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专访《海殇?》作者王义桅教授

    问：我们注意到，学术界对你的大作有多种多样的反应。能否请你简单介绍一下你在这本书中希望表达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答：西方文明源头在欧洲。欧洲文明，尤其是现代文明，是与“西学东渐”到中国的知识体系、价值体系联系在一起的，已经内嵌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改革开放进程。反思欧洲文明，是为了更好地厘清中国问题，因为西方的入侵让中国失去了传统身份和文化自信。我们的思维局限于先进-落后的东西方路径演进，没有上升到人类文明本身的可持续发展层面。本书的中心思想是提倡改造我们的欧洲文明观，以重塑我们的中华文明观、人类文明观。

    我借中国古训概括出欧洲海洋文明衰落的五大内因，分析了西方的衰落为何始于欧洲，深入剖析了欧洲现代文明的八大模式和海洋文明的五大悖论，提出“改造我们的欧洲文明观”这一时代命题，以纠偏鸦片战争以来仰视西方的知识体系与价值标准。我认为，尽管中欧发展阶段不同，双方都面临着通过自身的文明转型推动人类文明转型的时代使命。在文明互鉴互融过程中，中欧携手开创新人文主义，为世界所期待。中国崛起必须超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惯性思维，摒弃“复古” 与“接轨”的迷思，以当年包容佛教的精神包容西方，并通过复兴中华原生文明，创新人类文明而确立世界领导型国家的道统。

    《海殇?》有三大主题：欧洲文明，走向海洋，中华复兴，相应地也有三大呼吁：回归人类文明发展史的思考——不是从欧洲到中国的机械类比，而是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思考欧洲与中国的命运，然后再反思中欧关系。为此，本书呼吁欧洲研究要回归欧洲文明研究，中国研究要回归人类文明史、中华文明史研究。

    问：你在书中提出的观点和表达的思想，在多大程度上与当前的欧洲债务危机有关？换言之，如果没有这个债务危机，你对欧洲文明的看法会不会是另外一种结论了？

    答：《海殇?》记录了我在布鲁塞尔任外交官三年的感悟，参加四百多场国际研讨会的所闻，以及对西方和人类文明发展的反思。我是2008年4月初去布鲁塞尔的，而欧债危机才是一年半以后的事情，因此并非欧债危机的折射。没有欧债危机，我对欧洲的看法不会改变。欧债危机进一步证实了我的判断。我提出欧债危机也是欧洲文明危机，可能是国内外学界的首创。

    问：《海殇?》中的哪些观点你认为容易引起争议或是已经引起了争议？

    答：此书出版之前即在布鲁塞尔召开研讨会。欧洲人非常期待早日读到其英文版。这一点，让我深受鼓舞。很有意思的是，在研讨会上，欧洲学者并未质疑我对欧洲的判断，反而集中在欧洲文明是否为海洋文明这一学术命题上。书中提出，欧洲文明不等于海洋文明，其命运却烙下浓重的海洋文明印记。这一点，从欧盟创立——欧洲海洋文明无法继续海外扩张而返回欧洲大陆的产物，即可见端倪。欧盟的国际比较优势无法支撑其扩张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思维方式，欧元区的发展差异无法通过共同的财政-货币联盟而烫平，是欧债危机爆发的生产力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根源。这也引起了国内欧洲研究界的争论。

    在欧洲以外的研究学界，如何应对西方普世价值争议较大，对评判欧洲文明命运的度如何把握，也有不同看法。某种程度上，这也折射出各自中国观的分歧。在不久前《光明日报》为本书举办的座谈会上，一些学者指出，中国问题多多，不能因为欧洲目前的困难断定其文明衰落，甚至认为中国与欧洲发展差距巨大，不配对欧洲问题指手画脚。这是对本书很大的误解。本人从不否定欧洲文明的辉煌成就，只是认为它需要转型以适应变化了的世界。书中讲的欧洲文明衰落，更多是就其近代政治文明而言，集中体现在以普世价值自居的欧洲中心论，束缚了欧洲的变革，也束缚了我们不少人的思维。

    在学界之外，本书也引发广泛关注，最大的争议是书名《海殇？》。另外，对中国应该追求世界领导型国家，也存有争议。

    问：任何一本书都难以表达作者的所有思想。能否告诉我们，你对欧洲文明的哪些问题还有做进一步研究的希望和打算？

    答：欧洲文明博大精深，命运多舛。本书只是一个初步尝试。我借此呼吁学界重视文明研究，包括文明史和人类文明发展趋势的研究，国际关系研究要提升到文明研究的高度。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欧洲的意义远远超越研究作为世界一极的欧盟及欧洲模式层面，而是回归到西方文明的源头，上溯到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丢失的天下体系、中华身份，重塑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对于学界争议的欧洲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关系，以及海洋文明本身，是我下阶段研究的重点。国内还缺乏有份量的海洋文明专著。中国走向海洋，成为海洋强国，不可能没有海洋文化、海洋文明作为支撑，为此亟需加强海洋文明研究。

    问：我们在追求中国梦的过程中，欧洲文明能为我们提供哪些有益的借鉴？

    答：研究欧洲文明对中国梦的最大启示是中国崛起的文明担当。我具体在写作时尝试故事性、感悟性学术思想创作，以人类文明发展史及东西方大融合的高度重新认识改革的意义——不只是解决中国问题，也为后发国家解决现代化问题，为人类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提供答案、借鉴与启示，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不只是消除制约发展道路上的体制、制度障碍，更是制度创新、文明转型！欧洲文明的命运呼吁欧洲实现文明转型。

    同样，中国要走出东西方对比的影子，在全球化时代成为世界领导型国家，也面临文明转型的巨大挑战：一是从生产方式讲，从农耕文明转向工业（信息）文明，从内陆文明走向海洋文明；二是从生活方式讲，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向不同文明间的互融互鉴、和谐发展升级；三是从思维方式讲，从地域性文明转化为全球性文明。

    文明转型的逻辑是以“中国梦”实现“世界梦”，为世界转型提供“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的器物、制度与精神公共产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作为世界大国与文明古国，中国不仅要实现自身的现代化，也要帮助其他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不仅要成为世界强国，也要让世界强国寻找到维护自身地位、生活水准尊严的非“零和”之路，实现包容性崛起，彰显中国和平发展的普遍关怀与世界意义。一句话，中国改革，关乎中国，也关乎世界。这就是改革的世界意义与历史使命。《海殇?》的时代意义与学术价值由此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