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专访欧洲所经济研究室孙彦红副研究员

    问：你如何看待近几年意大利的经济形势？ 

    答：1990年代初以来，意大利经济一直处于低迷状态。2008年底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大约十年间，意大利经济年均增长率仅为1.4%。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该国经济更是连续遭受重创，2008年即出现负增长（-1.2%），2009年陷入战后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增长率为-5.5%，2010年在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下出现微弱复苏，但是随后又受到主权债务危机的剧烈冲击，2011年与2012年再次陷入衰退。同期，失业率一路攀升，由2008年底的6.9%升至2013年初的11.7%，虽然略低于欧元区11.9%的平均失业率，但是已经是199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回顾战后意大利经济的发展历程，至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该国仅在1975年和1993年两个年份，分别因为石油危机与货币危机的冲击而出现过经济衰退，但是都于次年迅速恢复了增长势头。就程度之深和持续时间之久而言，近几年意大利经历的经济衰退的确是战后以来最为严重的。

    问：近几年意大利经济问题的主要根源是什么？

    答：发端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固然是造成意大利近几年经济困境的罪魁祸首，然而，意大利经济自身“虚弱”的内因更加不能忽视。正是多年来累积的结构性弱点，使得意大利成为“欧猪五国”的一员，时不时被推至债务危机的风口浪尖，甚至威胁到欧元的存亡。与德、法、英等西欧大国在危机中的表现相比，意大利经济遭受的冲击明显更严重，抵御危机的能力也更弱。

    首先，政府债务长期居高不下是意大利陷入债务危机困境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内因。1970年代初，意大利政府公共债务占GDP比重仅为40%。此后，由于加快“福利国家”建设导致社会保障支出迅猛增加、大量国有企业因运营不佳而寻求政府援助、石油危机造成能源价格高企、大力扶持南方地区发展等一系列因素，意大利政府债务持续攀升，至1990年代中期时已超过GDP的120%。虽然此后意大利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在加入欧元区前将公债降至GDP的110%，但是仍远远高于马约规定的60%的红线。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意大利也效仿其他发达国家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刺激计划，结果导致公债占GDP比重在两年之内重回120%高位，此前的削减成果丧失殆尽。随着希腊、爱尔兰、葡萄牙等国相继爆发债务危机，意大利因经济规模之大、债务比重之高而被卷入危机也在情理之中。

    其次，意大利多年来累积的其他诸多经济结构性问题也是导致其近几年遭受重创且复苏乏力的重要根源。伴随着政府支出的一路攀升，公共部门机构臃肿、办事效率低下越来越成为意大利特有的“顽疾”。同时，政府开支结构中社会保障支出占比过大，造成用于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严重不足，教育与科研投资不足，劳动力市场僵化，劳动技能更新跟不上产业结构调整需要等一系列抑制生产的严重后果。另外，随着经济增速的逐步放缓，南方问题对整体经济的拖累也日趋明显。上述诸多因素造成意大利的“国家体系”长期缺乏效率，国内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

    总之，上述诸多负面因素，加之引入欧元后的实际汇率升值，近年来能源成本高企等因素，近年来意大利参与国际经济竞争遭遇多重挑战。这也决定了其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能力不足，走出当前债务危机更是困难重重。

    问：对于意大利经济国际竞争力的大小，国际上有不同看法。你的看法是什么？

    答：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意大利的国内生产运营环境几乎被公认为最差，包括基础设施数量不足与质量欠缺、能源成本高、法律体系效率低下，以及国内官僚体系导致的高行政成本等等。正因为上述诸多因素的存在，在不少知名国际机构（包括瑞士洛桑管理学院IMD和世界经济论坛WEF等）发布的国家综合竞争力评比中，意大利的排名往往很“尴尬”，有时甚至与津巴布韦、保加利亚等国处在类似的位置上。

    笔者认为，意大利的国家竞争力之所以表现欠佳，主要是受低效率的“国家体系”所累，其中最主要的有两点：公共部门机构臃肿与效率低下，南北方二元经济结构长期存在。然而，应该看到的是，虽然近十几年来意大利的国家综合竞争力出现了下降趋势，但是其微观经济并未丧失活力，尤其是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私营经济部门始终积极地参与国内与国际市场竞争，并且能够积极主动地调整自身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全球市场环境。意大利微观经济的活力在近几年该国的强劲出口上得以充分体现。

    在2008-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最艰难时期，意大利出口曾一度大幅下滑了30%，但是，近三年来，在内部信贷紧缩、财政紧缩的多重压力下，意大利出口仍然披荆斩棘地收复了失地。2011年，一些部门的出口额即超过了2008年的历史最高水平。2012年，意大利出口较2011年又增长了10%，并实现了110亿欧元的贸易顺差，逆转了延续十年的逆差状态。这一方面是因为国内需求持续低迷造成进口增速放缓，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其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确表现不俗。尤其是属于“意大利制造”的四个最典型部门（包括服装与时尚、家庭装修装饰、自动化及其他机器设备、食品饮料），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灵活性，积极抓住国际市场复苏机遇，成为贸易顺差的主要贡献部门。这些部门的强劲出口表现一方面证明了“意大利制造”的国际竞争力犹在，另一方面也成为危机背景下避免意大利经济陷入深度衰退的重要防线。

    问：意大利的政治因素对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你如何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

    答：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与经济都是密切联系、相互影响与制约的，意大利也不例外。然而，由于战后意大利政府更迭频仍，该国的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更加引人关注。

    二战结束后，意大利吸取法西斯时期的教训实行了以多党制为基础的议会共和制，而党派众多、小党林立又造成了该国政府构成难以稳定持续的特点。政府更迭过于频繁必然会影响到政策的决策及其延续性，尤其会削弱持续解决重大经济问题的能力。从这个角度看，意大利长期以来在经济社会领域积累了大量结构性问题，其低效率的政治体制是难辞其咎的。反过来，当遇到重大经济问题或改革压力时，不同党派解决路径的分歧又会加剧政府的不稳定，导致经济问题的解决进一步拖延，形成恶性循环的“怪圈”。

    自2011年意大利债务危机爆发以来，先是贝鲁斯科尼被迫下台，而后蒙蒂技术政府上台力推紧缩与经济改革，前不久大选时蒙蒂又被选民“否决”，其他党派也无明显赢家，政府组建困难重重，正是上述“怪圈”的集中体现。

    问：你对未来意大利的政治经济形势有什么看法？

    答：鉴于前不久大选后形成的僵局及各大党派目前的态度，短期来看，意大利组建新政府的难度很大。如若无法组建新政府或者组建的新政府因极不稳定而短命的话，在4月中旬的总统选举结束后，意大利将不得不决定择期重新举行大选。目前看来，鉴于国内低迷的经济形势，党派构成更加复杂等因素，即便再次大选，结果也很难预料。因此，至少在2013年上半年，意大利的政治形势将以“不明朗”或“无政府”状态为主，这对于该国继续推进经济结构改革、走出债务危机都非常不利，也会为欧债危机的整体解决增加现实困难。

    就中长期而言，此次大选的“碎片化”结果意味着过去若干年意大利政党政治趋于集中化，并向两党制靠拢的进程已被逆转。近几年，在欧债危机的影响下，欧洲政党格局普遍趋于“碎片化”，政党力量趋于分散。身为重债国之一的意大利即是一个典型。这对其政党政治的健康发展以及中长期的政局稳定与政策推行都是不利的。

    就经济形势而言，意大利要走出债务危机的困扰，除稳定金融市场之外，推行经济结构改革，完善国内生产运营环境，启动新的经济增长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而能否继续有力地推进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决心与魄力。就目前及未来几年的政治形势看，这一点似乎不容乐观。

    问：欧盟集团主席容克说过：“我们知道如何进行改革，但我们不知道如何才能再次当选。”这一句是否适用于意大利的情况？

    答：容克的话道出了近几年欧洲多国政要普遍所处的困境：一方面必须面对源自于外部竞争的经济社会改革压力，另一方面又承受着来自国内选民的政治压力，进退维谷。从近两年意大利经济改革与政治局势发展的关系来看，这句话显然也适用于这个“欧猪国家”中的“大块头”。无论是贝鲁斯科尼由于无法解决棘手的债务危局而被迫下台，还是前不久大选中的中左翼领袖贝尔萨尼因支持推行改革而未能赢得足够票数，无论是蒙蒂于2011年底以学者身份临危受命组建技术内阁，还是前不久的大选中又以政治家身份被选民无情“否决”，无不体现了意大利的政治经济困境。

    虽然欧债危机最糟糕的阶段已经过去，但是不可否认，无论从一体化层面还是成员国层面看，欧洲的根本性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尤其是南欧重债国的经济结构性改革将是一个较长期的过程。鉴于此，未来若干年，意大利乃至欧洲似乎还将在“支持改革”与“抵制改革”这两股时常难分伯仲之力量的裹挟下艰难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