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专访上海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欧洲研究中心宋黎磊博士
问：你如何看待当前的中欧关系？
答：中欧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是推动区域一体化、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重要因素。自1975年中国与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外交关系以来，双方从建设性伙伴关系、全面伙伴关系持续深化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方也已经构建了多层次多领域的对话与合作机制。在年度领导人战略峰会的架构下，双方通过高级别战略对话、经贸高层对话、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三大机制推进了中欧关系总体稳定发展；增进了各领域务实合作。2013年，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之际，中欧领导人发表《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2014年4月中方发布《深化互利共赢的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上述成果标志着中欧关系进入全面战略化时期。
问：中欧关系中的认知差异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答：中欧双方在历史传统、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性很大。中欧双方民众间缺乏相互间了解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双方的关系经常受到观念差异的困扰。相关民调均显示，不仅欧洲人对中国实际国情缺乏真正认识，中国民众对欧盟的了解程度也依然偏低。
中国和欧盟正经历着快速而不同的发展转型。用后现代的欧盟的观察力和理解力看中国，用发展中的中国式理解力和思维方式去看欧盟，会出现很多偏差。中欧双方认知差异主要体现在： 第一是在基本概念上的差异，如主权、全球治理、多极化、软实力、战略合作伙伴等容易产生分歧的特定概念。比如目前大多数有关中欧关系特别是中欧战略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中，关注点都放在向对方提要求以及双方如何应对全球挑战等问题。然而，中欧之间就战略伙伴关系的含义和在哪些主要问题和利益上能够达成战略伙伴关系说法不一。
第二，认知和现实之间的偏差，欧盟部分机构和政治家通常会把中国的人权问题和涉藏问题持批评态度，把中国的人权问题视为发展中欧关系的障碍。第三，中欧认识差异在现实中具体反映在双方在对华军售解禁、对华贸易逆差、人民币汇率、市场壁垒、欧盟对华反倾销、知识产权保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的争议和分歧。举个身边的例子，同济大学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研究基地”常年为全校留学生开设“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通识课程。来自欧洲的留学生们在该课程上总是格外敏感，比较难以接受中国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的内在规律，而是摘取个别“中国高仿制造”的案例，加以攀扯联系，是一种典型的欧洲人看中国“以偏概全”的认知方式。
问：加强相互了解是推动中欧关系的重要手段之一。如何加强相互了解？
答：如何增进中欧之间相互了解，借用一句古诗概括就是“纸上得来终觉浅， 绝知此事要躬行”。从实践角度，不外乎是走出去和请进来两种方式。重要的是加强民间的交流与合作。以及培养和增加年青人的交流，双方下一代的合作可以让中欧关系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有所改善。
从学者交流的角度而言，重要的是以“无偏见原则”观察对方，让双方的谈论集中在正常的范围内，2013和14年参加欧盟地区委员会组织的中欧关系研讨会的经验给我的感觉是，双方能够很了解对方，但是同时还是不能赞成对方的意见。中国的学者看欧盟易走极端，要么极度美化，要么认为视之为“二流国家集合体”。当然欧洲学者也有很多根深蒂固的偏见针对中国。中欧关系应该在对话中有一个比较平衡的正负面平台。当然重要的是，有交流就好，因为很难知道交流的结果如何。有些时候交流变成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完全是立场陈述，效果就不一定理想。有见面的机会是非常好的事情，当然长期交流胜过短期交流，所以要鼓励中欧之间的学者多联系。
作为一名长期与来华欧洲学生接触的一线教师，我的直观感受也是欧洲来华的年轻一代缺乏关于中国基本的常识，受欧洲媒体长期负面报道的影响，看待中国往往带着“有色眼镜”或“思维定式”。通过一两个学期在中国的学习生活，他们大都能“听到”中国人对中欧关系中敏感问题的看法，但远远达不到“理解”和“接受”的程度。如果教育部门和外宣部门对欧洲来华留学生这一群体予以重视，综合各方力量做工作，留学生回国以后,每个人都是一个传播中国信息的“意见领袖”,他们通过亲身经历直接获取的对于中国形象的认识必然会辐射到他周围的环境,特别是和他年龄相仿的同龄人。依靠人际交流的“乘数效应”，为中国发声，提高中国在世界范围的美誉度。
问：公共外交在推动中欧关系的过程中应该发挥什么作用？
答：欧洲作为国际舆论的重要塑造者，在西方涉华舆论方面始终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欧洲长期以来成为对华印象最负面的地区之一。必须对欧涉华民意予以特别重视。如何构筑中欧之间““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如何增进彼此了解和理解，稳固和深化中欧之间多重对话与合作机制，通过公共外交建立欧洲公众对华长期稳定和积极的认知。已成为中国对欧外交工作的重要一环。
不同于中美关系，中欧之间不存在根本性的战略利害冲突，双边摩擦主要围绕经贸层面和人权领域进行。换言之，中欧关系的问题主要是生意问题和认识问题。因此，对欧公共外交在中国对欧外交全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目前欧盟思想界与决策界正在重新审视和定位中欧关系，在这样一个中欧探索国际合作之道的关键期，中国需要花大力气持续做好公共外交工作。
从中国对欧公共外交的维度而言，一是政治层面，欧洲对中国经济崛起不断增加的恐惧，使得中国对欧公共外交比在世界上其他国家都更有必要建立起政治信任。中国在欧洲的公共外交着眼于通过改善欧洲人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外交政策和人权状况的印象以增进中欧政治信任。二是经济层面，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除了应对欧洲对中国经济崛起不断增加的恐惧，中国希望被欧洲视为一个稳定、可靠且负责任的新兴经济大国，对欧公共外交需要回击欧洲对不公平竞争环境的批评，并努力让欧洲民众相信：中国的经济发展为欧洲提供了商业机会。三是认识论层面，中欧在思想和价值观念上仍然存在巨大鸿沟，意识形态偏见仍然是制约欧洲对华认识的羁绊，中国要努力让欧洲民众通过公共外交转变其中国观，帮助欧洲人设身处地认识中国，而非以过去的欧洲标尺审视中国，或以欧洲期待看待中国，还原中国的真实性、多元性、鲜活性。
问：你对新媒体在中欧关系中的作用做了一些研究。有何结论？
答：笔者通过中国外交部欧洲司公共外交微平台进行以定量分析为基础的深度案例研究验证了四个观点。第一，从国家战略高度规划中国的新媒体外交，是一个无可选择、必须应对的举措。 以博客、微博、播客、社交网络、维基、标签（TAG）和聚合内容（RSS）等应用为核心的Web2.0阶段的社会化媒介吸引了的全世界年轻一代。以上述媒介和载体开展的公共外交，比之前所有的网络外交手段传播速度更快，传播对象更明确，即时互动更多。各国将公共外交的重心逐渐转向于互联网领域也是必然的趋势。中国Web2.0时代的公共外交需适应网络传播和技术发展的特点，依托网络媒体，倾听反馈和引导网络舆论。外交部门与新媒体的结合已不是“要不要”、“好不好”的问题，而是“必须做”与“如何做”的课题。
第二，新媒体迫使中国外交要走近草根，要跟广大老百姓见面。新媒体公共外交基于与普通民众进行更多的交流而非传统的外宣模式，较为草根化和平民化。由于网络传播的即时性，传播内容无须事先逐条审核把关，传播内容能在第一时间到达特定受众群体，公众在获取信息之后，也可以第一时间通过私信、转发、评论等方式表达自己意见。不是政府之间的高层外交，也不是精英外交，更多的是面向中国普通的民众。特别是平日难以接近的年轻人群体。
第三，新媒体公共外交是对传统外宣模式的挑战。公共外交工作者用新的技术设备向特定目标公众进行公共外交推广并与之接触时，传播领域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显得过时，所有的传播材料都随处可得。换言之，数字化时代传播技术的更新使微平台上公共外交信息准入门槛大大降低，只要拥有手机短信应用系统(Short Message System，SMS)照相机和互联网浏览器，即可制造新闻（发微博的工具）。在嘈杂的信息源中，舆论热点快速转移, 微博上话题的转移比社交网络和传统电子邮件等网络传播方式更为迅速，话题一旦没有及时得到强力的推动和引导,就迅速被公众遗忘。因此，传播内容的原创性与相关性就成为该微博重要的声誉来源。赢得关注而非信息轰炸才是真正的软实力来源。
第四，新媒体时代的公共外交是双刃剑，如果不遵循新媒体传播规律，反而会暴露出宣传体制的僵化和官本位的特征。外交机构微博作为一国外交行政部门开设的官方微博，其运营情况体现了一个国家在新媒体平台上开展公共外交意愿和能力。外交部欧洲司官方微博体现了我国在对欧外交工作中积极深化互利共赢的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行动宗旨。积极促成中国对欧外交动态在新媒体平台上有效传播，培育民众对中欧关系的认知度，通过与网民交流互动拉近了对欧外交与中国普通民众的距离。但如何与时俱进，用好新媒体的互动性探索出符合我国国情和国家利益的公共外交路径仍是极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