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专访同济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执行院长王义桅教授

    问:除同济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执行院长这一职务以外,你还担任“中欧学术连线”的主任。首先请介绍一下“中欧学术连线”是一个什么机构? 

    答:“中欧学术连线(China-Europe Academic Network, 简称CEAN)”并非一机构,而是一个平台。她的创立,是希望借助同济大学丰富的对欧交流资源,发挥多学科优势,瞄准前沿领域,以同济大学德国学术中心、德国(欧盟)研究所、中德学院、中法中心、中意学院、中芬中心等为依托,采取开放的方式聘请国内外学者、官员、企业家担任顾问,与欧委会资助的“欧中研究与咨询网络”(前身为“欧中学术连线”)开展合作对话,为中欧学术和人文交流搭建一座桥梁,积极为发展中欧关系献计献策。2011年9月24日,同济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名誉院长梅兆荣大使、中国欧洲学会会长周弘教授共同为中欧学术连线揭幕,并分别宣读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宋哲大使、欧盟驻华代表团团长艾德和大使贺辞。

    问:你在欧盟使团工作三年,这一经历的最大收获是什么?

    答:应宋哲大使之邀,我有幸在2008年4月-2011年3月期间被外交部借调到中国驻欧盟使团工作,先后在政治处、新闻处任职,收获主要体现为三方面转型:其一、学术转型。我长期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工作,研究兴趣和思维不自觉有围绕美国转的倾向,回国后加盟欧洲化的大学——同济大学,实现了自身学术转型,对世界、对西方的看法更全面、均衡、深入了。其二,思维转型。欧洲人的思维模式帮助我“去美国化”,潜移默化的以社会而非以国家为思考单元看到当今世界与中国。其三,意识转型。外交前线培养了我的国家意识、实践意识、政策意识。许多人问我回国后为何换单位,我的回答很简单——我的单位就一个,那就是“中国”。出国才能认清中国,尤其是从外交调研、公共外交角度,外交官经历大大丰富和深化我对中国的理解。在布鲁塞尔三年,我试图读懂欧盟、认清美国、看准中国。 

    问:12月9日欧盟峰会放弃“修约”,而是“另起炉灶”。你大胆预测一下,这一决定会成功吗?

    答:这一决定有可能成功,但欧盟的成功往往大打折扣,且姗姗来迟。弃“修约”而“另起炉灶”,乃不得已。不只是由于英国的反对,而是“修约”费时费力,政治周期与经济周期严重不匹配,这是欧盟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但是,反对“修约”的非欧元区国家,包括英国,无法置之度外,让德法两家主导欧洲一体化进程而被边缘化,还得一起来“另起炉灶”,最终参与设计按照德国意愿促成某种“财政同盟”。原因是明摆的:任何欧洲国家在全球化竞争中要想不被边缘化,只有绑在一块儿发展,才能在世界多极化中占有一席之地。 

    问:英国的表现为什么如此让人失望?

    答:英国的表现是意料之中的。根本原因是英国在全球化中的比较优势与欧洲大陆国家不一样,更多是金融自由化。故此反对德国提出的金融监管提议,可以理解。但是,英国的未来离不开欧盟。保护自己的比较优势、显示独立性,推动欧洲一体化建设,是英国将来要平衡好的三方面诉求。 

    问:你对欧债危机的前景有何看法?

    答:从战略上不容乐观,从战术上谨慎乐观。从战略看,欧债问题是欧洲国家在全球化时代比较优势下降的背景下发生的,爆发债务危机的主要是那些去工业化程度高的欧元区国家,通过实现“再工业化”增加造血功能,才能治本。目前的应对都是止血,也就是治标。从战术上看,欧盟通过欧债危机建立财政联盟,深化一体化,乃众望所归。一句话,我不是关注欧盟的近忧,而是其远虑。 

    问:有人说中欧之间缺乏战略互信,你同意这一说法吗?这一言论的另一层意思是我对欧盟同样缺乏信任。如果我们对欧盟缺乏信任,为什么我们还要批评欧盟不信任我们?

    答:中欧之间缺乏战略互信,涵义是双方战略信任有但不够,表现在:一是欧盟从战略上不够信任中国。以前,中国是欧洲人眼中的“另类国家”。我在布鲁塞尔常常提醒欧洲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源于欧洲,为何不信任中国?欧洲人颇不以为然,往往抱怨说我自豪之处你不学习,如果我学习庄子而非孔子,你中国人认可吗?现在,随着中国崛起势头不可遏制,欧盟觉得搞不定中国,如何能从战略上信任中国呢。二是中国从战略上也不够信任欧盟。比如中国人老犯嘀咕:欧盟是真正的战略力量吗?欧盟在军事上不得不迁就美国的战略意志,在政治上是成员国意志妥协产物,只有在贸易上才算一战略力量。当有战略需要时,欧盟会站在中国一边吗?显然不确定。在人权、武器解禁等问题上批评欧盟不信任我们,是我希望欧改变态度,尊重我。中欧要真正实行战略互信,首先要各自成为真正独立的战略力量,其次要凝聚共同的战略目标及谋划共同战略路径。 

    问:你是青年学者中的佼佼者,请介绍一下你做学问的体会。

    答:如果我取得了一点成绩的话,源于一个字“超越”——既超越前人,也超越自己。在这种超越的意识下,我先后实行三大转轨:从理工科出身,转为文科;从美国研究起家,转为研究欧洲;从理论研究出发,转为外交实践……不断在超越自己。思考的兴趣不受具体国别、领域限制,较为广泛。这根本上源于无知的恐惧,源于追求的乐趣,源于表达的成就感。我相信,学问是悟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