事件总是由之前某些事件所引起，所以每个事件是可以解释或预言的。…另一方面，…常识又赋予成熟而心智健全的人…在两种可能的行为之间自由选择的能力”，这一“决定论两难”令人们不禁要问：未来是给定的，还是不断变化的结构呢？
鉴于经典物理学在其适用领域长期被视为是终极完善的，这些挑战并没有从根本上撼动其作为科学典范的地位，直至非平衡物理学和起源于混沌概念的不稳定系统动力学出现。普里高津创造性的工作表明，与经典物理学强调的有序与稳定相悖的是，起伏、不稳定、无序、多重选择、有限可预测性和变化的不可逆性存在于各个层面。自然法则的意义因此也就发生了根本变化，不再是表达确定性，而更多是可能性，是一个沿时间方向不断演化的概率事件。物理学因此陷入某种“预测困境”，而以之为典范的人文社会科学，自然无法不去反思：确定性难道不是一个错觉吗？事件果真可以预测么？答案是不证自明的！
即使物理学本身没有发生如此深刻的变革，但只要承认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就无法回避，基于人类理性的科学永远无法提供完全“正确”的终极理论。科学发展史证明了这一点：新现象的不断出现，导致一个个范式被新范式所取代，而新范式本身又成为下一次库恩式科学革命的对象。科学致力于解释所有现象，却无法永远自圆其说，一种理论是否科学，恰恰取决于其是否具有此种“可证伪性”。因此，任何一种理论本身最终都将被证伪，那么，基于此种理论所作的各种预测，又何必去纠缠其所谓“正确性”和“客观性”呢？
尤其是社会科学，就如胡塞尔所论，社会科学无法如自然科学一般，将观察的、实验的和认知的主体从观察、实验和认知中排除出去。社会系统是各种行为主体及其各类行动的集合，学者及其研究（包括可能的预测）行动本身从属于这一系统，并与系统内其他行为主体进行互动，从而对社会系统的变化产生影响。就此而言，与其关注社会科学预测作为一种结果是否会得到印证，不如考察其作为一个过程如何影响社会系统的变化，方是更科学的态度。
江时学：
国际关系能否预测？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有无“章鱼保罗”？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谓Yes and No.
国际关系中的有些问题确实可以预测。例如，中国和其他一些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在未来必然会上升，美国的相对实力必然会下降，和谐世界必然会实现，欧洲一体化进程必将继续推进，欧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重要性会进一步上升，……。
除上述大趋势以外，对国际关系中其他方面的预测则是极为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谁能预测乌克兰危机以及朝鲜和伊朗的“核危机”会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得到解决？谁能预测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将在何时再次陷入军事对峙？谁能预测伊拉克和阿富汗政局将在何时以什么方式取得稳定？谁能预测奥巴马的继任者是谁？……
“章鱼保罗”也无法知道上述预测的结果。
国际关系之所以难以预测，主要是因为我们无法获得足够的信息。众所周知，国际关系的发展进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而每一个因素也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面对各种因素的相互交叉的影响，要对国际关系作出正确的预测无疑比登天还难。
乌克兰危机已持续数月。就目前态势而言，乌克兰危机的走向与俄罗斯的立场及西方国家制裁俄罗斯的力度有关。俄罗斯会采取什么政策？普京的如意算盘是什么？欧盟和美国的战略是什么？回答这些问题是极为困难的，因为有些因素是有关国家的高度机密。不了解这些机密，我们如何预测乌克兰危机的走向？
2007~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英国女王曾问英国经济学家能不能预测这一危机。她得到的答复是“不能”。但国际上有人却认为，他们成功地预测到了这一金融危机。
一位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曾说过，2007~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与美国次贷危机息息相关，而在危机爆发之前，国际学术界少有人知道次贷危机与深奥难懂的金融工程有关。自称成功预测国际金融危机或美国次贷危机的人，是否懂得金融工程？仅仅说美国早晚要爆发金融危机，不能说是成功地预测到了危机。只有说出什么性质的危机因什么原因而在何时何地爆发，才是真正的“章鱼保罗”。
刘作奎：
笔者在听卢凌宇老师讲座时，有人发言提问国际关系是否是可预测的，他本人谨慎地回答，有些问题和领域可以预测，有些问题和领域不可预测。
其实要回答这个问题，还是要界定一些标准和规范，而不能泛泛地讲国际关系能不能预测，因为如果大家提出的话题范围、语境、期望值不一样，那么结果可能会大有不同。
首先就国际关系来说，这个学科涉及的范围就太过宽泛。如果国际关系研究或探讨的范围都界定不准，何谈预测呢。因此，在探讨预测这个问题之前，尚需要界定你所研究的国际关系应涵盖哪些领域。举个例子，如果国际关系涉及到民主选举问题，则这个话题在某些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预测的。如果国际关系涉及民主制度什么时候会终结，则这个话题因涵盖的要素太多难以穷尽、逻辑链条太长而难以预测。
还有一个问题似乎大家都忽略了，就是可预测和能不能预测准事实上是两回事。只不过人们在探讨这个问题时，将个人的期望值因素加入进去，认为只要是可预测的就一定是准的，不准的就是不可预测的。事实上，预测意味着人们根据一定的要素和逻辑推理得出结论，这意味着它是可预测的。但预测的风险在于由于某些意外的要素的加入或者没有考虑到的要素的影响导致预测失准，但你不能说是不可预测的。如果所框定的话题范围足够具体，考虑到的主体要素基本能涵盖，逻辑推理符合事件的发展规律，则很大程度上它是可以预测的。如果涵盖的话题不明确，主体要素很难包括进来，则与抓阄算命并无太大差异，只能是一个五五开的猜测游戏。
有的老师从政策分析的角度对国际关系是否可以预测提出质疑，指出因为决策的复杂性导致信息不对称，难以对决策结果做出预测。比如说我们不是政治局常委，不知道他们想什么，讨论什么了，导致决策的结果不得而知。事实上，这是加入了期望值要素。自然科学的某些研究则对预测表现出更为达观和开放的态度。即事先可以有研究假设、研究要素的总结、研究逻辑的论证。也许结果是不准的，但由此导致其他重要结论的发现，或者自己的预测是错误的，同样也是非常珍贵的。好奇心支配着人们去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人们这份好奇心如果能发现更多有价值的结论，这才是科学研究所真正追求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预测本身代表的是一种进取和探索的精神，是值得鼓励的，不管结果如何。
孙艳：
我认为，国际关系的预测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不无关系。
有关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问题是一个学界长期讨论的话题，在国际关系学科中也不例外。一般来讲，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上来讲，中国和欧洲比较相似，都比较注重思辨，即从概念到概念的分析。而以北美，特别是美国学者为代表的，更注重实证和数据分析，比如美国的教授在教授一个概念时，往往利用很多实证分析去支持概念的逻辑。重视数理分析推出结论的方法，往往结论非此即彼，或选择性利用数据推出与假设相符的结论，即推理的过程和运算非常科学一丝不苟，而结论却并非100%合理；而从概念到概念的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也存在过于主观性问题。
记得上个世纪80-90年代，美国的许多经济学家对“宏观经济实验室”的探索——将选取的相关宏观经济指标导入数据库，以期“预测”未来世界宏观经济走势。其实，归根结底，即使在国际政治格局或国际关系领域进行预测，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前瞻亦十分相似：即只能根据以往数据推算出未来发展的大方向和大趋势，而不可能精算出具体的某年某日的具体事件，以欧洲债务危机为例，欧洲联盟的缔造者早已预见到欧盟的制度缺陷或早或晚会带来的问题，却无法精确预测此次主权债务危机会经由美国“次贷”引发经由大西洋彼岸带入欧洲而引起的长期经济停滞、社会动荡并进入制度改进过程。因此，本人认为，对世界经济宏观发展的预测都只是趋势预测，更何况在国际关系中引入“预测”研究。预测研究的目的在于前瞻和提前掌握世界政治格局变化的大趋势，及时调整本国战略，而非精确到具体事件，如果“预测”科学能精准定位历史大事，那“人的有限理性”前提都将不复存在。
另外，预测研究的方法，正如前文所述，单独的数理运算或思辨分析都存在逻辑的不严密性，如能两者结合会更好，当然前提是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掌握充足的相关文献和具一定的理论基础。
张海洋：
我认为，国际关系预测的主要难点在于两个方面，一是相关问题的变量过多，难于把握，二是两个以上的多个变量之间，往往会出现复杂的互动关系。在特点事件变量较多且制度化水平较低的情况下，预测确实困难。客观的说，依靠传统的学科工具，在国际关系领域的预测研究有很多瓶颈。一方面，我们无法像自然科学采用实验法，另一方面，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使我们的观察只能着眼于局部取样，面对复杂性问题，取样法显然先天不足。
然而，科学是在不断发展的，学科工具也在发展。需要看到，在大数据时代，我们拥有了一些传统上不具备的新型工具。举例而言，谷歌公司通过分析全球各地人们使用谷歌搜索引擎搜素感冒治疗方法的数据，可以判断哪些地方有可能爆发流感，其判断的可靠性非常高。这种大数据时代对海量数据的分析，其方法论并不复杂，实质上就是社科领域最基本的相关分析，然而，这种方法的惊人之处，在于其对客观事实的观察和描述，是建立全样本而非抽样的基础上，这就使观察法这一最基本社科方法的可靠性发生了质的改变。简单的说，可以对全球所有有互联网地区人们的特定行为进行较为精确的描述。事实上，在商业领域，部分企业已经用这种方法来预测顾客的购买倾向，在国际关系领域，我们完全可以严肃的考虑这种方法的可用性，比如可以通过分析全球互联网搜索引擎中所有有关自杀式炸弹制作方法的搜索数据，来定位和预测极端恐怖主义行为。由于技术的发展和分析软件设计的不断改善，数据挖掘和数据采集的成本不断降低，大数据在国际关系应用中的知识门槛也在不断降低。如果我们能有效的汲取其他学科领域的营养，不断修正国际关系领域的学科工具，国际关系的预测仍是大有可为的。
（联系 胡琨：hukun@cass.org.cn）
（联系 江时学：jiangsx@cass.org.cn）
（联系 刘作奎：liuzk@cass.com.cn）
（联系 孙艳：sunyan@cass.org.cn）
（联系 张海洋：zhanghy@cass.or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