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专访同济大学德国/欧盟研究所教授伍慧萍博士

    问：移民问题既是人口问题，也是社会问题；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德国对外来移民（来自外国的移民）采取什么样的政策？

    答：如您所言，移民是一个综合性问题，需要整合多个政策领域的资源通盘考虑。德国对外来移民问题经历了一个比较大的转折，时间上大体以世纪之交为界限，之前否认德国是移民国家，也就谈不上制定专门的移民政策，只是在外国人法的框架内对移民的入籍等问题作出最低限度的规定，这种做法客观上导致尤其是德国外来移民、尤其是其中最大的土耳其移民群体出现社会隔离和“平行社会”，这又诱发了主流社会长期积淀的欧洲中心论的优越感（扎拉青）和对移民的排斥心理，引发社会融入的争议。

    之后，尤其是施罗德领导的红绿联盟上台后，德国朝野就德国是移民国家的事实达成了跨党共识，开始制定系统的移民政策，其主要基调是强调移民融入客居国社会的重要性，为此制定了一系列引导措施，例如移民需要上德语课和国情知识班，入籍需要通过国情和语言测试等，联邦政府也通过开展伊斯兰会议和融入峰会等多种措施广泛联系各种移民团体，以期增强融入，收到了一定的积极效果。

    问：一个国家的移民政策有无好坏优劣之分？你刚才说的德国的移民政策属于什么性质？

    答：移民政策大体上可以分为客籍劳工、同化和多元文化主义这三种模式，德国的移民模式传统上属于客籍劳工模式，移民被视为临时性因素，移民问题在世纪之交被纳入政治日程，《移民法》实施后的移民政策更多强调移民的权利与义务，对移民的义务要求主要体现在加强融入的努力上，在不否认移民本身文化和种族来源的前提下强调移民对客居国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需要加强了解，更重要的是，要求移民认同客居国的共和制宪法原则和共同的政治价值观，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从客籍劳工模式向同化模式的转向。而一度在荷兰等相对自由宽松国家实施的多元文化主义，就连默克尔总理也宣称在德国是行不通的。

    问：你对德国的公共外交也有很深的研究。中国能从德国开展公共外交的实践中获得什么样的有益的启示？

    答：国内学界研究公共外交往往多关注美加日等国，较少提到德国，事实上德国的公共外交实践非常成功，有相当大的借鉴意义。德国由于自身特殊的历史语境，往往是举着开展对外文化教育政策的大旗，行公共外交之实。通过歌德学院等各类文化中间机构在全世界推广语言和文化，德国持久地改善了全世界对于本国的认识，提升了国家软实力，树立起现代化、开放、文明、和平的国家形象和勤劳、守时、重信誉的高素质国民形象。最近几年德国也加强了对华公共外交，落幕于上海世博会的“德中同行”系列活动是德国迄今为止在海外开展的最大规模的综合性推介活动。

    中国可以适当借鉴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歌德学院以及各类基金会开展文化和教育外交的做法，进一步发挥传统文化的凝聚力量，加强文化教育领域的交流，有计划地培养“亲华派”，让更多的国外知识精英以及民众接触、访问和了解中国，并且多策划一些诸如2012“中欧文化年”之类的活动，持续推行“请进来”和 “走出去”战略，在国际上占领更多的舆论高地。

    问：我们在讨论德国经济奇迹时常从经济角度入手。非经济因素（如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在这一奇迹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答：德国之所以在短短十几年之间就在二战的废墟上迅速重建并实现了经济奇迹，这不仅与德国战后奉行的社会市场经济政策和独有的社会模式有关，也与众多非经济因素密不可分：首先，德国建立起议会民主制和法制国家，个人权利的保障和法制原则的贯彻保证了正常的社会和经济的秩序，以及宽松自由的政治文化；其次，德国在战后作为火车头积极推进欧洲一体化建设，从根本上实现了法德和解，为战后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实现了持久的和平，创造了稳定的周边环境，而德国经济也是欧洲内部大市场最大的受益者之一；再次，德国对教育的投入始终维持较高水平，双轨制职业教育为德国工业源源不断输送熟练的技术工人，大学教育的扩张为经济界培养了大量高素质的工程师和科研人员，德国高校与企业之间在研发方面的密切合作推进了企业技术的更新换代；德国国民性的理性、思辨、守时、契约精神和合作协商等素质确保了经济秩序中每个小齿轮的精准运作。

    问：对于实现维护世界和平、推动世界发展或促进欧洲一体化等目标来说，有一个“欧洲的德国”好还是有一个“德国的欧洲”好？

    答：“欧洲的德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德国的欧洲”却从未存在过，主要原因在于德法轴心始终是推动一体化进程的发动机，德国不可能离开法国单干，而更为重要的是，德国主导权的发挥受制于欧洲联盟的政治属性和表决机制的制度设计，欧洲的发展方向需要所有成员国共同推动，共同妥协和协商，不可能由一国单独制导，而随着欧盟的不断扩大，成员国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政策立场的协商一致变得更为艰难，尽管默克尔总理以善于在幕后协调斡旋而著称。

    “德国的欧洲”也不是当代德国追求的目标，战后的德国出于消除法德嫌隙、保障欧洲和平和实现经济共赢的考虑，选择了将自身的发展融入欧洲一体化的历史巨轮中，历史证明“欧洲的德国”才是正确的选择。欧洲联合进程走到今天，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成为实现多极国际格局和世界和平的重要稳定因素。

    问：你对德国在欧洲债务危机中的表现有什么看法？

    答：我顺着上一个问题的内容，主要想从欧洲层面政治力量对比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一体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德国的理念模式的影响，在两德统一后，德国政治经济实力增强，欧盟东扩后，其地缘战略地位进一步提升，在欧洲一体化中的角色与“领导”地位增强，法德轴心的重心呈现向德国推移的态势。这一切也集中反映在德国在当前欧债危机的应对表现，以及欧盟各国对德国领导作用的期待和质疑上。德国经济在欧债危机中一枝独秀，由此增加了在解决危机过程中的话语权，欧洲各国政要期待德国承担更大责任。不过，德国在欧盟坚持严格财政纪律的立场未能得到所有成员国的响应，在希腊、意大利等国民众中引发抵制，也受到来自政治经济界的质疑，反过来导致默克尔在欧洲暂时陷入孤立状态，德国可以说是“成为自身经济成就的牺牲品”。无论如何，德国在欧洲的地位和作用都是其他任何成员国无法替代的，其方向选择今后也还将极大影响欧洲一体化的实际进程，目前在德国的政治话语中，进一步深化政治联盟以应对危机的呼声又起。

    问：作为国内德国研究学术界的佼佼者之一，你的治学体会是什么？有何感想？能否与其他青年科研人员一起分享你的体会？

    答：我最大的体会是应当加强与其他学者、尤其是与国外学者的交流，密切追踪国内外学界最新发展前沿，以其把握所在学科的前沿和全局，但同时应该坚持较长时间关注一个或若干主题，形成自己的科研特色和重点。目前国内科研环境相对功利，强调短期收到实效，尽管如此，还是应当排除干扰，潜心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