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专访河北大学欧洲研究所所长成新轩教授

    问：欧洲债务危机对欧洲的社会政策和福利制度产生了什么影响？

    答：欧洲债务危机对欧洲的经济政策、社会政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对福利制度的影响尤为突出。在20世纪60、70年代，欧洲的高福利制度已经比较完善，广泛实行了普及性制度，而这种制度在当时不仅稳定了社会秩序，而且还对经济产生了促进作用。瑞典作为福利国家的典范，当时被国际组织奉为“西方国家的橱窗，福利国家的典范”。但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增强，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日渐提高，一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受其他国家的影响。因此，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以及欧洲一些国家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产业结构失衡等因素导致的竞争力下降，使欧洲债务危机从问题严重的一些国家如希腊等国开始产生连锁反应。这些国家经济增长能力已经不能支撑具有刚性特点的高福利制度，高福利便成为一国经济发展的负担。因此，政府首先采取的措施就是进行福利制度改革。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等危机发生国为了避免国民的大力反对，从微观领域进行一些小改革，减少社会保障的支出。如提高退休年龄、部分养老金不再与物价指数挂钩、取消部分福利待遇等。这些改革措施仅仅是具体操作层面的改革，并没有触及宏观制度改革的层面。比如养老金从收益确定型改为缴费确定型、社会保障的管理模式私营化等。应该说，欧洲债务危机使成员国更深刻的认识到高福利带来的诟病，但改革还没有触及灵魂。当然，这里谈的福利制度改革并没有包含英国、德国和北欧的瑞典。

    问：有人认为，欧洲债务危机的根源之一是高福利。你是否同意这一判断？为什么？

    答：我并不同意这种观点。从社会保障经济学的观点看，高福利通过收入转移方式，能够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贫困者的边际消费倾向要高于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从这一点看，高福利更能刺激国民的消费水平，进而推动经济增长。但福利制度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必须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实施，即福利水平必须在经济增长可支撑的限度内。欧洲债务危机的发生根源在于希腊等国家经济竞争力下降，经济增长低迷。高福利只是拖累经济竞争力提升的一个重要因素，并不构成债务危机的根源。另外，还有一个现实的例证，北欧的瑞典是高福利国家，自20世纪60年代成为福利国家之后，福利制度一直与经济发展之间维持着良好的平衡。基尼系数一直没有超过0.25，世界经济论坛中的全球竞争力排名基本都在前5名。这足以说明高福利与债务危机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关键在于政府如何制定合理的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使二者之间实现良性协调互动，达到公平与增长的平衡。。

    问：中国越来越重视社会政策和福利制度。中国能从欧洲的社会政策和福利制度中学到什么？

    答：首先，注重社会保障制度可持续发展。高福利制度不适合我国国情，应该根据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低，提前进入了老龄化等特点，制定适合我国发展水平和社会结构的社会保障制度，应该注重保障水平的渐进性。保证社会保障供给与需求、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高的平衡。其次，建立多支柱社会保障模式。充分发挥企业、个人、政府、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在政府保证提供基本社会保障水平的基础上，加大企业补充养老金和商业保险的作用，使政府和市场在多支柱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共同发挥作用。第三，充分采取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瑞典之所以能够公平与效率的平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实施了积极的劳动力政策。它制定了八大积极的劳动力市场项目，目的提高劳动力的技能，加大劳动力的流动速度，这就提高了整体的就业水平，不仅有利于经济增长，而且减少了失业保险金的支出。我国是人口大国，政府应该在劳动力市场方面制定合理的政策，推动全国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无论是劳动力培训和流动都由政府买单，这种公共支出是既能提高效率，又能增加公平程度的措施。第四，注重社会结构的理性均衡。如果一种政策能够使各个阶层都能获益，必然要求社会结构呈现理性均衡的特点。因此，我国需要加大工会、行业协会的力量，逐渐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

    问：欧洲的福利制度在发生变化。在你看来，这一变化的大方向是什么？能否成功？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答：欧洲的福利制度正在进行改革。这一变化的方向是社会保障制度市场化。主要体现为养老保险制度从收益确定制向缴费确定制转变，管理模式由以公营部门为主转为公营与私营混合管理为主。

    我认为能够成功。因为从欧洲一体化发展的历史看，民主和妥协是他们制定政策的一贯思维，所以，一旦政策制定了，一定能推行下去。

    成功的关键在于明智政府的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