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首先祝贺由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组织编写的《德国发展报告（2015）》发布会日前在北京成功举行。我想了解，今年的蓝皮书的关注重点是什么？

    答：2015年的《德国发展报告》保持了前三年发展报告的结构框架，有总报告、政治篇、经济篇、社会文化篇和外交篇（包含中德关系）、资料篇等几个部分。鉴于2013年底德国黑红大联合政府开始运作，因此，大联合政府在过去一年在内政外交上的新动向、新特点是2015年发展报告的主要关注点。

    问：德国政府意欲推行积极有为外交，也有学者称之为德国在“重新测量世界”。我注意到总报告也用了这个概念，你们认为德国重新测量世界会有哪些具体挑战？

    答：执政一年多以来，默克尔政府不仅在国内推动了不少改革项目，而且在欧盟和国际层面也有新表现或新动作。但是，恰恰在其谋求“重新测量世界”的过程中，德国面临着来自这三个层面的三重挑战：“欧洲爱国者反西方伊斯兰化运动”所折射的德国社会的“地区间撕裂”，希腊政府更迭背景下的“希腊退出”危险，以及以乌克兰危机为代表的国际危机和冲突的加剧。

    目前，德国执政各党已经在按部就班推进《联合执政协议》中约定的各项施政计划，并致力于突出自身形象，但是，《联合执政协议》中提到的宏伟计划，例如彻底的税收改革或者联邦与各州财政平衡的重新调整等议题，还未提上议事日程。可以想见，在相对争议小的议题都被处理掉之后，联合执政各党将进入“啃硬骨头”的阶段，由此，联合政府内的不和谐声音也会有所增加。在此前不断发酵的联邦情报局间谍丑闻中，社民党不断要求联盟党披露德美情报机关合作中的真相和细节，就已经被联盟党斥为身为执政党，却试图干反对党的事捞取政治资本。

    外在的危机例如乌克兰危机和希腊债务危机，可能成为本届政府的最大挑战，但这有可能帮助黑红执政联盟转移人们对它们在未来的内政议题争吵上的关注，由此遗留的问题是，现政府有无应对这些外在挑战的足够建构力，这不仅取决于德国政治精英的决心，也取决于德国国内民意是否会出现某种转变。截至目前，德国民众对默克尔政府在希腊危机和乌克兰危机应对上的立场有着相当高的认可度，但是危机的缓和只是暂时的，随时都存在着重新激化的危险。默克尔政府“重新测量世界”的实际效果受到德国自身实力、建构意愿、国内民意等多个因素的牵制。

    问：德国工业4.0战略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你们认为中德在这个领域有怎样的合作机遇，我国在全面推进实施制造强国战略中可以向德国借鉴哪些方面的经验？

    答：虽然中国制造业的崛起是德国工业4.0计划提出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两国在这个领域并非绝对的竞争关系。2014年10月中国国家总理李克强在访问德国期间，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发表了《中德合作行动纲要：共塑创新》，双方决定建立互信互利共赢的中德创新伙伴关系，在经济方面重点开展工业、金融、研发、城镇化和交通体系、农业和食品等多个领域的创新合作，其中工业4.0合作被作为一个独立标题着重提出，成为未来中德合作的重要领域。德国在高端制造技术和嵌入系统、企业管理软件以及网络安全技术上具有世界最先进水平，而我国在通信信息技术方面则走在世界前列。从企业合作的角度说，虽然近些年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有较大提高，但在信息化、智能化以及企业管理水平方面和德国还有差距，通过建立研发中心或企业战略联盟的形式，可以有效地提高中德企业间的创新合作水平。企业的创新合作是否有成效，相关国家是否存在“国家化”创新系统十分重要，即有利于创新的“经济结构”与“制度设置”。在这方面，中德双方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中德合作行动纲要：共塑创新》明确提出双方政府将致力于框架条件和政策上的合作，并将工业4.0议题纳入中德标准化合作委员会。而中德在工业4.0方面的合作进程“则应由企业自行推进”。

    此外，在借鉴德国经验方面，我们将德国工业4.0计划对我国的启示归纳为以下三点：

    第一，每个国家都有自身的特殊性，不可全盘照搬他国方法。美国的“再工业化”计划和德国的高科技战略虽然方向类似，但实现的方法不尽相同。可以看到，德国在工业4.0计划的制订和促进政策设计上，立足于自身的优势，有所为有所不为。在主导技术路径上，紧跟当前创新领域跨行业技术以及制造业和服务业相互渗透的趋势，发挥自身在协同创新和技术集成上的成功经验，并以此来弥补在互联网等领域与世界最高水平的差距。在制度设计上，利用已证明有效的现有系统和机制，并能够与时俱进，对一些与时代发展不相适应的制度和政策进行改革与创新。

    第二，在规划前景时，德国相关主体从未来的主导市场出发，将实施工业4.0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与其对需求和供给面的贡献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将其看作一个单纯的工程技术问题。不管从机遇还是风险来看，新技术带来的都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社会问题，科技进步和创新需要社会的支持，也需要立足于社会。

    第三，在实施德国高科技战略指导下的创新政策中，政府主要扮演主持人的角色。换言之，政府创造平台并提供必要的支持，企业、研究机构和高校等在其中公平竞争。德国政府立足已有的政策框架和措施，但严格项目要求，重视政策协调和适当集中，加强项目监控，努力消除使中小企业无所适从的“项目丛林”。在实施方法上，采取竞争的方式，使最符合要求的企业和联合体脱颖而出，防止不符合要求的“搭便车”获利。

    问：中德关系目前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两国建立了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你们觉得中德关系中还存在哪些问题？你们前面提到了中德在智能制造领域的合作前景，但是，随着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不断提升，中德之间冲突与摩擦也会有所增多。你们对此怎么看？

    答：中德关系目前的确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我们非常欣喜地看到，对于中国政府近年来推出的一系列重大国家战略，例如“一带一路”战略和人民币的国际化，德国政府均明确表示了积极支持的态度，德国还于2014年3月申请作为意向创始国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而且，中德两国在能源、气候、粮食等非传统安全领域也有着广泛的合作前景。

    不过，中德关系中也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经贸关系是中德发展双边关系的主要动力，目前中德关系存在的问题也集中表现在经济领域。欧债危机以来，欧盟及其成员国自顾不暇，与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冲突明显减少，但是德国媒体与精英对中德关系的认知仍然存在一定分歧。此外，中德关系还受到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与亚洲区域政治等因素的影响。

    第一，随着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不断提升，中德之间的冲突与摩擦有所增多。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德经济处于一种近乎完美的合作关系，德国需要市场，中国需要技术。德国的汽车工业、可再生能源和高新技术企业，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但是，随着全球价值链的转移，在汽车工业、机械制造工业、化学工业等德国传统的优势领域，中国企业逐渐对德国企业构成竞争。欧盟对华光伏双反问题就是这种竞争的一种表现：德国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太阳能世界（SolarWorld）最先发起欧盟对中国光伏产品进行双反调查。

    第二，德国企业在华遇到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和强制性技术转让等方面。德国汽车制造企业抱怨来自中国国企的竞争。在电动汽车领域，中国实行严格的标准，把技术转让作为在华生产电动汽车的要求。此外，在取消服务业、保险业和银行业的市场准入限制方面，德国企业也有诸多诉求。德国企业为了规避风险，加紧开辟中国以外的其他市场，但不会真正疏离中国。

    第三，中国对欧洲投资在过去几年增长迅速，中资企业在德国收购企业，常常招致非议。德国媒体把中国对德国直接投资称为“入侵”，担心中国投资会对德国企业和员工产生不利影响。但是在政治层面，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反对党，均对中国加大对德国的投资力度表示欢迎。德国前经济部部长罗斯勒指出，中国对德国投资符合中德双方的利益：一方面，中资进入德国企业，有助于拓宽德国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的渠道，创造新的就业岗位，提高政府的税收；此外，新的资本也有助于激发新的经营理念。另一方面，中资收购德国企业，可以学习德国企业的技术积累和管理经验，有助于提高中资企业的竞争力。

    第四，对于中德关系的看法，德国国内存在明显的意见分歧。在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德期间，包括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韩博天和《时代周报》主编和发行人特奥•索默尔在内的德国学者在媒体上频频发声，批评中国内政外交的最新发展趋势。《法兰克福汇报》有文章主张，战略伙伴关系与和谐朋友关系这两个概念不应混淆；中国是伙伴，但不一定是朋友；没有中国，21世纪的国际冲突无法解决；但是在政治上，中国和德国依旧距离遥远。对于这种观点，德国外交政策协会研究所所长桑德施奈德相对务实，他表示，人权问题只是中德关系众多问题中的一个，不应成为两国高层互访的主导话题；经济政策、安全政策以及如何推动中国介入全球治理的讨论，都是重要议题。德国国内对于中德关系的认知分歧，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德国对外政策价值与利益冲突的延伸。

    第五，德国对华政策受到美国等其他外部因素的影响。德国国内对于“中德特殊关系”的提法相对谨慎，强调德国对华政策应与伙伴国家保持密切协调。德国智库近期提出，当德国与中国在贸易、安全或法治问题上发生冲突时，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关系倒退，德国应加强与美国在对华政策方面的协调，由此形成一个面对中国的强势立场。具体措施包括：加强大西洋两岸对华外交的协调，加强两国对华外交官的交流论坛，在进行中德和中美政府对话之前举行德美外交官论坛等。

    此外，东亚区域政治也被纳入德国对华政策的考量范围。在中日问题上，德国的立场极为审慎。美国希望日本在东亚地区扮演更为积极的安全政策角色，德法对这一问题持怀疑态度。在东亚地区，德国和欧洲扮演极为有限的安全政治角色，但是近期超越纯粹贸易关系的诉求有所提高。德国学者提出，在当前紧张的中日关系中，德国扮演调停人的角色不会取得任何成效，反而具有极高的风险。但是也有学者认为，正是因为德国与中国及其近邻在经贸关系上利益攸关，德国不应对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国家之间的紧张局势无动于衷。在东亚安全问题上，德国现阶段的核心利益是：保持亚太地区对于欧洲人和多边介入的开放性，同时避免卷入中日冲突和中美两个大国在该地区的竞争。

    问：我们前面已经谈到，随着中国产业能级的提升，中德经贸冲突或许会增多。为此，需要挖掘中德合作的新领域。我注意到，蓝皮书提出，直接投资是中德关系发展的新引擎，你们具体对此有怎样的研判？

    答：中国企业对以德国为代表的欧盟成熟经济体的直接投资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其主要投资方向：一是面向产业链上游具有高附加值的技术、设计和研发等活动以及核心零配件的生产制造；二是面向产品终端的分销渠道和营销网络，甚至是具备优秀跨国经营能力的企业管理团队。这种投资一方面可以提升中国经济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提高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中国在国际分工中长期处于加工、组装等低附加值环节，给中国的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带来日趋严重的承载压力，高污染、高耗能的粗放式发展模式越来越不具备可持续性，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是中国经济的必由之路。除了这些直接的经济效益外，中国对德直接投资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首先，有利于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稳定发展。中欧之间的相互投资，特别是中国对欧盟的直接投资，与双方的巨额贸易量完全不匹配。随着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增长，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欧洲人为中国企业工作。这既能缓解失业这个让当前欧洲政治家最为头痛的问题，也能让欧洲人近距离了解和感知更为具体和真实的中国。德国是当前欧盟中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又是欧盟范围内中国对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国，中国对德投资所具有的“正外部性”必将有利于整个中欧关系的稳定发展。

    其次，有利于增强中国参与全球投资治理的能力。当前在全球范围内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投资规则，但欧盟和美国已经开始在相关谈判中推行自己的全球投资治理理念，意在联手形成有利于西方的投资规则。作为正在崛起中的海外投资大国，中国经济正进入一个资本输出的新时代，中国无疑需要积极参与全球投资治理，保障自己的海外投资利益。与欧盟正在进行的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是中国参与全球投资治理的重要方式。德国作为欧盟最具影响力的成员国，对其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无疑将大大加强中方在谈判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问：对于明年的蓝皮书，你们是否已经有初步的构思？

    答：《德国发展报告》被列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项目，这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也是一种鞭策。在今年的发布会上，与会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教授对明年蓝皮书的主题设置提出了希望。结合各位专家学者的意见，我们准备在明年蓝皮书中更好地突出重点主题，如中德关系、德国外交新动向、德国工业4.0，并在此基础上确定明年蓝皮书的全书主题。在这方面，我们热诚期待着各位德国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贡献真知灼见。借此机会，我们由衷感谢中国欧洲学会及德国研究分会一直以来的提携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