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专访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徐清博士

    问:德国的福利制度有何特点?

    答:以社会保险制度为核心是德国福利国家的最大特点。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护理保险构成社会保险的五大支柱。而社会保险制度主要具有如下一些特点:第一,强制性,大多数公民都必须参加社会保险;第二,社会保险的筹资来源主要是缴纳的保费,除工伤保险的保费由雇主单独承担外,其他保险的保费一般由雇主和雇员按1:1承担,缴纳保费的数额取决于工资收入的高低;第三,社会保险机构管理高度自治。此外,德国福利国家受社会文化传统影响较深,例如,传统的德国家庭模式是父亲就业,母亲在家照顾家人,因此家庭政策长期以来都不是德国社会福利政策的主要方面,与北欧国家形成鲜明的对比。

    问:德国福利制度自何时起开始改革?为什么要改革?

    答:当代德国福利制度的改革是指前总理施罗德在2003年开启的“2010议程”的改革。改革是由问题倒逼的。德国福利国家面临的问题与许多福利国家一样,从福利制度本身来看,主要是因为信息不对称形成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问题,这两个问题作为信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在福利国家的各个领域几乎都存在,从而导致社会保障资源的稀缺或者浪费,甚至可能造成社会保险体系的崩溃。福利制度的机制设计缺陷或福利水平过高都是问题的根源所在。例如,失业保险或失业救助的水平过高,从而对就业产生替代关系,导致所谓的“养懒汉”问题。从福利制度的外部挑战来看,一是人口老龄化问题,人们的预期寿命不断提高,而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这就导致老龄人口占社会总人口的比重上升。老龄化对经济发展和福利国家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消费结构发生改变,医疗保健、家政、养老、护理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增长。劳动力市场可能出现劳动力紧张的状况,雇主选择的余地收缩,工资上涨。二是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依靠低成本优势,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不断增强,发达工业国家面临强大的国际竞争压力,主动的和非主动的“非工业化”过程导致制造业的大范围失业。就业是福利国家资金的根本来源,就业率的下降是对福利国家的根本威胁。

    问:这一改革完成了吗?未来进行改革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是什么?

    答: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未来进行改革的有利因素主要有:第一,除左翼党外,改革的必要性在德国其他主要党派取得了共识。第二,“2010议程”啃下来不少改革中的“硬骨头”,开启并部分地实现了福利国家一些基本制度的转型,一些带有方向性的转变一旦完成,接下来只要沿着这一方向,改革所显现出的效果就会逐渐从量变到质变。第三,世界上许多福利国家都在进行着改革,改革是发展的需要,也是历史的潮流。德国与其他福利国家的改革可以进行对照,相互吸取经验和教训。

    不利因素主要有:第一,民众对改革仍然有相当大的抵触情绪。德国民众对一些特定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的目标有强烈的偏好,这些领域的改革就尤为困难。第二,一些改革措施的政策调节空间已经很小,例如,领取失业金的时限和额度不可能一直减少下去,延迟退休的年龄也不可能一直增长下去。这一方面表明福利国家的改革中福利的减少是有底线的,另一方面也表明仅靠一两项政策是无法应对所面临的挑战的。政策调节空间的缩小将成为制约改革的新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开拓新的政策领域。第三,经济状况的好转可能成为制约或延缓改革进程的因素。实践证明,往往是危机倒逼了改革,当危机过去后,改革的压力和动力就会减小,就有可能“开倒车”。例如,“63岁退休”的政策和最低工资标准的设定。

    问:德国福利制度成功的关键因素是什么?中国能从德国福利制度及其改革中学到什么?

    答:德国福利制度成功的关键在于进行与时俱进的改革。欧洲在近几年先后经历了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冲击,德国前任驻华大使施明贤曾说过,相比很多欧洲国家,德国之所以能够成功应对危机,并不是因为德国人比别人聪明,而是因为德国比别国较早地完成了自己的“家庭作业”。

    虽然中德两国在发展阶段、发展方式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但德国福利制度及其改革对于我国而言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例如,从福利制度的构建方面来看,德国的实践告诉我们,福利制度必须与经济发展相适应。这主要包含两个层次的含义,一是表明福利的发展不能逾越经济的发展阶段。对于每一个国家来说,只能先发展经济才可能发展福利。福利的发展必须要以经济的发展为支撑。我国当前的形势是福利制度的发展跟不上经济的发展,属于“福利追赶”阶段。使广大人民群众分享中国发展成果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加快构建和完善我国的福利制度。但即使在这一阶段也要防止在个别领域或个别区域出现“福利大跃进”现象。第二个层次的含义就是福利的发展不能阻碍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福利制度产生的负激励问题必须得到控制和调节,避免掉入“福利陷阱”。我国的福利制度目前主要起到托底的作用,表面上看似乎不存在这个问题,但由于我国福利制度发展不平衡,福利保障的状况往往与职业的类型有关,从而会对人才的流向产生重大的影响,进而造成一些经济部门因为福利和社会保障待遇低或不稳定而难以吸引和留住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