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专访同济大学德国问题研究所李乐曾教授

    问：同济大学的德国问题研究所在国内学术界有很高的学术地位。能否请你介绍一下该研究所的发展进程及当前关注的问题？

    答：作为建国以来我国第一个专门研究联邦德国的实体机构，同济大学德国问题研究所在2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做到集科研、教学、出版专业期刊和对德交流于一身，通过各项任务之间的相互协调和促进，实现了总体效果的最优化。

    在以科研为主的同时，自上世纪90年代起，研究所开始参与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学，独立培养德国研究方向的硕士生，2010年开始培养德国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在出版《德国快讯》半月刊、《德国研究》杂志的基础上，研究所在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的架构内，新近又推出《德国发展报告(2012)》。可以说，把握重点、不断积累、锐意进取是德国问题研究所取得成功的经验之谈。

    目前研究所研究人员关注的问题首先是德国在解决欧债危机中的角色与作用，以及此次危机对德国经济走势的影响；其次是一年来德国各政党的变化，特别是在默克尔第二个任期的最后一年德国政治的发展动向。

    问：“德国问题”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在当前的欧洲债务危机背景下，这个问题似乎具有新的含义。你的看法是什么？

    答：在当前欧洲债务危机背景下提出“德国问题”，确切地说提出“德国的欧洲”还是“欧洲的德国”这个问题，更多的是出于对各国解决危机的分歧难以化解和德国将起何种作用的担忧。这个问题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欧洲未来发展，对欧洲一体化前景的悲观情绪。

    2005年我在《二战结束和德国统一的欧洲意义》（《德国研究》2005年第1期）的短评中曾谈到，“欧洲人用创造新的共同发展的模式来应对战争、冲突以及全球化的挑战。这个模式就是‘欧洲一体化’，它既是一种制度，也是追求‘欧洲大同’宏伟理想的一个漫长过程。”虽然目前的欧债危机有愈演愈烈之势，但这只是这个制度不断完善过程中的一部分，它还不足以动摇欧洲人的信念和决心，而德国人是其中的坚定分子。可以说，在欧洲没有哪一个国家的人比德国人对欧洲和平及共同发展的必要性有更深切的体会。

    毋庸讳言，在欧盟的运作过程中，各成员国之间存在甚至是非常激烈的利益之争，但面对维护欧洲和平与发展这一共同目标，这些矛盾和内部斗争都能够通过协商最终得到解决。目前过多地讨论“德国的欧洲”还是“欧洲的德国”，容易使人对欧洲一体化的根本目标和欧盟的制度性意义产生怀疑。

    问：德国文化中也有许多令人称道之处？你能为德国文化归纳几点你个人认为最有价值的精髓吗？

    答：笼统地谈德国文化比较困难，然而就传承和演绎欧洲古典哲学、古典文学和古典音乐而言，德意志民族是其集大成者。在这里我更愿意谈德国人的民族性，因为它能够体现德国文化的一些特征。德国人对秩序、规范、制度的追求是根深蒂固的，由此产生的责任感强、严谨、诚信等良好品格成为其民族性中几个较为突出的积极因素，这是德国能够成为文化和经济强国的重要原因。就此而言，德国人有民族优越感是可以理解的，但要防止它走向狭隘的民族主义，二战以来德国人在这方面还是做得相当成功的。

    问：能否请你预测一下，默克尔与奥朗德的关系会像默克尔与萨科齐那样密切吗？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说，德国领导人总有办法“驯服”法国的领导人。你同意这一说法吗？

    答：其实默克尔与萨科齐的关系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密切。在我的印象中，默克尔处事比其前任更理性，但这并不意味着缺乏应有的灵活度，这在她的第二个总理任期内表现得较为明显。不排除默克尔与奥朗德在解决欧债危机问题上会有激烈的交锋，但他们将因此有更深的相互了解，这对两人尽快渡过磨合期反而有利。所谓“德国领导人总有办法‘驯服’法国的领导人”，实际上是“德国的欧洲”的另一种表述。

    问：作为国内德国研究领域的前辈，能否介绍一下你的治学经验？

    答：作为同济大学德国问题研究所最早的成员之一，我在研究所的经历始终是一个边学习、边研究的过程。我的体会是，从事国别研究一定要有“面”与“点”之间的结合。所谓“面”是指对这个国家历史、政治、经济、外交、社会以及文化的情况有一个基本的、全面的了解，这需要有较长的时间才能做到。所谓“点”是指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中选择重点，通过深入研究取得成果。“面”要宽，“点”要深，两者相辅相成，没有“面”的基础，往往难以在“点”上有所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