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专访同济大学德国问题研究所/欧盟研究所朱苗苗博士

    问： 德国的城市化建设有何经验教训可以为我所用？

    答：德国的城市建设属于紧凑型，和美国式做大做强的城市建设模式区别很大。德国在大规模城市化过程和城市建设过程中发现了诸多现代“城市病”，他们及时反思和调整了发展理念，比如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扶持节能房建设、强调城市功能混合和“社会城市”等。尽管中国政府早已提出“可持续的城市发展”概念，但实际上中国城市建设在很大程度上还在走美国式道路，而中国不论从人口规模，发展速度还是环境承载力上说都无法承受这种发展模式带来的负面效应。另外，德国在城市建设方面的科技创新精神也值得我们借鉴。

    问： 你的博士论文是“以弗莱堡和上海为例论述从现代化到可持续性的城市建设指导理念的延续性和转变”。能否请你介绍一下论文的主要内容？

    答：我的博士论文从历史、社会及政治的角度分析了以德国为例的欧洲城市建设指导理念如何从现代性转变为当今的可持续发展范式，然后通过实证研究将中德两国不同时期的城市建设指导理念进行对比，通过找出其理念产生、转变和延续的原因来发现其异同点。在此基础上，对德国城市发展过程进行梳理和评价，对中国的城市建设进行分析。简要地说，欧洲城市化和城市建设的模式虽然无法直接复制到中国，但是经济发展带来的城市化过程中的问题有共同点，比如向经济利益倾斜、工具理性指导城市建设等。德国经验证明，预见、解决这些问题的政治意愿对城市建设影响很大。

    问： 能源问题是德国发展进程中遇到的一大难题。面对能源供应的短缺，德国为什么对核能利用慎之又慎？

    答：德国是一个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国家，其能源政策是根据自身能源利用的特点、国际能源市场的供应以及气候保护议题的要求制定的。目前，德国所面临的难题不是能源供应短缺，而是如何使能源利用具有“经济性”、“供应安全性”及“环境承载力”。核能发电的经济性和低碳效应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德国民众对核废料处理可能引发的环境问题一直存在顾虑。去年，日本因地震而发生严重核电站事故，使德国公众的核恐惧情绪急剧上升。最终，德国成为第一个决定放弃利用核能的工业国家。德国对核能利用的谨慎态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解读：第一，历史上，德国有悠久的环保传统；第二，战后德国的反核文化影响较大；第三，德国绿党实力较强，非政府环保组织活跃，第四，默克尔政府为2013年大选作考虑。欧债危机与核电危机，让默克尔及其所在的基民盟承受很大压力。2011年是德国超级选举年，默克尔必须考虑核能政策对选举的影响。第五，退出核能体现了战后德国以“谨慎原则”进行风险管理的模式，即凡事皆以“不怕一万，只怕万一”的态度去做。当然，最终促使德国政府弃核的，还是日本发生的核灾难。

    问： 你对德国文化也有很深的研究。能否请你总结一下德国文化的特点？

    答：我不敢妄言自己对德国文化有很深的研究，仅能作为一个与德语及德国打过多年交道的青年科研人员说说自己的体会。民族性上，德国人以严谨、古板、内敛著称。文化上，德国是个善于思辨、反思的国家。这种特点在二战后促成了德国人对战争的反思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另一方面，德国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在欧洲国家中是最强的，这个在德国民众和政治精英的环保意识上就可窥见一斑。当代德国，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区别很大：大众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与美国大众文化日益趋同，而精英文化还保持着德国自己的特色。

    历史上看，18世纪中期形成的德国教育中产阶层（Bildungsbürgertum）对德国文化影响很大，使德国各阶层普遍支持文化建设。在德国，哪怕很小的城市都有音乐厅、剧院和博物馆，而且很受欢迎。喜爱读书看报的德国人很多，因为这个民族以“有文化”为荣。更重要的是，德国文化使得德国人“万事求好”，凡事都要追求完美，这种精神使得“德国制造”成为高质量的代名词。我觉得，文化很难用好和不好来评价。辩证地看德国文化，过多地进行反思使德国人容易流于悲观，而理想主义则使德国人更容易陷入狂热和固执。这些文化上的负面效应，在两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中都有表现。

    问： 中欧的合作领域越来越宽广。不久前，由国家发改委和欧盟委员会共同主办的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高层会议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中欧如何在城镇化领域展开合作？

    答：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高层会议的举行,特别是《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共同宣言》的签署,为中欧在城镇化领域合作明确了方向,也为加强中欧关系提供了机遇。中欧在城镇化领域可以合作的方面很多，我认为以下几点很重要：第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采用节能低碳设施；第二，城市能源供给和废物处理，如智能电网、太阳能技术及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污水处理技术；第三，保障房建设。

    问： 最后能否请你谈谈你的治学体会？

    答：我进入学术圈时间不长，是德国研究界的小字辈，现在的任务主要是向各位前辈与同行学习。因此，我只能谈谈自己学习的体会。我觉得，作为一名中国学者，研究德国首先要把德国的事情搞清楚，就是说，努力做一名“德国通”，对德国的历史有系统的了解，对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有全面的知识，与德国学术界保持密切联系。在这方面，同济大学德国问题研究所为我的学习提供了最好的条件，我希望借此机会表示感谢。当然，做一名真正的“德国通”，对我而言只能是终生的目标，只能是尽量做好。

    其次，作为一名中国学者研究德国，必须有“中国意识”和“世界意识”，眼光不能拘泥于德国。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对德国的研究更有意义，克服国别研究中容易出现的“就事论事”的缺陷。

    第三，作为一个德国研究的“新兵”，一定要多向从事德国研究和欧洲研究的前辈学习，通过阅读与对话不断学习他们的观点与方法，只有这样才能有进步。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和德国研究会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学术交流的机会，我从中获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