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大选与英国政党格局调整 

　　2024年7月6日，英大选结果出台，工党共获得412个席位，取得压倒性胜利，现执政党保守党获得121个席位，遭遇历史性惨败。从选举结果看，工党和自由民主党是本次选举的赢家，保守党和苏格兰民族党是输家，而英国改革党则是潜在赢家。由于工党获得多数席位，其掌控英政策走向的能力增强，可能为英国开启变革时代。与此同时，苏格兰民族党民意走低，会对苏格兰独立运动产生影响，为工党带来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尽管如此，也要看到，工党本次选举得票率只有33.7%，仅比2019年多出1.6个百分点，而保守党得票率为23.7%，比2019年下降了19.9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支持工党的选民并没有大幅度提升，工党获胜主要源于民众对保守党的失望。最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法拉奇领导的改革党只获得五个议席，但它却有14.3%的得票率，四百万人投票支持该党，这意味着右翼民粹主义势头依然强劲，工党面临的挑战仍然巨大。 

　　保守党的失败既是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产物，也与其推行的政策紧密相关。冷战结束后，全球化盛期，英国遵从国际分工逻辑加速产业转移，一方面将自身打造为国际金融、科创、教育大国；另一方面因实体产业转移致使产业空心化，经济发展失衡，地区和贫富差距日益扩大。随着英国经济脱实向虚，其产业发展失去支撑，生产效率下降，经济陷入停滞，而英国政府又因高额福利支出背负巨额债务，国家发展陷入恶性循环。 

　　2010年保守党上台后，实行财政紧缩政策，大幅削减包括医院、警察、教育、市政服务在内的公共服务开支，引发民众不满。2016年，在民粹主义势力裹挟下，英国脱离欧洲，加上新冠疫情、俄乌冲突等因素影响，保守党政府疲于应对，内讧不断，四年连续更换三任首相，国家陷入政治动荡。 

　　在保守党长达十四年的执政时期中，困扰英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生产效率低下导致经济发展停滞，英国陷入长期的经济衰退，严重阻碍民众工资水平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改善，俄乌冲突带来的高通胀和高利率则进一步抬高生活和住房成本。保守党哪痛医哪的“创可贴政治”，缺乏对英国发展的长远规划设计。失望、衰退情绪弥漫英国上下，民众求变心理强烈。 

　　与此同时，斯塔默领导的工党继承并超越了布莱尔和科尔宾的政治遗产和理念，为工党迎来了政治新生。布莱尔时代的工党推行“第三条道路”，在内政上实行自由市场政策，推动英国私有化和全球经济融合，在外交上奉行干预主义路线，配合美国入侵伊拉克。科尔宾时代的工党追求激进左翼路线，在内政上推行激进的国有化措施，在外交上主张英国放弃核威慑，退出北约。 

　　2020年斯塔默接任工党领袖后，意识到英国既要维持理想主义的愿景，又要对自身实力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为应对国内经济衰退和政治乱局，以及国际地位下滑的局面，斯塔默开始推行“渐进式激进主义”路线，对工党进行改革，将安全和稳定放在首位，将恢弘的改革理想与务实的行动方案相结合，稳中求进、小步快跑，致力于实现国家重建和国际地位提升。工党以“改变”为竞选口号，一方面希望通过务实的改革精神，而不是口号政治和作秀政治，带领英国走出混乱和衰退的恶性循环，另一方面希望通过左翼进步主义的引领，开创一个真正的变革时刻，为英国政治翻开新的一页，带领人民重塑希望和信心。 

　　对内实现普惠包容的经济增长 

　　反思全球化弊端、实现普惠包容的经济增长，是工党内政的着眼点，英财政部将再次成为经济发展的引擎。斯塔默任命的财政大臣瑞秋·李维斯将负责政策的执行，其执政理念和政策导向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在执政理念方面，提出打造“使命引导型政府”。工党的内政执政理念来自伦敦大学学院教授玛丽安娜·马祖卡托和哈佛大学学者丹尼·罗德里克。两位学者认为，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模式和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模式都无法应对全球化引发的危机，无法解决英国的发展难题，因此马祖卡托提出“使命引导型政府”，罗德里克提出“生产主义国家”，希望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公私对立、劳资对立难题，通过公私合伙关系和劳资合作关系，让三方共享经济发展机遇，共担经济发展成本和风险，实现普惠包容的经济增长。 

　　工党致力于打破“财富增长”和“财富分配”的对立关系，在保护劳工阶级利益的同时，改变公众对工党“只会花钱，不会赚钱”的刻板印象，将工党打造为既“亲商”又“亲民”的政党，将实现经济增长、提高公共服务能力作为核心使命。 

　　在具体对策上，引入“现代供给侧改革”，通过有限的政府投资杠杆，引导私人投资进入以实现经济增长。在政策层面，工党计划成立产业战略委员会，引导全国范围内投资和产业发展，成立73亿英镑的国家财富基金，其中18亿用于港口升级改建、完善供应链，15亿用于建设汽车行业的“超级工厂”，25亿用于重建钢铁产业，10亿用于发展碳捕获技术，5亿用于氢能产业发展，并希望以一比三的比例吸引私人投资者。逐渐发展国有化的铁路公司，加强对英国铁路系统发展的战略引导。成立国有能源公司，投资清洁能源技术，实现2030年净零目标。为了吸引私人资本，李维斯提出将在上任一百天之内，举办全球投资者峰会，将英国打造为国际投资的高地。 

　　在行动路线层面，正确处理稳定、投资和改革的关系。工党不会大破大立，而是将稳定放在首位，主张“先立后破”，通过长期的战略设计和稳定的政治环境，在日益动荡的国际环境中让英国成为世界投资者的避风港。投资的关键是让政府与企业结成“合伙关系”，政府通过产业战略进行宏观引导，撬动私人投资以实现经济增长。改革的目的是破除制约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工党视英国规划系统为“眼中钉”，认为后者是阻碍英国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住房建设的关键，希望本着“不怕得罪人”的精神，肃清英国发展的体制性顽疾。 

　　由于资金来源的不确定性，工党宏大的抱负背后面临巨额的财政缺口。工党承诺不会重返紧缩政策，但没有明确说明“钱”从哪里来。党内有人主张应当突破财政规则限制，通过大规模举债和加税充实政府资金，扩大公共开支。但工党领导层已经明确排除该选项，承诺遵守财政规则，确保财政预算均衡，保证在五年内债务在GDP中占比下降，并且明确承诺不会通过增加国民保险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的方式，增加财政收入。理想的情况是通过经济增长补足财政缺口，若无法实现，工党可能仍然无法摆脱在举债和增税之间的艰难选择。 

　　对外成为多极世界的“中等强国” 

　　在工党看来，当今世界是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竞争交织、大国竞争和跨国挑战并存的时代，英国一方面需要在中美欧战略博弈和集团对立中找到适合自身的位置，另一方面也需要通过追求多边主义和全球法治，在应对气候变化等跨国挑战问题上发挥引领作用。斯塔默任命大卫·拉米担任外交大臣，他曾指出，美国霸权主导的单极世界已经结束，多极化是未来趋势，但如果多极化缺乏有序引导，将引发混乱局面，因此外交部的核心使命在于帮助英国重新融入世界，确保向多极化的过渡平稳有序，并在多极世界中找到自己的角色定位。 

　　在工党看来，保守党自2016年脱欧以来的应对方案基本是失败的，它充斥着前后矛盾、表里不一的表述和行动，在评估自身实力方面不够客观。英国必须客观看待自身实力的局限性，一方面从现实主义，而非理想主义的逻辑出发制定外交政策，另一方面拒绝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将现实主义作为实现工党进步主义理想的手段，拉米将之称为“进步现实主义”。基于此，工党的外交政策体现为如下特点： 

　　第一，将国家安全放在首位，将欧洲安全视为优先事项，将对欧、对美工作作为外交重点，求稳心态明显。应对日益恶化的全球安全局势是英国外交政策的核心任务，同欧美进行协调分工、实现欧洲安全是英外交的首要任务。随着美国日益转向印太地区，英美将实现责任分工，英欧将承担维护欧洲安全的主要责任，坚定支持乌克兰，坚持北约框架下的欧洲集体安全机制，并基于此发展同欧盟和欧洲主要国家的双边防务关系，这成为工党对欧外交的着力点。 

　　第二，统合内政外交，推行经济外交，将外交视为实现国家重建的外部手段。拉米强调，国家发展不仅是财政部和商务部的事，外交部应将英国繁荣作为外交事项，强化经济外交职能，将外交视为实现国内发展的手段。在政策层面，工党提出在不重新加入欧盟、共同市场、关税联盟的前提下，同欧盟发展更紧密的贸易关系，在七国集团内部建立供应链工作组，推动各国将全球最低所得税转化为国内法，将气候行动转化为经济增长议题，并深化在印太地区的经贸关系。 

　　第三，推动进步主义价值观外交。工党将推动多边主义和国际法治作为价值基准，并注重人权等价值观在“软实力外交”中的作用，将引领绿色转型和推动国际发展援助作为发挥英国国际影响力的手段，注重在平等和互惠基础上，发展同全球南方国家的外交关系，这体现出该党基本的进步主义价值观。与此同时，工党避免在地区冲突问题上陷入双重标准，希望遵照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视同仁地处理地区冲突。鉴于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灾难，工党表示，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单方面承认巴勒斯坦国，以确保一劳永逸地解决巴以冲突问题，这是其进步主义价值观的突出表现。 

　　工党的外交理念体现出英国作为一个中等强国的基本诉求，即希望在中美欧的战略博弈中、在日益多极化的世界格局中谋得一席之地。然而，在美欧政治日益右倾的背景下，持中左翼立场的工党将陷入更被动的局面。就对美关系而言，工党主要理念和诉求与美民主党政府类似，缺乏与共和党政府打交道的经验。如果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英美政治关系可能会出现摩擦。相应地，随着欧盟日益右倾，欧盟在推动国际发展援助和绿色转型方面的意愿下降，将对工党推行自己的议程带来挑战。 

　　发展对华关系，需要新的认知框架 

　　工党指责保守党对华政策不连贯，具有改变对华政策的意愿。由于没有保守党前后矛盾的包袱，工党也有能力以相对超脱的姿态重塑对华政策。然而，由于其长期作为反对党，缺乏对内部决策的了解，加上工党将美欧外交视为优先事项，将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作为重点议题，没有多余精力思考对华政策，其目前缺乏制定对华政策的能力。 

　　工党现有涉华表述基本追随保守党对华政策，缺少新意。为谨慎处理对华关系，工党提出上台后会首先全面评估保守党对华政策，设定对华战略和政策的长期基础。由于评估过程可能需要三个月乃至一年之久，英对华的具体政策仍不得而知。尽管如此，英对华政策面临的结构性挑战清晰可见，体现为海权对抗陆权的传统战略思维、价值观体系的差异、英美特殊关系和殖民帝国的历史包袱，这本质上是基于东西方分属不同阵营和价值观体系的前提假设做出的。 

　　在全球化盛期，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世界希望通过同中国接触来改变中国，上述结构性矛盾尚未凸显，为中英共建“黄金时代”提供契机。但在接触政策失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遏制中国发展作为战略选择，推动“新冷战”对峙。基于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心理、中英价值观分歧、配合美对华战略博弈等考虑，保守党执政后期的对华政策逐步滑向新冷战对抗，不断渲染放大价值观分歧，将确保印太势力均衡作为对华政策基准，自主灵活设定对华政策的空间越来越小。加之保守党无法有效驾驭内部分裂，在内外交困处境下，保守党的对华政策更多是敷衍塞责、疲于应付。 

　　工党注意到了保守党对华政策不连贯和前后矛盾之处，承诺通过对中英关系的全面评估，奠定英国对华政策的长期基础。但客观地看，目前工党对华表述仍然没有脱离“新冷战”的认知框架。比如，工党提出要基于利益、价值观和安全考量设定对华政策框架，拉米提出发展对华关系的“3C”原则：在可以合作的问题上合作（cooperate）、在需要的领域竞争（compete），并在必须的情况下向中国提出挑战（challenge)。这与美欧和英保守党政府的对华方略高度雷同，体现出工党与美欧涉华步调保持一致的心态。 

　　如果工党坚持以这种认知框架处理对华关系，其对华政策将会陷入与保守党相同的困境之中，其执政期间的中英关系只会出现微调，比如调整在印太地区对华对抗的强度，将安全重心转移到欧洲，并推动对华经贸关系改善，但不会出现大幅改善。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全球主要经济体，中英之间存在广阔的合作前景。作为有着进步关怀的政党，工党应将开放合作作为执政重点，推动双边关系改善和全球善治，为地区稳定和全球发展做出努力，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工党更新对华认知模式，基于其宣称的“使命引导型政府”理念，发展对华政策的新框架。 

　　中英对全球化和多极化的认识一致，这奠定了双方合作的战略基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但各方对需要什么样的多极化和全球化,看法并不一致。工党经济政策源于对全球化问题和风险的反思，但没有选择走闭关锁国的保护主义道路，而是主张打造普惠包容的发展模式，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开展国际合作，与中国倡导的“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理念相似。工党意识到多极化是未来趋势，希望在多边主义和国际法基础上，确保向多极世界的平稳过渡，与中国倡导的“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理念一致，这是中英发展理念的交集，是奠定双方交往的战略基础，应成为英外交的使命引领。 

　　深化经贸往来，推动多边主义和国际法治合作，是中英交往的行动路线。尽管遇到多种限制，中英经贸关系仍然呈现出稳中有升的趋势，双向投资也有所增加，经贸合作是中英交往的“压舱石”，未来存在更大的提升空间。如前所述，工党在一系列国际事务主张上体现出进步性价值，双方在全球南方合作、国际发展援助、全球绿色转型、处理巴以冲突、人工智能规制等议题上存在共识，有广阔的对话前景，中国是英国推动全球善治的“志同道合者”。 

　　客观认识价值观分歧和安全顾虑，它们是中英合作的“杂音”而非主流。就前者而言，工党拥有重视价值观外交的传统，道德维度的外交政策理念即源自布莱尔政府时期的外交大臣库克。但工党应看到，无谓的道德谴责无助于双边关系改善，在人权等价值观议题上，发展建设性的对话渠道才是负责任沟通的有效方式。就后者而言，要看到英国的安全顾虑大多是源于对中国政策误解和对中国举动的“过度反应”，双方应该开辟战略和安全对话的空间，增强政治互信。 

　　涉华认知能力和执行能力仍然薄弱，是困扰英国对华决策和行动的体制障碍。认知能力表现为误解和偏见过多，一方面，英公务员对中国缺乏认知，英智库和高校中国研究人才不足，英民众更是普遍不了解中国，对中国存在较多误解。另一方面，英国涉华认知和现有学术研究多充斥着意识形态偏见，缺乏对中国的客观分析，没有对决策提供有效支撑。尽管近几年英政府将深化对华认知作为重点，加大对外交部公务员汉语能力的培训力度，但仍不足以解决上述难题。 

　　另一方面，英涉华决策被部门利益主导，各部门各行其是，缺乏强有力的统一协调，导致英对华政策充满矛盾和混乱。有建议英政府成立专门的中央小组，协调各部门对华政策，但无论工党是否采纳该建议，建立更高层级的协调机制无疑是确保政策落实到位的坚定制度保障。 

　　全面推动中英人文交流，筑牢中英交往的民意基础。与中美、中欧的高频率、多层次、全方位的交往和对话相比，中英之间的交往较少。中英关系的改善需要更多的双向交流交往支持，英国有大量中国留学生，是中英增进了解的重要载体，英国文化在中国有广泛影响力，英国政府不能浪费了自己的宝贵资产，再次错过推进人文交流的良机。 

　　总而言之，工党将“改变”作为自己的竞选和执政理念，秉持务实主义的态度，客观看待、认真分析解决英国面临的内外难题，也希望工党能够以此为契机，秉持开放合作的态度，强化对华全面接触，维持中英经贸关系稳中向好的趋势；重建政治和外交的沟通渠道，缓解对华安全焦虑，为推动发展稳定互惠的中英关系做出努力。 　　  

　　撰稿：孔元，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校对：齐天骄 

　　审核：赵江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