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专访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张利华

    问：你如何看待当前的中欧关系？

    答：当前中国与欧盟的关系总体来说比较好。从经济关系来看，中国与欧盟经贸关系互需性很强，也就是说，在经济贸易方面，双方已经是谁也离不开谁了。就拿最近一段时间的事实来说吧，2012年欧盟仍是我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而我国是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2012年第二季度中国有50亿美元投资于欧洲，比2011年同期投资增加了95%。

    欧债危机发生后，中国一直以积极的态度帮助欧盟，2010年10月温家宝总理访问希腊时宣布，中国将组建一个规模50亿美元的基金，帮助希腊船运公司购买中国船舶，并且将继续中远公司在比雷埃夫斯港的投资项目。2011年中国和希腊企业签署了进口橄榄油和大理石的商业合同，扩大进口希腊优质产品。2011年12月，中国三峡集团购买了葡萄牙电力公司21.35％的股权，每股收购价格高出其市场价格53%，有力地支持了葡萄牙为应对欧债危机而实施的国有资产私有化方案。

    从政治关系看，中欧之间的交流和对话比较频繁。中国-欧盟领导人年度会晤机制自1998年建立以来至今已举行了15次。2009年以来，中欧双方的高层领导人多次互访。在中欧高级别战略对话中，欧方还提出创建城市论坛、省州长对话论坛等建议，中方给予积极响应，中欧政治对话有望在省州和市一级展开，中国-欧盟人权对话已经进行了31次。“欧洲各国领导人在公开表态中对中国和中欧关系普遍给予积极评价，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萨科奇等先后在不同场合对中国支持欧元表示感谢。2011年5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阿什顿在“第二轮中欧高级别战略对话”中表示，“欧盟非常感激中国在近期的动荡期间依然持续参与欧洲国债市场”，强调“对于世界其他国家来说，中国崛起为一个经济大国是一个巨大的发展机会”。

    从文化关系来看，近年来中欧文化交流日益增多。2012年启动“中欧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内容包括建立“中国－欧盟高等教育理事会”和旨在鼓励中国及欧盟学生和教师到对方国家或地区学习的联合奖学金计划等等。2012年2月，“中欧文化对话年”在布鲁塞尔开幕。在文化对话年框架下，中欧双方年内共完成近300个合作项目，涵盖文学、艺术、哲学、语言、体育、新闻出版、青年交流、旅游等领域，覆盖包括北京、上海、香港、澳门在内的22个中国省区市、特别行政区以及27个欧盟成员国。此外，中欧在科技领域里的合作成果也比较显著。所以，总体来看，欧债危机发生以来中欧关系比以前更加密切，发展势头也更加良好了。

    问：中欧关系究竟面临着什么问题？能否请你归纳出几点？

    答：虽然中国与欧盟关系发展势头总体良好，但是，目前中欧之间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欧盟对中国贸易限制问题。近年来频繁发生的中欧贸易摩擦主要是由欧盟对中国企业产品采取限制政策造成的。多年来欧盟一直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他们担心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将使欧洲企业更难对中国竞争对手成功提起诉讼。欧债危机发生后，欧盟一方面有求于中国，希望中国增加对欧投资贷款，购买欧元债券，向欧盟开放政府采购市场；另一方面又怕中国的大量商品涌入欧洲，“冲击”欧洲市场和企业，对他们的企业和就业产生不利影响，所以，欧盟频繁对中国出口欧洲的产品实施反倾销、反补贴、反规避，并限制中国企业在欧洲承包项目。2004年至2011年欧盟发布了关于中国事务的155个文件法律文件，这些法律文件是欧盟委员会以决定或条例的形式发布的，主要涉及商业政策、农业政策以及环境保护与消费者权益。其中涉及最多的是商业类文件，共133件，占这一期间欧盟所有对华法律文件的86%，其主要内容是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反规避和反吸收，关于反倾销措施的文件数量最多。

    从2012年初起，欧盟已对中国出口的日用陶瓷、有机涂层钢板、自行车等商品发起数起‘双反’调查；其中规模最大的要数9月6日欧盟发起的针对我国光伏电池的反倾销调查。该案涉及金额1300亿元人民币，堪称中欧迄今最大的贸易纠纷案。2012年底，欧盟针对中国政府采购的“报复性立法”草案已经完成，并已取得欧洲议会的支持。一旦这份报复性立法草案得以通过，中国企业将丧失在欧盟成员国范围内承揽包括铁路、水务在内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业务的机会。欧盟希望借此对中国施压，要求中国政府开放更大范围的政府采购，并将包括部分国有企业采购纳入政府采购范围，向欧盟成员国开放。

    欧盟之所以对中国企业和产品进行限制，一是“中国威胁论”作祟，一些欧洲人担心中国强大以后会与欧洲争夺市场、资源和资金，中国生产的比较廉价的商品冲击欧洲市场。一位欧盟官员说：“我们看到的是，欧洲某些产业的人士措辞更严了，采取行动的意愿更强了。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是他们最危险的竞争对手；二是急于消除欧盟对中国出口的逆差。从2000年到2010年，欧盟对华贸易赤字增长逾2倍至1680亿欧元。这种状况使欧盟国家的商家和企业感到非常不安，他们不断向欧盟提出诉求并施压，使欧盟通过了诸多限制中国产品进口的法律文件，力争欧盟对中国出口的顺差；三是对一些中国企业有一定的成见和偏见，譬如欧盟对中国电信产业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采取反倾销调查就是他们认定华为实际上是管办企业，接受了中国政府的出口补贴，得到了政府特殊政策的优惠，产品才得以价格低廉。实际上，华为是一家地地道道的民营企业，1988年由几个人在深圳集资筹办。该公司善于学习借鉴世界最先进的企业管理体制和经验，研发能力比较强，运营机制比较灵活，为世界各地通信运营商及网络拥有者提供硬件、软件、解决方案和服务。目前，华为在美国、德国、瑞典、俄罗斯、印度及中国等地设立了17个研究所。而欧盟担心华为等电信技术公司质高价廉的产品抢夺他们的电信市场，以种种理由加以限制。类似这样的事例在中欧贸易中并不少见。

    第二，一些欧盟精英人士和媒体对中国有某种 “疑人偷斧”的心态。由于他们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不认同，不管中国做什么，他们都怀疑其动机不纯，好像“偷了他们的东西”。譬如，欧债危机发生后，为了帮助欧盟国家，2011年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提供了总额20亿欧元的专项贷款，为中德两国中小企业的合作提供资金支持。中国和德国设立了“中德船舶发展资金”，中国和希腊签署了《关于加强基础设施和制造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积极扩大与希腊的海运合作，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希腊基础设施建设和私有化项目。中国的一家民营企业对冰岛旅游业进行了投资，但是英国《金融时报》却对此举作出了这样的评论：“此举可能让北京方面在北大西洋获得一个战略立足点。……该项目可能为中国对这个大西洋岛国和北约成员国的地缘政治兴趣提供一个幌子。”冰岛内政部长乔纳森也说：“中国人想买下整个世界。”英国《经济学家》杂志2011年6月27日的一篇文章说：“中国的投资使欧洲人感到紧张，因为中国希望用它的巨额积蓄购买欧洲的廉价珠宝。”德国《世界报》的一篇题为“危险的依赖”评论声称，欧洲应该当心不要陷入对中国的永久依赖。英国《每日邮报》一篇报道称，欧债危机正是中国谋求扩大在欧洲影响力的最好时机。由此可见，在欧盟，有相当一部分人从内心里怀疑和防范中国，担心中国强大之后“会抢了他们的东西”。

    第三，中国与欧盟在国际政治的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有严重的分歧。中国与欧盟不仅存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差异，而且还在一些国际政治的原则问题如“人权高于主权”，“不干涉内政”等有不同的立场。这些重大分歧表现于利比亚危机、叙利亚危机、伊朗核问题等。中国政府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尤其是“不干涉内政”原则，这种态度和立场与欧盟、美国等西方国家支持北约轰炸利比亚，支持叙利亚反对派推翻政府，对伊朗实行全面经济制裁的做法很不相同，这些原则性的分歧是中欧建设“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障碍因素之一。

    第四，中国自身存在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社会变化巨大，使欧盟不得不刮目相看。但是目前中国社会仍然存在不少问题。譬如，官员腐败，执法不严，诚信危机，假冒伪劣产品和侵犯知识产权问题等等，欧洲人对中国商品的普遍的印象是“价廉质低”。中国生产的日用消费品和轻工业产品价格比较便宜，受到广大欧洲人尤其是中下层人的欢迎，但是，中国产品的质量一直不受欧洲人的褒奖。尤其是中国国内频频出现侵犯知识产权问题，仿冒外国名牌产品问题，假货和劣质产品问题在欧洲也产生了不良影响。另外，一些中国企业为了使自己的产品打入欧洲市场，互相打“价格战”，竞相压低自己产品的价格，进行“窝里斗”，企图用低价销售的办法打败自己的竞争对手。有一家中国公司在竞标某一欧盟国家的高速公路建造项目时把在中国大陆使用的那一套办法运用其中，以最低价竞标，中标后由于成本激增，资金不足难以按期完工，该公司向发标方提出增加资金、推迟工期等要求，被发标方按合同规定撤销该公司的承包，发标方通过社会综合担保机构另找公司完成。结果这家中国公司损失了2亿美元。类似事情发生过多起。所以，中国社会及中国企业自身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也是欧盟对中国贸易限制和防范的因素之一。

    问：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答：应该分门别类地对待和解决中欧关系中的问题。

    对于经贸摩擦问题，中国政府和企业一方面应坚决维护自身正当的合理合法的利益，对欧盟方面提出的不合理的甚至苛刻要求予以斗争，运用法律武器，通过谈判协商等途径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对于欧盟方面提出的合理要求如保护知识产权，杜绝假冒伪劣产品等应当予以接受，中国政府应当加强法治建设，增强诚信意识，加大对企业产品监管的力度，促进企业提高产品质量。2012年，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获得了制定欧盟贸易政策的新权力，这类机构在中欧贸易关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中国政府应当高度重视与欧洲议会尤其是贸易委员会的对话交流。另外，中国企业在欧盟国家竞标承揽工程时，需要全面深入地了解欧盟国家的文化、法律制度和相关担保机构的情况。不要把在中国大陆的一些“潜规则”的做法搬到那里去。

    对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分歧，中国政府应当本着“和而不同”的态度，继续走自己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不追求与欧盟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一致，更不要为了取悦于欧盟而生搬硬套西方政治体制。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一方面学习借鉴欧盟及西方国家的先进管理体制和经验，一方面走自己的现代化之路。积极与欧盟及其成员国交流对话，用中国现代化的成就和事实说明问题，逐渐争取欧盟的理解。

    对于中国与欧盟在国际政治领域的一些重大分歧，中国政府应当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立场，在涉及本国核心利益的原则问题上不妥协，为维护国际和平而斗争。但在一些具体细小的问题上可以采取灵活性的态度。

    在文化交流方面，中国应当大力开展对欧盟及其成员国的文化外交，传播“和而不同，多样共存，互利共赢”的思想，通过政府间的文化外交和民间的文化交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相互理解，求同存异。

    问：欧洲人对“战略伙伴关系”的定义不太了解。如果我们请你向欧洲人解释这个术语，你将说些什么？

     答：“建设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是中国政府首先提出来的。2003年，中国政府发布了第一份也是迄今唯一的一份全面阐述对欧政策的文件——《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表示要致力于构筑中欧全面伙伴关系。2004年，12月，温家宝总理出席中欧第七次领导人会晤时说，中欧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是双方正确的选择，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欧方领导人认为，双方战略伙伴关系走向成熟，中国已成为欧盟的主要合作伙伴之一。欧方此时只是承认中欧“战略伙伴关系”，没有提“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此后，中国领导人就把2004年12月第七次中欧领导人会晤作为中欧建立“全面伙伴关系”的标志了。但是，欧盟对华政策文件从未提及过这一概念，2006年欧盟对华政策文件把中国称之为“更紧密的伙伴”，并且是竞争性的伙伴。

    中欧学术界的大多数学者也不同意中欧已经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一提法，而是认为这是中欧共同努力的方向。许多欧洲人对这一提法既不了解也不理解。比如，欧洲学者Robert Ash在“Quarterly Chronicle and Documentation”中详细描述了温家宝总理于2004年访欧期间提出建设“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欧盟方面予以了响应。但是他认为，除此之外，没有发现欧盟主动提及过这一概念。斯坦利•克劳希克生前也认为：“目前的中欧关系既不是战略性的，也不是伙伴关系，即使签署一个‘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也不会改变这一现实。” Gerald Segal在“Does China Matter?” 一文中认为，“战略伙伴关系”的真正含义是“中国是一个能够成为一个给欧盟带来巨大困扰的对手”。

    总之，建立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是中国政府主动提出来的，欧盟方面只是被动地回应，欧盟领导人在回应时也大多使用“伙伴关系”或“合作伙伴”这样的提法，几乎没有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个定义。的确，许多欧洲人对这个提法不太了解，也不太理解。

    如果有欧洲人问我这个提法是什么意思，那我将会告诉他，这是中国政府的一个美好愿景，中国政府希望中国与欧盟共同努力，将来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国际政治等各个领域有全面的、长期的、战略性的合作，但是，目前中欧关系并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今后中欧关系如果能够朝这个方向努力，对双方都是有益的。

    问：有些中国学者认为，中欧之间缺乏战略互信。“互信”意味着是相互之间的信任。欧洲不信任我们的什么？我们不信任欧洲的什么？为什么有这样的不信任？

    答：我认为，说中欧之间缺乏战略互信是不太准确的，应当说是欧盟对中国缺乏战略信任，而中国对欧盟是有相当程度的战略信任的，因为中国政府奉行“和而不同，多样共存，互利共赢”的理念，对于欧盟与中国的不同之处能够理解包容，学习借鉴，取长补短，不然的话，中国政府不会提出中欧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欧盟对中国缺乏战略互信表现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三个领域。首先，欧盟担心中国产品和企业大量进入欧洲会抢了他们的企业的市场和欧洲人的饭碗；还担心中国强大以后会在全世界与他们抢夺资源和市场；其次，欧盟担心强大起来的中国会在国际政治事务中支持发展中国家，甚至跟欧盟对着干。再次，欧盟担心“非西方”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模式会对欧盟及西方政治体制形成巨大挑战和威胁。所以，欧盟对中国缺乏信任，他们在与中国发展关系的同时，力求把中国改造成西方式的民主国家。

    欧盟之所以对中国缺乏战略信任，主要是因为中欧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存在巨大差异，而怀有“欧洲中心论”优越感的欧盟把自己的价值观和西方式的议会制视为世界上最先进的东西，并将其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把中国视为“非民主”的国家。

    中欧之间要保持战略互信，主要在于欧盟能否改变“欧洲中心论”的偏见，以“和而不同”的理念看待中国，还取决于中国的法治、民主、人权的进步和政治现代化的实现。

    问：巴罗佐不久前说，他希望欧盟能建成一个民族国家的联邦（a federation of nation states）。你认为这个联邦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政治单位？

    答：建立欧盟联邦或联邦欧盟是一些欧洲政治家和精英人士梦寐以求的目标，他们为之奋斗了一生。欧盟各国人民在欧洲经济一体化中获得了巨大的好处。从这次欧债危机状况看，相当多的欧盟及其成员国领导人认识到欧盟不仅要实现经济一体化，更应该向政治一体化迈进。欧盟出台了一系列解决欧债危机的新举措，2011年3月欧洲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批准了“欧洲稳定机制”(ESM)，其主要任务是为欧盟成员国提供金融救助。2012年9月12日德国联邦宪法法庭支持政府执行和欧盟签订的ESM。这标志着ESM的最后一个障碍已经消除。欧洲央行的作用得到了强化，在欧洲经济-财政-金融政策决策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从“不具备印钞职能”到承诺“无限制购买国债”。

    2012年10月欧盟峰会上，欧洲领导人就银行业监管机构在2013年生效问题达成了一致，使欧洲央行向着欧元区单一性银行业监管机构迈进。可见，巴罗佐提出的欧盟建成一个民族国家的联邦得到了不少欧盟领导人和成员国领导人及精英人士的认同，尽管有不少困难和阻力，但是建设欧盟联邦是欧盟领导人及人民的愿望和目标，也是欧盟的发展方向。我认为，欧盟联邦将是一个经济一体化和一定程度的政治一体化相融合的民族国家的联邦。

    问：国际关系研究需要理论。在你看来，我们在研究中欧关系时，应该用什么样的国际关系理论？

    答：国际关系领域的新现实主义理论强调权力和利益的关系，解释霸权主义国家侵略干涉其他国家的原因比较有力度。自由主义（理想主义）理论和建构主义理论解释中国与欧盟既合作又矛盾的关系比较有力。用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分析欧盟对华贸易限制也许更有解释力，资本利益集团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欧盟限制中国产品进口的主要原因。另外，中国文化传统的和谐辩证法对于分析中国与欧盟既合作又斗争的矛盾关系也很有解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