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专访瑞士卢塞恩大学高级讲师奥玛尔•塞拉诺

    问：你出版了一本《欧洲对外政策的国内因素：防务与欧盟扩大》，你能否介绍一下此书的内容？

    答：该书探讨欧盟成员国国内所发生的政治和经济事件是如何影响它们在制定共同政策时的合作。该书的重点放在欧盟防务和扩大政策上，但是这一研究框架也同样适用于贸易、共同货币或其他外交领域。譬如，一场政治危机、经济困境、公共舆论或选举可能会影响某个成员国是否决定派遣人员到冲突区域；或者由于公众舆论和政党的反对而导致某个成员国抵制土耳其这样一个新成员的加入。

    也许，本书最引人入胜的结论是：考虑到公共舆论的变幻莫测，选举会推举新的政党掌权，政治和经济危机会迅速改变某个成员国的政策，因此国内行为者的影响具有动态的特征。当几个成员国改变它们的政策优先取向时，那么这可能造成欧盟外交政策的巨大变化。

    问：你能举例说明欧盟的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在围绕欧盟对华政策上的相互作用关系吗？

    答：该书的研究重点是欧盟的防务和扩大，但是读者不难注意到，成员国国内行为体对其他议题的影响作用，比如欧盟的对华政策。近期关于太阳能电池板的争端就是一个有意思的例子。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市场，许多企业都介入到太阳能的扩大和安装上。欧洲企业强烈反对欧盟委员会对中国的太阳能电池板实行惩罚性高关税。另一方面，一家名叫Solar World德国公司却支持ProSun联盟赞成欧盟委员会所采取的行动。这显示了利益集团，当然也包括非政府组织（NGO）的影响力，尽管NGO反对欧盟的决定。NGO关心的是，如果苛以高关税，那么会提高太阳能的价格，从而威胁到欧盟的减排目标。

    一般来说， 不同政党也可能.在对华相关政策上存在分歧，在欧盟扩大等政策领域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力。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成员国的政府组成对中欧关系影响巨大。

    最后，公共舆论似乎还起不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一情况可能会迅速改变。尤其在当今高度政治化的一些领域（如欧盟的扩大、共同货币政策和欧元等），更有可能发生变化。如果中国与欧盟就自贸协定进行谈判（在最近的将来可能发生），我期待公共舆论会变得更加积极。

    但是，正如书中所指出的，公共舆论要对欧盟政策产生影响就需要加以动员。从最近例子来看，在欧盟，能够动员公共舆论的最重要角色是极右翼政党。当然， 非政府组织和工会也有可能在环保、劳工和人权等问题上去动员公共舆论。这一点在美墨签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表现出来。

    问：一方面，欧盟有所谓的“民主赤字”；另一方面，公众在影响欧盟的外交决策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你怎么来评价这一似是而非的观点？

    答：确实，初看起来这有点自相矛盾，但认真考察后我们发现，这实际上是一个时机的问题。假设欧盟决策者对世界上（或某个地区）所发生的事情做出迅速反应，人们就会认为他们不受公众的约束，因此就出现了民主赤字。但是，本书的研究显示，这只是短期内出现的个别案例。

    最终的结果是，如果公众倾向于反对一项政策，那么政治企业家们（political entrepreneurs）会伺机利用它来作为赢得选票的平台。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选举成功则会引导其他党派去改变它们的立场（这一点正如法国总统萨科齐在位时期所发生的那样），或者被迫与这些党派建立正式和非正式的联盟来统治（恰如在荷兰或丹麦所发生的那样）。如果几个成员国改变它们的立场，就会引起政策方向的剧烈改变，比如冻结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谈判。

    换句话说， 民主赤字只在短期内存在，从长远来看，欧盟成员国无法忽视选民及舆论的影响力。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当前所发生的单一货币危机。尽管长时间来公共舆论的影响并不明显，但其影响力可以在被越来越多欧洲激进党派所采纳的反欧计划中得以显现。这些党派有可能在下一次欧洲议会的选举（2014年5月）中成为最大的赢家，这样有可能增加他们在全国选举中的选票份额。

    问：根据你的研究，为什么欧盟的公众能在其外交政策中发挥一定的作用？ 这是由于互联网、社会媒介或其他什么的作用吗？

    答：虽然互联网和社会媒体在形成和巩固公共价值偏好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无疑也发挥了相应的作用），但研究表明，一旦公共舆论形成了一个明确的趋势，那么只有政党（尤其是极右翼政党）才是把这些公共偏好转变成政策的实践者。

    其中的理由可能是与这些政党本质上是民粹主义有关。因此，它们是欧洲纷繁复杂的政策制定的最大受益者。鉴于没有欧洲式的民主认同（European demos），因此很容易把公共的偏好动员起来，以反对布鲁塞尔。和一般的国家机构不同，欧盟是一个复杂的多层累加的实体，它看起来与各成员国的国内利益和公共问题毫不相干。那些高唱民粹主义和民主主义口号的政党，声称可以保护那些在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进程中遭受失败的民众，因此很容易利用这些问题为自己加分。

    问：你是否认为欧盟的决策者越是更多地倾听公众的意见，其外交政策就会更加成功、有效、积极并富有建树？

    答：我认为激进党（极右翼和最近崛起的极左翼党派）对欧盟决策者构成了最现实的挑战。事实上，这些行为体已经威胁到比如欧盟扩大之类的政策的制定，而且目前也正威胁着欧洲的货币一体化计划（假定它们在欧洲和国内选举中赢得绝对多数的选票），因此这些问题值得正视和解决。

    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短期来看是欧洲政策和公众偏好的错位。欧盟试图通过赋予欧洲议会更多的权力来缓解这种担心，但是选民还应该把欧盟看作是解决他们关心问题的合法代表。主流的政党和欧盟自身应该在解释欧盟决策的复杂性和回应公众的政策偏好上做得更好。这样会大大降低人们对激进党派的支持力度，从而使欧洲政策不但更有建树、富有有效，而且从长期来看更具有可持续性。

    问：目前你在经贸大学做访问学者，因此最后一个问题与中国有关。根据你的观察，欧洲人心目中的中国是什么？中国应该如何来塑造这种印象？

    答：我想这取决于哪个国家的人观察中国了。很难说欧洲对中国只有一种看法。有些国家（尤其在南欧）对经济竞争存有恐惧心理，尽管他们对中国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表示赞许。在意大利这样一些国家里，教授普通话课程的数量及其影响力正在与日俱增。另一方面，人们也对中国的迅速崛起所产生的后果表示出一定程度的忧虑。

    在我看来，这种恐惧主要源于人们缺乏对中国及其政策的理解。我深信中国可以通过让欧洲人更多地理解中国来树立这些印象。这一点已经开始初见成效，这部分归功于中国中央电视台同时用几种欧洲语言对外广播，并且加深了教育和文化方面相互交流。更具体细致地传播中国政策和目标，也有助于帮助消除欧洲媒体长期对中国报道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