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9日至11日，北约成员国首脑峰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今年时值北约成立75周年，但北约没有心情庆祝，其真正在意的是乌克兰危机持续胶着，笼罩欧洲的安全阴霾难以消散。从本次峰会公报看，北约已将援乌抗俄、“东进亚太”和应对中国“挑战”确定为其未来全球战略的“三大支柱”，意在基于“大国战略竞争”的总方针，通过拉拢欧盟和拓宽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整合“跨大西洋”和“印太”两大地缘战略，寻求加强对俄、对华“双遏制”。 

2024年7月10日，北约峰会在华盛顿举行期间，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为与会领导人举办欢迎晚宴。 

　　全面升级援乌抗俄力度 

　　援助乌克兰和遏制俄罗斯是此次北约峰会的最大战略关切，北约出台了诸多政策举措，进一步调整援乌抗俄战略，具体而言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方面，牵头统筹援乌抗俄。峰会公报明确宣示将建立“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方案”（NSATU），协调盟国向乌提供军事装备和训练援助的内容，并称将在2025年至少向乌提供400亿欧元的资金，还将推动建立北约—乌克兰联合分析、培训和教育中心（JATEC），以及任命一名北约驻乌高级代表。 

　　另一方面，继续以“极限施压”方式升级对俄军事遏制力度。一是，强调北约“完全无条件地”支持乌克兰在其国际公认边界内争取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努力，要求俄尽快停止在乌军事行动；二是，明确承诺逐步提高北约与乌克兰之间的互操作性和政治一体化程度，强调“乌克兰的未来在北约”；三是，打造遏制俄罗斯的价值观联盟。 　  

　　加速“东进亚太”进程 

　　本次峰会期间，北约根据《战略概念2022》的指导原则，基于2023年维尔纽斯峰会以来的政策实践情况，进一步细化了“东进亚太”的实施方案，增强了有关战略工程的推进力度。 

　　华盛顿峰会期间，北约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四个亚太地区的伙伴国家（简称“亚太四国”）以及欧盟举行多边会议，讨论所面临的“共同安全挑战”和应加强合作的具体领域，决定通过支持乌克兰、网络、反虚假信息和技术等领域的具体“旗舰项目”，与亚太四国加强务实合作。 

　　北约明确宣示，将在朝鲜问题和对华制衡这两个方面，向亚太四国提供军事支持，并以开展军事训练和加强国防工业为两大核心领域。北约希望用这种方式换取亚太四国向乌克兰提供经济、武器装备、军用和民用物资等方面的援助，并且压促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疏离俄罗斯。 

　　地缘政治方面，北约强调“欧洲—大西洋”和“印度洋—太平洋”这两大战略区域的安全是相互联系的，呼吁亚太四国为“欧洲—大西洋安全”作出贡献，希冀通过不断强化与亚太四国的战略联系，打通两大战略区域，整合出一个“东西并举、双向联动”的全新地缘政治空间。值得一提的是，北约“东进亚太”的具体实施路径和制度框架安排，特别是联络机制，依然没有在此次峰会上得到确定，前景仍不明朗，需要继续通过谈判沟通加以解决，而在上一年的维尔纽斯峰会上，有关在东京设立北约办事处的动议遭到法国的否决。 

2024年5月1日，俄军在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期间缴获的战利品展览在莫斯科开幕，展品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多个西方国家提供的援乌武器装备。 

　　进一步提升对华政策的竞争性 

　　华盛顿峰会公报延续了2022年马德里峰会、2023年维尔纽斯峰会的对华战略认知，宣称中国对跨大西洋安全构成“系统性挑战”，这种“挑战”集中体现在利益、安全和价值观三个方面，污蔑中国正在利用恶意和虚假信息等“混合战争手段”“威胁”北约安全，呼吁北约成员国凝聚对华政策的联盟共识，针对中国采取“积极的应对和制衡举措”。 

　　华盛顿峰会公然指责中国通过“无限制的伙伴关系”向俄罗斯国防工业提供大规模支持，从而成为俄对乌克兰军事行动的“决定性助推器”，由此进一步对跨大西洋安全构成“威胁”。即将卸任的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峰会期间公开表示，中国向俄提供了军民两用生产材料，如武器部件和相关设备、可用于武器装备的微电子产品等。 

　　华盛顿峰会明确要求中国“放弃对俄罗斯战争努力的一切物质和政治支持”，声称中国不能指望同时与俄罗斯和西方国家保持良好关系，威胁中方如果继续支持俄罗斯，将产生不利于中国的“严重后果”。 

　　北约华盛顿峰会公报虽然明显增强了对华政策宣示的竞争性色彩，但从中不难看出，北约并没有完全做好与中国进入全面战略竞争的准备，更多还是在做口头强硬的表面文章。北约正自陷于同俄激烈对抗的局面而不能抽身，根本无法充当美国遏制中国战略的真正后盾。与此同时，此次北约峰会公报仍保留了与中国进行“建设性接触”的话语和政策空间，其中包括呼吁中方参与降低战略风险的讨论，并通过“提高核武器政策和能力的透明度”来“促进稳定”。 

　　国际安全风险制造者 

　　众所周知，在布鲁塞尔的北约机构发挥的主要是日常行政功能，真正的决策大脑在华盛顿。美国是北约内部军事实力和资源最为雄厚的成员国，承担着最大份额的军费开支，北约各种军事活动的开展也依赖美国提供武器装备和军事基地等资源。这种硬实力的绝对优势，使得美国在北约内部享有其他成员国远不能及的特殊地位。 

　　放眼当今国际大环境，美国迫切需要利用北约回应关乎其霸权地位的三大难题：一是如何修复和重建被乌克兰危机严重动摇的欧洲安全秩序；二是如何在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的背景下，平衡“印太战略”和跨大西洋战略；三是如何有效应对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快速崛起。 

　　进一步整合亚太盟伴体系，推动北约加速全球化，特别是“东进亚太”，以同美国“印太战略”更紧密、更有效地相互配合，甚至彼此融合，让北约更多分担其在全球范围内的霸权护持压力，是美国近年操控北约事务的重要目标，北约与欧盟、美英澳三方安全联盟（AUKUS）、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等机制之间的政策协调性乃至军事互操作性随之提升。 

　　此次北约峰会，美国充分发挥主场之利，推动作出以新的高度迎合美国霸权利益诉求的战略部署，体现了极其鲜明的冷战思维。一方面，美国借助北约，以“集团化对抗”和“极限施压”的方式，丝毫不顾及他国的安全关切，不断在欧洲和亚太拱火，寻求对俄、对华的双重遏制；另一方面，美国将“应对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当作首要目标，并使北约接受了这一战略认知，将原本多元复杂的国际关系互动简化为剑拔弩张的地缘政治对抗，大大增加了大国之间发生正面冲突的可能性，显著提升了国际安全风险。 

　　一是再次升级援乌抗俄力度，使得欧安秩序更加岌岌可危，不但进一步加大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的难度系数，而且可能引发俄与北约之间的直接冲突，甚至爆发核战争。 

　　二是警告和胁迫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明确“选边站队”，向美西方国家的援乌抗俄立场靠拢。这种有意为之的叙事攻击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使中国承受被强加的声誉成本，同时意在压缩中国的外交空间，挑拨中俄、中乌正常双边关系，试图使中国陷入“二者选其一，每种选择皆有失”的政策困境。 

　　三是以“阵营对抗”思维塑造亚太安全局势，显著推升亚太大国战略竞争烈度和安全困境程度，增加中国周边的战略和安全风险。一旦北约“东进亚太”的战略预期最终成为现实，激烈且压抑的大国战略竞争将彻底摧毁自由、和平、繁荣的亚太秩序，各国互不信任并相互戒备的零和安全困境成为彼此互动的常态，地缘政治冲突管控的难度陡然增高，经贸往来、科技合作、人文交流等活动赖以维系的良好国际环境也将不复存在，爆发国际冲突的风险亦将随之增大。 

　　四是推动大国战略竞争向着“泛安全化”的方向发展。北约以“泛安全化”思维重构其全球安全战略，无限度扩张安全利益范围，希冀实现安全的绝对化。这样的战略调整在升级军事、政治等传统领域大国竞争烈度的同时，引发和加剧了关键基础设施、经济安全、网络空间、气候变化等新领域的竞争，未来相关的战略部署落实势必增加其他国际行为体的不安全感，可能争相仿效，由此大幅度扩大国际安全竞争的边界，人为地给双多边科技交流、跨境数据流动与治理、网络规范制定等原本并不那么敏感的领域叠加安全敏感性，加深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困境。 

　　不过，北约的新战略部署从文本宣示到完全落地，也面临掣肘。最重要的变数就是今年美国大选的结果。一旦特朗普重新执掌白宫，“美国优先”势必再次凌驾于“跨大西洋主义”之上，届时被“战时团结”暂时掩藏的美欧矛盾将再次凸显。此外，北约奉行全体一致的决策原则，美欧在亚太和对华政策利益界定、乌克兰危机后如何定义俄罗斯身份等议题上的分歧，以及波兰等中东欧国家要求更多话语权而对北约权力结构可能产生的影响，也会对北约的对外政策实践造成牵制。 

　　作者简介：徐若杰，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文章来源：《世界知识》，2024年第15期。已获得作者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