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专访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王沛然博士
问：恭喜你的论文“崛起中的欧盟军产复合体——基于安全话语和防务经济的分析”获得了国防大学国防经济中心2014年度年会优秀论文奖。首先请你介绍一下冷战后欧洲防务产业的基本情况。
答：欧洲防务产业的生产主要集中在英国、德国、法国、西班牙、瑞典和意大利等国。冷战后，欧洲防务产业与市场出现了“并购与去碎片化”的两大特征。并购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塑造了一批“国家冠军队”(national champion)，这也成为在欧洲层面进一步整合防务产业的基础。但是这一阶段的此类并购是在成员国内部进行。20世纪90年代末，以国家冠军队为基础，英德法政府推动“国家冠军队”向“欧洲冠军队”的前进，最为著名的成果就是英国航宇系统公司 (BAE System)、欧洲宇航防务集团(European Aeronautic Defence and Space Company, EADS)。时至今日，欧洲安全与防务一体化都一直处于政府间合作框架内。因此，欧洲各国的防务装备采购以国内产品为主。
欧洲防务市场的“碎片化”，主要是指欧洲各国都将防务装备采购局限或者优先本国的防务企业，以及由此产生的贸易壁垒，造成以一体化为特征的欧盟并没有统一的防务市场。这本身与欧盟致力于的单一市场建设相悖。
欧盟成员国的防务企业大多数是国有性质，因此，这些企业对政府采购可以直接实施影响。此外，欧盟法也对成员国的防务自主有明确的保护。如《罗马条约》第223条（即此后的《欧盟条约》296条与《里斯本条约》的346条）规定：(1) 任何成员国均不得被强迫提供其认为此类信息的披露与根本安全利益相悖的信息；(2) 各成员国认为有必要，可以采取措施保护与武器贸易相关的重要的安全利益，而这些措施并不影响共同市场的竞争环境，共同市场不包括特殊的军需产品。
随着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实施，欧盟的统一的防务市场开始形成。2004年，欧洲防务局成立。此外，欧盟对《里斯本条约》346条的适用进行了严格的限定。例如，自2007年以来，为了解决因市场碎片化造成的防务产业竞争力弱的问题，欧洲委员会推出了包括一项通报和两项指令在内的“欧洲防务政策包”(European Defence Package)，力求解决成员国借口主权而在欧洲防务市场内部设立贸易壁垒。
问：欧盟的许多军火工业技术被广泛应用于民用工业。为什么？
答：从人类战争史看，战争以及准备战争，是技术与产业发展的直接或间接动力。原子能工业以及互联网就是最好的例证。此外，武器产品成本激增的重要原因是研发费用扶摇直上，所以，防务企业必须重视研发进程中技术的民用化潜力。以导航技术为例，用于巡航导弹精确制导与普通用户的倒车雷达，在工作原理上几乎一致。由此可见，军火工业技术的“军转民”是双方都受益的。
问：欧洲防务产业的转型能为我们提供什么可取的经验？
答：我认为，在防务产业领域，中国和欧洲有比较接近的情况，一方面，防务产业的国有化程度都比较高；另一方面，除了一些大型企业集团之外，中小型企业在各自防务经济领域内都举足轻重。在并购进程中，我们应该关注的是，法国、德国和瑞典等国的防务产业在“去国有化”。这有点类似中国的国有企业转制。
如何提高规模经济效益是欧洲国家防务产业中非常突出的特质。因此，并购成为冷战后世界防务产业界的潮流。冷战结束后，政府的防务采购重点发生了改变。防务产业集团遇到了原有产能“闲置”以及订单“空窗”等问题。因此，外销成为企业生存的必要选择。
此外，武器外销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欧洲国家政府的支持与鼓励。当然，开拓武器外销的国际渠道不仅投资巨大，而且周期长。因此，很多中小成员国主动地改组了国有性质的防务产业。例如，瑞典萨伯公司与BAE联合，利用后者的销售渠道，获得了波兰和匈牙利空军的订单。
欧洲防务产业的去国有化是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并且得到了政府的有效监管，甚至还利用金融杠杆等经济手段。
此外，欧洲防务产业在转型过程中高度重视中小企业的作用。这也是值得中国借鉴的。2006年，欧盟防务装备制造领域的中小企业约占总产值的45%，占成交量的39%。然而，三年之后，上述两个百分比分别下降为11%和17%。
2009年，欧洲委员会专门对防务部门中的中小企业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的结果是，这些中小企业面临的困难主要是金融支持少、信息有限以及政府的采购更加关注大型防务集团。在2013年12月的欧盟防务峰会上，欧盟委员会和欧洲防务局提出，为鼓励中小型防务工业企业发展军民两用项目，将2014～2020年期间提供总额为3250亿欧元(4475亿美元)的欧盟结构基金。
问：美国战略重心东移背景下，欧洲防务产业转型对于跨大西洋安全关系以及亚洲地区的安全有何意义？
答：美国宣布亚太再平衡战略之后，欧洲学术界以及政策决策层中确实出现了一种失落感。但是也有人保持了比较冷静的心态。例如，比利时Egmont皇家国际关系研究院的Sven Biscop认为，欧洲不存在安全问题，才使得美国才能抽身，将战略重点转向亚洲。此外，众所周知，美国现在的国力很难兼顾环地中海地区与东亚，因此，这也为欧洲重新介入西亚北非以及环地中海地区事务提供了战略机遇。2012年3月，马里军事政变之后，法国积极介入，不仅协助政府军重新稳定局势，还加强了反恐军事行动。
进入21世纪后，东亚处于“冷和平”状态。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武器转移数据库的数据，印度、越南都是国际军贸的重要接收国。如在2012年，印度与法国签署购买126架阵风战斗机的协议。
如以趋势指标额(Trend Indicator Value, TIV)计算，2011～2012年欧洲对亚洲武器出口达到了2618TIVs。同期，美国对亚洲额出口为6417。2011年，欧美之间的TIV比例为1701: 3554，即欧盟是美国的约48%。
问：在防务工业领域，中欧能否加强合作？
答：欧盟有对于来自非欧盟地区的主权基金对防务产业投资的规则限制。即使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仍然对此类投资活动非常谨慎。国内有人希望利用欧债危机的机遇，收购欧洲防务产业，从而打破对华军售禁令。这一想法几乎是一厢情愿。
应该指出的是，欧盟对中国的武器禁运长达20余年。这就意味着中国被排除在欧盟军售市场之外。在2013年11月的欧盟-日本首脑会谈上，欧盟不仅承诺维持对华军售禁令，而且将范围扩展至军民通用领域。这显然是欧盟对中国的“政治歧视”。这样的行为必然会阻碍中欧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
一方面，中国与非洲的关系在稳步发展；另一方面，非洲也是欧洲武器出口的重要市场。因此，为了避免中欧在非洲不必要的摩擦，我应利用现在中国与欧洲海军共同执行印度洋护航任务的机遇，主动与欧洲讨论双方在非洲共同关切的问题，形成长期、稳定的的框架协议和地区安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