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专访中央编译局研究员林德山

    问：当前欧洲有什么引人瞩目的思潮？

    答：我感觉目前的欧洲在思想和政治领域处于一个困惑时期，表现为对新自由主义以及对自己传统思想的不知所措。新自由主义受到普遍质疑，而与之相对的其他主流意识中，社会民主主义并没有因此提供一种建设性的主张。我倒是觉得，目前欧洲社会大众间存在两种并行的倾向值得人们关注，一是人们变得更为保守。这主要是指人们对过去一些变化的怀疑，以及对未来变化的消极，对欧盟是如此，对各个国家的国内政治趋向也是如此。二是民粹主义趋向，主要表现为面对欧洲的衰落人们对外来的力量和因素变得更为敏感，更容易过度强调这些因素。这两种倾向在近几年的欧洲政治中都已表现出来了。

    问：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说：“在后社会主义世界里，欧洲左翼政治力量缺乏令人信服的学说。”你对这一句话的看法是什么？

    答：实际上，这句话里的“社会主义”是个泛义的概念，所指称的是所有传统的依赖国家控制体系的左翼政治方式。在欧洲，随着东欧现实社会主义的失败，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所有左翼政治力量都受到牵连。它刺激了左翼政治自身的一些变革，其中，20世纪90年代中期兴起的、标榜为“21世纪的新政治”的“第三条道路”一度引起人们对新的激进主义政治的热情。而现在看来，“第三条道路”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政治构建上都缺少内涵。

    一种建设性的左翼政治议程必须要在理论上从两个方面回应一些时代的变化特征。一是重构全球化时代的国家权力，二是如何表达左翼力量新的身份特征。而这两者往往是关联的。虽然现代左翼政治越来越难以界定，但我想，强调集体权力(尤其是国家)的运用和对社会公平目标的追求应该是表示它的两个主要特征。以此来看，欧美国家的所谓战后政治共识其实是建立在左翼政治议程基础上的，包括凯恩斯主义方式的普遍运用和对福利国家的认可，而它们都是基于一种对国家控制体系的认可。这一基础的被侵蚀恰恰也是20世纪70年代后所有左翼政治的困境所在。90年代吉登斯等人从提出“超越左右”到倡导“第三条道路”，意在从新的时代特征，即全球化的意义上重新阐释一种现代化的社会民主主义。其中的一个要点是放弃传统左翼政治的“大政府”概念，而强调权力向两个方向的转移，即向上加强全球性协调（即所谓的全球治理），向下权力下放，尤其是充分利用公民社会的作用。但迄今为止，即便是存在金融危机刺激国际社会有关力量加强国际协调的动力下，所谓的全球国际治理都是一个可望却不可期的目标。而权力的下放本身显然并不是什么社会民主主义的特色，80年代的新右翼政治的一个重要口号和措施就是权力下放。

    左翼要想提出一套适应全球化的新的激进主义政治议程，必须面对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是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和社会二元结构特征：技术和经济的变化都强化了产业结构和产业队伍的两极化，由此导致社会结构的极化；赢者通吃成为所有生活领域的一个现象；在此趋势下，传统的生产和消费平衡关系被打破。国家在其中的作用被弱化，传统的左翼政治方式也不再那么有效。这是全球化时代与此前的所谓福特主义时代的一个根本的不同，也是新右派政治崛起的一个重要社会基础。而对于左翼政治的变革力量来说，一个尴尬的问题是：适应全球化的激进主义政治议程究竟是要适应这种二元结构还是要改变它？对此，左翼政治的两种力量之间的对立明显，更为传统的力量无疑是要以改变这种状况为目标，而所谓“现代化”的力量似乎更愿意以承认它为前提。可如此一来的问题是，作为左翼政治身份特征的追求“社会公正”的目标如何体现？如果没有一套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平衡的政策体系的支持，所谓的适应全球化就往往成立对新自由主义政策妥协的一个托词。我想，“第三条道路”之所以从一提出就受到许多人的怀疑，其逻辑的要点就在于此。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所有的人都在指责新自由主义，左翼更直言它已经失去了合法性，可严格地说，过去几十年新自由主义方式得以兴盛的基本社会环境，即全球化尤其是资本流动性对传统国家权力的侵蚀、上述经济和社会的二元结构特征以及传统的福利国家问题并未因此而有根本性的改变。目前左翼所缺少的是能够对这些根本问题作出回应的建设性纲领和政策，一种新的可替代性的纲领应该是基于可持续的经济与可持续的社会福利体制的有效结合。

    问：你对欧洲政治有很深的研究。当前欧洲政治研究领域中有哪些题目是值得我们中国学者加强研究的？

    答：可研究的题目很多，就我个人而言，可能更为关注政治文化方面的。总的来说，过去二十年国内学者的很大精力集中在欧盟问题上，相对来说，传统的基于对欧洲不同国家的政治文化研究相对薄弱了。比如说在政党政治方面，我们缺少对不同政党的分层研究。在欧洲，基督教民主主义和保守主义是主要的政治力量，但迄今我们缺少这方面的研究。另外，这些年来对国别政治的研究在明显萎缩，而从这次欧债危机中可以看到，理解欧洲未来的进程，不能脱离了对不同国家特有的政治和社会进程的研究。

    问：如何从政治角度来分析欧洲债务危机？

    答：对我来说，谈欧洲债务危机是外行，只是从个人对这一问题感兴趣的角度有一些想法。我觉得有两个现象值得关注。一是围绕欧债危机以及欧洲发展未来方向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争议所反映出的问题。在应对主权债务危机的问题上，对于身陷危机之中的国家，以及对于欧洲大国的主流政党来说，无论它们是执政还是非执政，似乎没有多大的政策选择空间，而只有削减公共开支、增加税收、以及欧盟及其他国际机构的援助。可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对这种似乎没有选择余地的选择越来越表示出强烈的不满。这反映出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欧洲合作的政治基础是否遇到了根本性的挑战？强烈的政治动因是欧盟能够走到今天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所以一直到今天，对于目前欧盟国家的主流政党来说，不论它们对危机有什么不同看法，它们都不会轻易地以对欧盟说“不”的方式来表达。可其他政党，尤其是一些边缘性小党和一些社会运动力量却越来越多地以鲜明拒绝欧盟的态度为标榜。前一段英国《卫报》有文章表示，目前处理危机中没有了左翼的声音，它其实说的是没有左翼主流政党即社会民主党的声音，主要的意思是说欧元成了它们的一个禁区。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左翼政党都是如此。我在今年参加一个西欧多国共产党访华团的讨论会上，就听到好几个国家的共产党表示要以让自己的国家离开欧盟为目标。我个人并不简单认为这种声音的加强对左翼政治来说是好事，只是对这一现象背后所表达的政治意义感到困惑：为什么主流政党与其他政党和力量之间有如此大的反差？从长远来看，这种反差会对各个国家乃至欧洲的政治走向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果在过去十多年里这样一种声音在整个欧盟国家范围内并不代表主流声音的话，那么今天恐怕不能简单再用边缘性力量来形容反对的声音，至少可以想像，如果帕潘德里欧真的在希腊搞公投会是什么结果。而在英国，虽然议会以多数否决了就脱离欧盟举行全民公决的提议，但数十名保守党议员投票支持公决，这一现象值得关注。英国在刚刚结束的欧盟首脑峰会上所表示的独立倾向或许能从中得到解释。从长远来讲，主流政党与社会大众态度的这样一种反差是否表示欧洲的政治进程正在走向一个死胡同？

    第二个现象是与上述问题关联的，即伴随危机的社会分化和社会运动的特点，以及它们对欧洲社会的长期影响。随着危机的蔓延和加深，各种形式的社会抗议运动在欧洲愈演愈烈，在英国，爆发了数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大罢工。表面上，这些只是社会大众对目前应对危机普遍政策——目前所有的政策似乎都在表达同一个信息：必须对金融资本进行援助，老百姓必须勒紧腰带过日子——不满的一种反映，但从更深层的角度来看，我想它是人们对过去几十年欧洲社会政治改革方向不满的集中表达。福利国家的改革是欧洲政治领域中的一个持久性的问题。虽然不同国家的实际改革进程不一，但主流的意识，至少是在主流政党（无论是中左还是中右）看来，一个简单的逻辑似乎是为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削减社会福利。危机爆发以来，也一直有一种声音（包括在中国）在强调，它是欧美高福利模式不可持续的一种表现。但正如欧美国家的一些学者所强调的，目前出现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恰恰是在欧洲社会福利的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德国、法国尤其是瑞典这些传统的社会福利水平较高的国家经济的运行相对却较好。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各种社会抗议运动在欧洲的出现是否意味着人们对过去三十年改革方向的不认同？至少，它使得一些中左翼阵营的主流政党在如何选择的问题上立场尴尬。在英国，工党内部在如何对待公共部门工人大罢工，以及在英国和法国工党和社会党内部在如何对待右翼政府的养老金改革问题上的立场分歧都显示了这一点。

    问：你在外交部兰厅兰厅上说：“中欧关系近年来从热变冷，一个根本原因在于欧洲出了问题，而与此同时中国在崛起，使得一些欧洲人心理产生变化，出现不平衡感。不利中欧关系发展的负面因素有：欧洲方面，社会趋向保守和民粹主义倾向；中国方面，一些非此即彼，全盘肯定或否定的心理。”对我们来说，如何克服“非此即彼，全盘肯定或否定的心理”？

    答：我想这可能要从造成这一现象的两方面原因入手。一是一种政治文化心态。 在这方面，我们在一系列问题上存在一种往往以是非概念来表达的二元思维特点，往往容易忽视许多事物本身存在的多面性。有意识地改变这种思维方式需要从容忍甚至鼓励多元思维入手。学术领域应该更为提倡这种趋向。二是信息传达机制，包括媒体和学者对一些本身具有多重意义问题的传介方式。实际上，所谓的中欧关系由热到冷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主要是从政治意义上说的，而中欧关系本身是一个多层面的。在我们的媒体以及学术讨论中，不要因为政治关系层面的相对冷淡而忽视了经济关系加深可能，也不要因为政治上官方层面的冷淡而忽视了非官方层面的交流与合作空间。

    问：最后请你谈谈你研究欧洲问题的体会。怎样才能搞好欧洲问题研究？你的治学经验是什么？

    答：我本人从事欧洲问题研究是1998年博士毕业到中央编译局后开始的，以前并没有专门从事过欧洲问题研究，当时我在西欧处，自然也就以欧洲问题为对象。这些年来如果说有什么体会的话，我觉得主要有两点。一是不管做什么问题的研究，需要有对相关国家的历史研究的基础。这一点我觉得殷叙彝先生在《欧洲研究》2006年第2期的卷首语中说的一些话是很深刻的，他当时是就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研究需要有一种历史的方法的角度谈的。其实我本人在这方面也可以说是无意识地受益于我自己的经历。我本科是学历史的，所以看什么东西都有一个习惯，先要把它的来龙去脉搞清楚，然后再考虑自己应该从哪一点入手。另外我到编译局时，像殷叙彝、李宗禹、李兴耕、郑异凡这样的一批老前辈以及张世鹏、张光明这些学长当时都还在岗位上，他们都在各自领域的最前沿，而且他们的治学都是以历史见长，所以我非常有幸能够在我从事研究的一开始就置身于这样一种环境。我曾经对一些学生说过，从事研究的第一课要从学会读文章开始，即要从读所研究领域最好的学者的文章开始，因为这会让你从一开始就有一个真正好的起点。这其实是我本人的切身体会。第二点是在研究上不妨多研究一些不同的问题、接触一些不同的学科，这样对自己的思维提高是很有帮助的。学术上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特点，有的人以逻辑思维见长，有的人则以对事物的叙述归纳见长。但前者不是与生俱来的，它需要一个积累的过程。所以，能够在起步的过程中多接触一些不同领域的问题，多接触一些不同的学科，你会在这一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提高。现在国内的大学培养模式（尤其是博士生培养）有一个现象不大好，过多专注于具体的问题，这之中又过多强调材料的发掘而不大注重方法的培养。这样培养的人以后最大的问题是缺少伸缩性。这种现象在国外问题研究（不只是欧洲问题）中很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