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专访中债资信评级有限公司研究开发部分析师于国龙
问：国内外对欧洲债务危机的根源有五花八门的看法。你的看法是什么？
答：欧元区要素流动不充沛以及制度缺陷是导致危机的根本原因。单一货币区要求劳动力市场充分流动，进而对冲掉需求转移带来的国际收支失衡，但由于南欧劳动力市场存在过度保护的情况，因此加入欧元区并未带动南欧劳动力的充分跨境流动，反而因无法实现货币贬值导致经常账户逆差进一步扩大，抗外部冲击能力下降。
另外，欧元区整合过程也缺乏财政跨境转移支付制度的支持，各国在失去独立的货币政策后只能依靠自身的财政手段调节国内经济，而南欧国家的经济周期与核心国家不同步，单一货币政策对核心经济体的倾斜使得财政手段在南欧国家的经济管理过程中应用更为频繁，加之在缺乏经济基础的前提下迅速将福利制度与核心国家看齐，最终使得财政赤字的棘轮效应被强化，政府债务依存度不断提高。
次贷危机爆发后，欧元区各国纷纷以扩大政府资产负债表的方式对冲私人部门去杠杆化的影响，在私人部门风险向公共部门转移过程中，欧元区固有的制度缺陷与南欧经济结构性问题逐渐显现化，反映在金融市场上表现为相关国家的政府难以获得投资者信任，无法维持再融资能力，最终形成主权债务危机。
问：为什么这个危机久拖不决？
答：主要原因在于单一货币区下进行结构调整的手段有限。主权债务危机的解决不仅需要相关国家推行财政整固措施，还需要通过结构性改革调整经济结构和外部竞争力，使之形成能够维持财政可持续性的经济环境。以过去发生过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经验来说，调整过程一般是先通过债务重组和本币贬值的方式创造改革的有利条件，即便如此，走出危机一般也需要5年左右的时间。而本次欧债危机中的南欧情况比较特殊，由于加入单一货币区后无法操控货币贬值，因此南欧国家只能通过人为削减名义工资等“内部贬值”的手段进行调整，而相关手段涉及削减民众收入和社会福利，社会冲击力较大，所以步伐更为缓慢，调整周期也可能会持续更长。
更进一步地说，欧债危机发展至此已经不能以单纯的债务危机来看待，欧元区政治整合落后于经济整合意味着欧债危机存在转化为“欧元危机”及“欧盟政治危机”的可能性。事实上本次危机中欧盟各种援助机制的设立也并非仅针对欧债危机的解决，而是被赋予更多关于保障欧元区长期稳定、维护欧元区整体利益、甚至推动欧元区加速整合的职责。但由于相关的制度设计在根本上涉及各国国家利益的出让和重新分配等问题，因此在各国通过协调立场就相关议题达成共识之前，解决欧债危机所依托的欧元区政治环境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问：欧洲债务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何在？如何影响世界经济的？
答：危机爆发后欧元区内需乏力的情况已持续较长时间，与之相应的进口需求下降已在前期充分释放，因此危机以贸易途径对世界经济造成的冲击程度已相对较小。目前欧债危机主要通过投资信心途径影响全球经济，即围绕着危机国家下一笔债务到期日的“时间点”以及欧盟理事会峰会后各种援助机制能否出台的“事件点”两个方面推动全球金融市场形成间歇性的恐慌情绪，进而影响投资信心和国际资本流动。具体表现为一旦危机出现阶段性好转，全球投资者投资情绪舒缓，新兴市场国家即出现国际资本涌入甚至推高通胀预期；反之，危机恶化则出现资本外逃并回流向发达经济体，而发达经济体内部也出现流动性趋紧的势头。由于迄今为止欧盟未能针对欧债危机出台长效的、“令人信服”的解决方案，上述局面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
问：欧洲债务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大不大？具体的影响主要包括哪些？
答：直接冲击并不显著。从外贸途径上看，欧债危机对中国的负面影响更多体现在其作用于全球投资信心后导致的我国外需整体乏力，但实际上来自欧洲的直接影响并不十分突出，目前对欧出口增速趋缓是欧洲家庭部门去杠杆化进程和我国纺织品竞争力削弱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欧债危机对国内投资信心的冲击可能更为显著，欧债危机带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降能够强化市场对经济形势趋缓的预期，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私人部门投资动力。此外，危机导致的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性加大也使得我国外汇储备资产配置的难度加大。
问：你如何评价欧洲中央银行在危机中的作用？
答：危机爆发后，欧央行通过两轮LTRO向欧洲银行体系净投放约 5000欧元，通过SMP操作吸纳债券资产约2000亿欧元，虽然不能在根本上解决危机，但上述操作为危机国家顺利实现市场融资提供了必要支撑，也为欧元区出台危机解决方案赢得了时间。但受到外部因素的束缚欧影响，央行实际发挥的作用与其所能够发挥的作用还是存在差距的，由于德国无法容忍基于自身央行体制发展而成的欧央行系统在货币政策上脱离单一目标，并出现债务危机货币化的趋势，因此SMP在德国的坚持下于今年3月份中止操作。
事实上，欧央行在前期的相关操作中大幅降低合格抵押品标准、吸纳了大量高风险的贷款资产与ABS资产，并已成为全球资产规模最大的央行系统，而欧央行资本结构中德国约占27%，因此再度扩大欧央行资产负债表带来的潜在风险也是德国限制欧央行发挥作用的重要原因。
问：在你看来，解决欧洲债务危机的关键是什么？欧盟在哪一方面做得不够？
答：危机解决的关键在于通过结构性改革减少南欧国家的工资和价格刚性，以求恢复经济竞争力，增强与核心国家的经济结构同质性，同时进一步推进欧元区财政一体化进程，逐步建立可行的财政跨国转移支付体系，使欧元区最终实现财政政策的统一。如果围绕着上述几方面的进展无法获得市场投资者的充分认可，很难说欧债危机能够得到实质性的解决，即便在短期内通过一些政策手段得以平抑，但在中长期内不断反复的情况将在所避免。
欧盟还应在协调欧元区国家立场、优化援助政策上发挥更大的作用。随着结构性改革的负面影响逐步累积，南欧经济陷入较为严重的衰退，并引发频繁的政府更迭和社会局势不稳，同时，针对如何拯救危机，南北欧国家的政治分化也日趋严重。对此，欧盟应加强与出资国和受援国之间的协调力度，防止欧洲出现政治经济局势进一步分化的局面，并通过政策调整，重新在经济增长与结构改革之间寻求最佳的平衡点，以求改革进程能够持续。此外，欧盟还应考虑如何在机制创新中更多地寻求外部救援力量的帮助，改善因主权信用风险通过EFSF和ESM转移至欧元区“超国家公共部门”所导致的欧元区“抽左臂血液注入右臂”的被动情况。
问：你对欧洲一体化的前途充满信心吗？
答：比较有信心。欧债的爆发反映出欧洲经济整合过快但配套制度建设不足，因此解决危机需要的是针对经济整合进行制度上的修复，而非终止整合进程。实际上，危机的解决过程确实是与推动欧洲一体化同步进行的，欧盟推出财政契约、建立泛欧银行监管体系和永久性援助机制均体现了未来财政和金融整合的大方向。
进一步说，从罗马条约的起步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深化，欧洲一体化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欧洲的优势在于欧洲人坚守欧洲价值观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制度设计的灵活性，因此即便欧盟宪法难产，还会出现可行度更高的里斯本协议。
所以，即便未来出现个别国家退出欧元区的小概率事件，也只能代表一体化进程的阶段性反复，而非根本性的逆转。
问：许多人认为，国际上的信用等级公司（如标普、穆迪、惠誉等等）发挥了“乌鸦嘴”的作用。你同意这一评论吗？
答：不完全同意。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确实体现出三大评级机构事前预警性不足、事后级别调整加大市场波动的问题。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历史上主权违约案例样本有限、年代久远，并且集中在欠发达国家，而主权评级方法则依据历史违约情况开发形成，由于主权评级理论落后于国家信用风险变化特征的新趋势，因此评级的前瞻性确实存在不足。对此，评级机构应进一步强化主权信用研究，提高评级结果的前瞻性和准确性。另一方面也应说明的是，主权政府的信用质量受政治决策、经济周期和金融市场情绪等多重因素的互动影响，由于相关传导机制极为复杂，因此预测工作存在较大的难度。事实上，欧债危机的恶化速度远超所有市场研究机构的预期，但如果回顾危机前的情况可以发现，评级机构在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就对南欧国家的信用风险做出较为保守的判断，希腊的主权信用级别一直列在所有发达国家之后，甚至低于很多新兴市场国家。
从另一个角度看，投资者对评级结果的过度依赖也是造成此次危机中主权级别调整对市场造成较大冲击的重要原因。作为市场第三方，评级机构的目标是最大程度上解决金融交易过程中的信用风险信息的不对称性，因此评级结果仅应作为风险提示用于投资参考。近年来，一些国家的金融监管部门要求投资者按照资信评估配置资产组合，并按此制定信用风险的监管条例，无形中强化了评级结果的市场影响力，其直接后果是导致主权级别调整的外部性过强，影响力过大。
问：中国的评级公司在欧洲债务危机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答：初级参与者。我国评级行业正处于成长期，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即便在国内债券市场，评级机构的公信力和认可度依然有限。本轮欧债危机引发金融市场对评级行业的关注，同时也为我国评级行业发展提供了较好的机遇。目前，国内几家评级机构先后涉足主权评级领域，但由于对主权评级的技术积累尚浅，相关的市场影响较为有限。从客观情况上看，中国评级机构想要成长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评级机构仍然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