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专访同济大学德国问题研究所朱宇方博士

    问：在你看来，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特点是什么？

    答：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从根本上说是新自由主义范畴中的混和经济模式。

    它的第一个特点便是新自由主义色彩。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脱胎于弗莱堡学派的秩序自由主义理论。这个理论的最主要观点便是强调“竞争”。秩序自由主义这个名称中的“秩序”二字指的是经济秩序也就是“竞争秩序”。因此，德国式的新自由主义的“新”字指的就是国家要维护竞争秩序，即建立并维护有利于充分竞争的法律和体制框架。

    “竞争”这个特点之中包含了更为具体的两点：（一）对社会公平的理解，（二）对币值稳定的强调。

    关于社会公平，在这里只讲德国特色。在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理论中，充分竞争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因为垄断以及通过垄断获取的优势竞争地位、攫取的超额利润是破坏社会公平的罪魁祸首，也是传统资本主义种种弊端的根源所在。德国极具特色的中小企业政策、劳资领域的集体谈判制度等等，都是这种思想的具体体现。

    关于币值稳定，其实也是出于对竞争秩序的维护。充分竞争的基础是市场经济，即由市场配置资源，而市场配置资源的媒介就是价格，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都会使价格发生扭曲，从而使其丧失合理配置资源的功能，因此，价格的合理性具有根本性意义。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何无论是在马克还是欧元时代，“币值稳定”始终是德国高举的旗帜。

    德国经济模式的第二个特点是“混合”。当然，所有理论付诸政治实践都不得不做出的妥协，因而现实中的所有政策都是某种混合物。除去这一点，德国的经济模式的“混合”性与德国政党联合组阁建立“执政联盟”的这个政治特点有关。多年来，右翼的联盟党与左翼从民主社会主义走向社会民主主义的社民党势均力敌，或交替上台或联合组建大联盟政府。德国的这个经济模式在或左或右的政治环境中被不断重新诠释。但要强调的是，新自由主义色彩从未被抛弃。

    问：有人认为，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能较好地处理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的关系；还有人认为，在奉行这一模式的欧洲国家，政府能对经济生活进行恰如其分的干预。如何判断一个国家的政府干预是“过度”了或是“缺位”了？

    答：在经济运转中，“国家”与“市场”的角色与比重是判断经济体制的根本标准，也是永恒的话题。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所主张的是国家仅维护恰当的经济秩序，而不干预具体的经济过程。关于经济秩序以及国家在这方面的职能，我们已经在第一个问题中进行了说明。对于具体经济过程，德国的主流观点始终是，应当将其交给市场这双无形的手。因为经济过程是十分复杂的动态过程，而不是简单的、可预计的输入与输出，如果人为干预，会令国家陷入被动，令经济陷入僵化。

    在政治实践中，例如，德国曾经在60年代尝试过干预劳动市场，当然采取的是“劳资协同”这种相当温和的方式，但事实证明这种干预仅在短期内有效，所以不久便无疾而终。

    所以，德国所主张的国家在经济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是框架性的，在欧洲各国中，德国的“国家”在经济中所占比重是相对较小的。

    要判断国家的干预是否“过度”或“缺位”，必须结合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举个例子，以德国标准看美国，一定会觉得国家是“缺位”了，但如果结合美元的国际地位、结合产业结构、结合民众的传统观念与心理预期，那么“缺位”这个结论就不能轻易下。

    问：德国经济奇迹的根源何在？

    答：这里具体指的是德国的哪个经济发展阶段？公认的，“盖棺定论”的经济奇迹是战后1950年代至60初的那个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当时那个奇迹的根源有四：（一）德国社会市场经济，尤其是对市场经济的强调大大激发了经济活力；（二）战后，全球范围重建需要及生产力不足造成的绝对的市场需求；（三）德国良好的工业基础，以及其本身的产业重点很好地契合了战后世界市场的需求；（四）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以及德国对资金的高效、可持续的利用；

    我想，这里指的更有可能是近几年德国经济历经世界经济、金融危机，以及欧元危机，却始终保持平稳，甚至形成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但这个经济周期尚未结束，所以还不能定论。这里分析一下德国进入欧元区后经济发展良好，在危机中独善其身的原因：

    （一）德国是统一货币的受益者。德国通过维持较低的单位劳动成本获得了相对于其他货币联盟成员国的国际竞争优势。某些无法同步提高竞争力的国家失去了汇率工具，被迫用自己的国际收支逆差造就了德国的顺差。

    （二）欧元区的经济治理模式是德国一手缔造的，也最契合德国的传统和现实。在这一点上，可以参见我在“深度讨论：如何认识德国在应对欧洲债务危机时发挥的作用”中的发言，这里不再重复。

    （三）由于德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危机中欧元下跌促进了德国对非欧元国家的出口。

    （四）德国经济结构以实体制造业为重，在金融危机中所受冲击较少。08年在金融危机中倒下的冰岛便是反例。

    （五）今年德国灵活的劳动市场政策保证了良好的就业水平。这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施罗德实施的哈茨改革，这一劳动力市场改革被普遍认为是医治“德国病”的一剂良方，但在实证研究领域也有学者认为并没有数据直接支持这一结论。另一方面是在07-09经济金融危机中德国实施了灵活劳动时间制度，即通过普遍减薪减工时避免大规模裁员。这降低了企业的裁员与再雇佣成本，使得企业得以在经济复苏开始时迅速恢复产能，占据市场。

    问：希腊、爱尔兰、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能否学习或借鉴德国经济奇迹的“奥秘”吗？为什么？

    答：我认为几乎没有可能。参考我在回答上一个问题时提到的德国得以独善其身的5个原因，就会发现，这几项原因几乎都是无法复制到其他国家的。我认为可以借鉴的是：适度控制公共领域的消费开支，以稳定财政；采用灵活的劳动市场政策，降低单位劳动成本，并尽可能保存就业。但我仍然持不乐观态度。

    问：不少人批评德国对陷入危机的希腊等国见死不救。波兰外长就是持这样一种观点。你的看法是什么？

    答：作为一个民主的民族国家，德国不可能在第一时间无私奉献。在作出任何救助决策时，德国必须在本身的民主国家体系内作出决定。在这样一个（一）德国没有切肤之痛，（二）需要德国（至少短期而言）单方面付出代价，（三）各方专家都无法匡算出底线、给出标准最优解的问题上，不可能要求德国的“民”能在第一时间作“主”为其他民族国家挺身而出。

    到目前为止，德国的确从同一货币中获利，但不能以此为理由，用道德准则要求德国救助，况且违背民意也是另一种不道德。

    其实，“民主性缺陷”始终是欧盟治理的一个瓶颈。当然，这超出了我们今天讨论的范畴。

    问：如何评价欧洲中央银行在应对债务危机时发挥的作用？

    答：应该说欧洲央行已经尽其所能，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发挥救助作用，例如在二级市场收购国债。但欧洲央行的行为受到了法律框架的制约，无法发挥一个完整的央行的职能，缺陷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欧洲央行在欧元区内实施同一的货币政策，即它只能按照欧元区的平均水平制定货币政策，而无法根据不同国家的经济现“因地制宜”地制定政策，在这个意义上，其实“以币值稳定为纲”也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二）欧洲央行不具备最后贷款行的功能。对于建立统一货币区而言，这其实是一件自相矛盾的事。建立统一货币区的一个重要考虑是增加货币区的体量，以应对像大型对冲基金这样的国际金融投机者对某个货币的冲击。但如果这个统一货币背后的央行无法以最后贷款行的角色与之抗衡，那么这些无孔不入的投机者仍然会找准机会各个击破。很典型的，希腊便是目标之一。但如果欧洲央行成为最后贷款行，那么就必然意味着欧元区各国的主权债务共同体化，这在短期显然是无法被接受的。因此，欧洲央行的行为能力存在巨大缺陷，但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可能被纠正。

    问：欧盟已签署了财政契约，在加强经济治理方面也采取了许多措施，明年还可能构建银行业联盟。以后欧盟经济是不是可以高枕无忧了？

    答：回答当然是否定的。所谓财政契约以及经济治理方面的协调措施涉及的是国家财政稳定，而银行业联盟涉及的是金融安全，可以说，这些都是防御性的措施，是被动的。节流当然必须，但更重要的是开源。欧盟，或更具体地说，欧元区要在现有的法律和政策框架下（例如一刀切的货币政策），要保持整体经济稳定，就必须做到区内各成员国在竞争力方面基本持平。这就意味着，南欧国家也必须拥有和德国相当的经济竞争力。是不是高枕无忧，我想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