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专访同济大学德国问题研究所/欧盟研究所副所长郑春荣教授
问：两德统一后，在讨论德国在欧洲的地位和作用时，有些美国学者说，欧洲人关心的是会出现“德国的欧洲”(a German Europe)还是“欧洲的德国”(an European Germany)。时至今日，你认为今天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为什么？
答：两德统一后，德国成为了一个“正常国家”，其欧洲政策是延续中有改变：一方面，德国继续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正常国家”，德国日益敢于追逐本国的（经济）利益，不再甘当欧洲一体化的“奶牛”。因此，我认为，德国依然是“欧洲的德国”，因为欧洲一体化依然是德国核心的国家利益所在，但是，毫无疑问，德国在欧盟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在此次欧债危机中甚至“被”推上了领导位置。但至今为止尚不能说会出现“德国的欧洲”，毕竟德国的邻国虽然希望德国在欧债危机应对中担当领导并慷慨买单，但是内心里对于德国的领导仍然心怀警惕和嫉恨，为此，德国政府至少在言辞上也会刻意消除德国意欲主宰欧洲的印象。总之，我本人更倾向于使用哈贝马斯的一个说法，即德国是“欧洲的德国”，但是“在一个打上德国烙印的欧洲中”（Europäisches Deutschland in einem deutsch geprägten Europa）。
问：有人把德国在应对欧洲债务危机不力的原因与默克尔的个人性格联系在一起，认为她是一位物理学家，在作出任何一个决策时都会非常小心，瞻前顾后。你同意这一说法吗？ 答：这一说法是有根据的，默克尔本人曾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表示，她是以“物理学家”的眼光看待具体的事实现象。作为物理学家，她非常理性，习惯于预先精确地计算（她当年的博士论文就是《计算......速度恒量》），遇事异常冷静，不感情用事。她若干年前在接受某份媒体的采访中表示：“我属于那种在体育课上在三米跳板上站了整堂课，直到第45分钟才跳出去的人”。因此，在欧债危机中，她也是直到最后迫不得已才会施以援手，但无论如何，在她看来，一切仍然在她的掌控之下。 当然，必须看到，默克尔在此次欧债危机应对中的优柔寡断，也与其国内限制因素有关，例如民调显示，德国大部分民众反对（扩大）救助希腊、拒绝引入欧元债券，另外，与基民盟联合执政的基社盟和自民党也在利用民众中的疑欧情绪，突出自己的形象。 问：有人说，如果科尔等老一辈德国政治家今天在台上，欧洲债务危机就不会这个样子了。你的看法是什么？ 答：科尔曾经批评默克尔破坏了他的欧洲一体化工程，默克尔对此的回应是，每个时代有它所面临的具体挑战。言下之意，时代不同了，德国对欧洲的责任也有所不同。事实上，随着代际更替，德国现在的许多领导人和民众把欧洲一体化看作理所当然的事情，不愿继续为此无限制地付出代价。 有人形象地比喻，像科尔这样的政治家，他们是凭直觉做决定，他们愿意为了欧洲的未来承受内政上的风险。而默克尔等新一代领导人则要理性得多，反复掂量欧洲政策在内政上的得失。 问：美国《时代》（T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