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专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丁一凡研究员

 

    问：最近你在研究欧洲的哪些问题？

    答：最近在关心欧洲的债务问题，当然与关心与债务有关的一些事情。比如，欧盟内部的关系问题。债务是会引起欧盟成员国内部的互相抱怨，引起各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从而导致更不确定的政治后果？还是最终会让成员国感到它们的利益是休戚与共的，需要同舟共济，共渡难关？

    问：你对欧洲债务危机的前景有何看法？欧元会垮台吗？

    答：我目前仍然抱着谨慎乐观的态度。欧元区债务还不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而且欧元区内还有一些国家很富裕，比如德国。法国的银行体系虽然可能出现一些坏账，但法国政府仍应该有手段从财政上支持法国的银行。意大利的政府债券在市场上遇到一些困难，但意大利还是很大的经济体，意大利的某些制造业仍然生命力旺盛，意大利的品牌还值很多钱。综合起来看，欧洲如果团结起来，克服这点债务危机应该不是太大问题。但如果大家都想自找门路，比如要拉出去“单干”，困难反而会被放大。 

    问：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当前的欧洲债务危机？

    答：其实，金融危机都是由于泡沫破灭引起的，而泡沫的腾起与信贷过度宽松有直接的联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此有过精辟的分析，今天读起来仍然觉得很符合当今的现实。马克思说：“用未售的商品作担保得到贷款越是容易，这样的贷款就越是增加，仅仅是为了获得贷款而制造商品或把制成的商品投到远方市场去的尝试，也就越是增加。至于一个国家的整个商业界会怎样充满这种欺诈，最后结果又会如何，1845-1847年的英国商业史为我们提供了明显的例子。……人们尽可能多地认股，这就是说，只要有钱足够应付第一次缴款，就把股份认下来；至于以后各期股款的缴付，总会有法可想！当以后付款的期限来到时——……人们不得不求助于信用，商行的基本营业多半也只好为此而蒙受损失。……而且， 这种基本营业在大多数场合也已经负担过重。诱人的高额利润，使人们远远超出拥有的流动资金所许可的范围来进行过度的扩充活动。不过，信用可以加以利用，它容易得到，而且便宜。……国内一切证券交易的行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因此，为什么要放过这种大好机会呢？”

    欧洲的债务危机直接的诱因是：欧洲国家的银行被卷入了美国次贷泡沫。当次贷危机爆发后，欧洲的银行体系就陷入了危机。欧洲国家政府不得不伸手援救，但公共财政状况也迅速恶化。于是，私营银行的债务危机就转化成了政府的主权债务危机。按照传统的办法，为了化解主权债务危机，政府必须缩衣节食，缩减开支，增加税收，以换取债权人的信心。然后，随着债务与经济规模比例的下降，政府便又能以正常的利息从市场上借到新债，债务一旦滚动起来就没问题了。但现在欧洲经济、特别是陷入债务危机中国家的经济特别疲软，政府如果削减公共开支，势必导致经济更加萧条，就业形势更加严峻，经济可能进入新一圈恶性循环。那就可能导致事与愿违的后果：经济衰退加深，失业增加，税收减少，债务包袱加重。  

    问：有人认为，欧洲债务危机长期得不到解决的原因是欧盟内的政治决心不强。你同意这一看法吗？

    答：有一定的道理。欧元区总体的债务差不多占它经济总量80%，而美国的比例已经是100%，也就是说欧元区的债务水平并不比美国更可怕。但是，欧元区国家却比美国更脆弱，更容易受到债务危机的威胁。这是因为欧元区内国家并不平均，弱一点儿的国家容易受到市场的攻击，而因为欧元区财政不统一，经济弱一点儿的国家财政在危机中更显得捉襟见肘。如果把财政统一起来，如果货币一样，欧元区对付一点儿货币投机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因为欧元区成员国的政治意愿不够，在统一财政上还达不成协议，民众又担心交出财政主权会影响到自己未来的福利，所以欧元区国家迟迟做不出任何有意义的决议。与此同时，欧元区的债务危机就会绵绵无期。

    问：如何看到当前的中欧关系？你认为中欧关系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如何解决？

    答：中欧之间本应该在建立多极世界上有共同利益，共同立场的，但中国的迅速崛起使欧洲舆论对中国的担心不断增长，中欧关系反而显得很不协调。欧洲人担心失去技术优势，失去资本优势，甚至失去话语权，所以在对中国的发展问题上不断发难。比如环境问题，政治互信问题，等等。而中国也对欧洲一盘散沙，不能满足中国对欧洲的战略期待而越来越失望。中国过去对欧洲有很高的期待，认为欧洲这种“文明先进”、但行事温和的地区是我们学习的凯模，甚认为亚洲地区化发展也应该以欧洲的地区一体化建设为蓝本。但最近一段时间的变化，使中国人很失望，甚至认为欧洲人不懂投挑报李，中国人想帮欧洲人度过难关，却得到了欧洲人的白眼。这种趋势如果发展下去，对发展友好的中欧关系是不利的。然而，中国对欧洲，欧洲对中国的看法是随着双方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变化而变化的。欧洲曾经是世界上的大国，中国都差点被它们殖民化了。但现在欧洲在世界舞台上不那么重要了，相反中国却成长为世人瞩目新兴大国。可能未来欧洲人必须正视中国崛起的现实，而中国人也应该修改他们对欧洲产生的那些幻觉。这样，双方才能更现实、务实地看待对方，中欧的关系才能趋于正常。

    问：国际问题研究应该讲究方法。你对国内学者的欧洲研究的方法有何看法？你认为哪一种方法最佳？

    答：我们在中国研究欧洲，当然有一种“拿来主义”的味道，也就别人说什么，我们就炒什么。这种跟着别人跑的趋势有些令人担心，但也不容易克服。

    要能客观、自主地研究欧洲，必须在当地有“根据地”，能长期跟踪一些事情，认真地观察，用自己的脑子思考，琢磨欧洲事情的逻辑。但能做到这点太难了，取决于许多客观条件。当然，研究欧洲绝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有一个知识及经验的积累过程。知识积累多了，遇到事情时，就能自己得出一个比较符合逻辑，比较符合现实的结论。反之，知识积累不够，遇到什么问题就容易瞎下结论，结果可能与现实相差甚远。比如，我就见过研究国际金融的文章把“货币局”制度称为金融创新，殊不知那是个“古老”的制度，起码可以追溯到殖民地时期，因为殖民地的货币制度都是货币局制度，当地货币与宗主国货币挂钩。

    问：国内学者似乎较多地关注欧洲债务危机等经济问题，较少关注欧洲的政治问题。你认为我们应该关注欧洲政治的哪些问题？如何研究欧洲政治？

    答：欧洲政治问题应该说是最丰富的，因为欧洲过去分为许多国家，搞过多种政治制度的尝试，政治理论也极丰富。虽然在“冷战”后期，西方的意识形态把世界划分成“民主”与“专制”两类，欧洲也不知不觉地把自己都归在了“民主世界”之列，但如果你要与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等谈政治制度，他们绝对会把自己的制度与别人的制度分得清清楚楚，丝毫不含糊。我们关注欧洲的政治问题，现在应该注意民族主义情绪的崛起，它对各种社会问题的影响。“占领华尔街”运动在欧洲引起了巨大反响，说明欧洲人、特别是欧洲的中产阶级也对这些年欧洲的变化和政府的政策不满。这些社会运动会朝什么方向发展，会对欧洲的政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都值得我们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