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红波接受中国社会科学网采访,五十年来中国意大利研究的进程与意义

2020年是中国与意大利建交50周年。50年来,随着中意两国关系发展的深入,中国的意大利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目前,意大利研究在中国的发展状况如何?存在哪些问题?意大利研究对欧洲研究乃至其他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意义是什么?带着这些问题,近日,本网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欧洲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意大利骑士勋章获得者罗红波。在她看来,50年来,中国的意大利研究经历了逐渐成长发展的过程,目前处在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尤其在政治、经济与对外关系领域,相关研究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可以说中国的意大利研究有着光明的未来。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如何评价中意建交以来,中国意大利研究的发展?

罗红波:中国的意大利研究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部分来介绍。从狭义来讲,主要包括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历史等以解答现实问题为导向的研究领域;从广义来讲包括哲学、文学、宗教等对抽象问题的研究范围。

谈到近五十年来中国的意大利研究,我想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两国建交初期。1970年11月6日,中国与意大利在法国巴黎签署了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在建交之初,中国的意大利研究几乎从零开始。1971到1974年之间,研究进展缓慢,中国没有出版一本关于意大利研究的书籍。但是,1975年与1976年,意大利研究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中国出版了两本相关书籍,分别是《意大利简史》和《意大利选择欧洲》,均是英文译著。同时,国际形势的变化也引起中国对意大利的关注。再加上20世纪50至70年代,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迎来了相对长久的稳定,加上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速,西欧国家的发展迎来了新机遇。当时,意大利经济发展经历了黄金时期,出现了近二十年的“经济奇迹”。意大利的发展也引发了国内专家学者对意大利研究的兴趣。

第二个阶段是从中国改革开放到2003年。我个人认为,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意大利研究始于改革开放。当时,邓小平同志根据中国的发展状况和国际形势评估后,做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科学论断。邓小平指出,“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可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改革开放的春风推动着中国的国别区域研究发展,同时给意大利研究带来了新的生机。

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意大利研究经历了快速的发展。其中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西欧所(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的成立。这意味着我国的意大利研究有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同时拥有了固定的人员编制。我于1982年5月调到社科院欧洲所做意大利研究。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共有7名通晓意大利语的意大利研究学者。除了我以外,还有外国文学所的吕同六和吴正仪、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戎殿新、哲学研究所的田时纲、宗教研究所的任延黎和世界历史所的陈祥超。这7名学者组成了当时国内最强的意大利研究队伍。直到今天,中国社会科学院仍然是国内意大利研究最重要的基地,在国内意大利研究领域起着核心作用。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达成了人员交流协议,为相关研究人员到意大利进行实地调研提供了有利条件。1986年,社科院欧洲研究所与意大利的阿涅利基金会(La Fondazione Agnelli)达成了合作协议,专门资助意大利研究。中意两国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带动了国内意大利研究的快速发展。1988年11月,中国欧洲学会意大利研究分会成立,为国内意大利研究学者搭建了一个强有力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平台。

20世纪80至90年代,根据我国经济改革的需要,学者们撰写和发表了许多关于意大利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的研究报告和论文,有戎殿新撰写的《意大利农业现代化的问题和对策》(研究报告)、中国人民银行张恩华撰写的《意大利银行信贷控制及其对我们的启发》、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黄永久撰写的《意大利跨世纪的改革战略》……我在1991年和1992年先后参加了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研究,撰写了《意大利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方式》(研究报告)和《意大利西北工业三角区的改造与振兴》(研究报告)。这一时期,我国的意大利研究出现了的发展,最重要的标志是有关意大利经济研究的专著数量大增,整体研究质量有了很大提高,对国内经济改革和学术研究有着重要影响。其中影响较大的专著有《从信仰到理性——意大利人文主义研究》(张椿年著)、《意大利工业化之路》(戎殿新等著)、《中小企业王国——意大利》(戎殿新等著)、《意大利统一史》(赵克毅等著)、《罗马继承法研究》(费安玲著)、《意大利刑法纲要》(陈忠林著)等。

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外,中国政法大学也是意大利研究的重点基地之一,以研究罗马法、意大利民商法和比较法学为主。在20世纪80年代,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先生将罗马法与意大利民商法引入国内的法学课堂,培养了一批罗马法研究生与博士生。1992年5月,中国政法大学成立了罗马法研究中心,研究中心翻译了大量的罗马法历史文献和意大利的近代和现代法律的文章。而且,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撰写了大量的专著。

第三个阶段始于中意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2004年。这一战略举措使国内的意大利研究进入了快车道。2004到2013年,仅社科院欧洲研究所与《意大利经济评论》杂志合作,就出版了8本关于意大利经济发展和中意经济比较的专著。2020年12月11日,中国欧洲学会意大利研究分会举办了主题为“意大利研究在中国”的学术研讨会。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学和罗马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费安玲在题为“穿梭于历史与现实的理性中:意大利法律研究在中国”的报告中提到,从1982到2020年3月,中国政法大学共发布了1726篇成果,其中关于近现代法的文章是334篇。除此之外,我国史学界也越来越重视对罗马史和意大利史的研究。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张雄在题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结合一一意大利历史研究在中国”的发言中提到,据不完全统计,在最近20年里,关于古罗马研究和意大利史研究的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就有280多篇。

50年来,意大利研究经历了逐渐壮大的过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意大利研究迎来了高潮,建立了多个研究机构,形成了稳定的研究队伍,发表了大批学术成果,培养了众多硕士和博士生,增进了中外学术交流与合作。最近20年,发展最快的学科是法学、经济学、历史学与中意文化交流史研究,而文学和哲学主要是以意语原著翻译为主。今天,意大利研究在国内不断发展,正在成为区域与国别研究中较为强大的力量。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认为中国的意大利研究目前还存在哪些问题?目前国内对这些问题采取了什么解决方法?

罗红波:今天,意大利研究的薄弱环节是如何让意大利语与意大利研究有效对接。目前,许多懂意大利语的教师没有学科背景,导致他们很难从事研究工作,即使会做研究也基本上侧重在语言文学方面。同时,许多想做意大利研究的专家学者不懂意大利语,这容易造成两种问题,一是无法通过第一手材料研究意大利。如果无法获得一手材料,通过其他语言的翻译可能产生理解偏差。二是不易稳定研究队伍。一些专家学者由于不懂意大利语,限制了其对意大利研究的长期关注。此外,由于一些专家学者的研究方向并不是意大利,导致其研究浮于表面。总之,懂意大利语的专家学科背景弱,有学科背景的专家不懂意大利语,这是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

2014年,中国欧洲学会意大利研究分会专门召开了意大利语专业负责人会议,讨论如何将意大利语专业人才与意大利国别研究相互结合的问题。这个会议引起了学术界和教育界的高度重视。2015年,教育部出台的《建立国别与区域研究基地培育和建设暂行办法》极大地推动了大学对国别区域研究的发展,包括意大利的研究。目前,国内有超过10个大学成立了意大利研究中心,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开始关注意大利研究,意大利研究的青年队伍在逐渐形成,这是一个积极的现象。只有让越来越多懂得意大利语的学者参与到意大利研究中才能够使意大利研究队伍保持基本稳定,保证意大利研究的可持续发展。对于那些有学术背景但不了解意大利的学者,现在他们也开始重视对意大利语言的学习以及前往意大利进行深入调研,在未来的意大利研究中,这些学者也将发挥重要的角色。

为了促进研究队伍的稳定,中国欧洲学会意大利研究会组织撰写和出版了意大利研究著作,邀请有意大利研究基础的优秀青年学者参加。2017年出版了《变化中的意大利》。今年,社科院欧洲所研究员孙彦红主编的《意大利发展报告(2020)》(以下简称“意大利蓝皮书”)出版发行,有8位中青年学者参加了撰写。以后每年出版的意大利蓝皮书以及我在2020年主持的“建交以来的中意交流与合作”课题,均可以为青年学者提供广阔的平台,达到进一步稳定和发展意大利研究队伍的目的。

中国社会科学网:在您看来,意大利研究对欧洲研究乃至国别研究的意义是什么?

罗红波:欧洲是多样化的地区,随着欧盟的建立,学者对欧洲的研究已经超越了国家范畴。但是,欧洲的每一个国家都有不同的特点,国别研究是欧洲研究的重要支撑,因此,在重视欧洲研究的同时不能忽略对国别的研究。

在欧洲,意大利是很有特点的国家,虽然整体实力比不过欧洲主要强国德国、法国和英国,但意大利政府与人民通过自己的智慧与力量创造出了适合于意大利的发展模式,使意大利在战后跻身西方“七国集团(G7)”之列。意大利在文化方面是世界强国之一,在西方文明的发展进程中,意大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意大利的发展智慧是什么?如何成为文化强国?如何影响西方文明?这三个问题都激发了专家学者对意大利研究的兴趣。

另外,中意关系源远流长。两国建交以来,中意两国坚持互尊互信、互利共赢、互鉴互助,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背景国家发展双边关系作出了表率。意大利非常重视与中国的关系发展。比如,意大利是亚投行创始国之一,是首个与我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的G7国家,这些行动进一步突出了意大利的特殊性,也为中国学者研究意大利提供了更多的角度与思路。

转载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www.cssn.cn/gjgxx/gj_bwsf/202101/t20210131_530883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