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感受到自己60多年的人生经历和求知旅程时时牵连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没有须臾离开。特别是自己求学之旅与祖国巨变的时代正相吻合。

　　能够从事与国家进步相关的工作，投身于国家的改革、开放、建设事业中，使生命融入社会进步的滚滚洪流之中，进而与时代变化同步，与国家发展同行，与社会变迁共俯仰，和中华文明同进步，感受国家进步的脉动，这是我们这一代研究工作者的莫大幸运，是人生在世少有之乐事。"

　　周弘：在“茶”与“咖啡”之间

　　作者：周弘 著

　　出版日期：2021年9月

　　定价：98元

　　ISBN：978-7-5201-4491-9

　　1.篇章节选

　　余言

　　回顾我走过的道路，恰逢祖国经历前所未有之巨变，能够从事与国家进步相关的工作，投身于国家的改革、开放、建设事业，使生命融入社会进步的滚滚洪流，进而与时代变迁同步、与国家发展同行，感受国家进步的脉动，与社会转型共俯仰，和中华文明同进步，这是我们这一代研究工作者的莫大幸运，是人生在世少有之乐事。

　　由于时代和社会的发展速度过快，因此要与时代和社会同行，就注定了个人的路途会曲折而丰富。我求学求知的道路横跨了人文和社会科学两界，从一名学习外国语言的学生进入哲学和历史领域，中途又转道学习社会史和社会保障制度，最后回归到国际关系和外交，每每要从头开始，都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之所以做出这些大跨度的选择，而不是埋头耕耘“一亩三分地”，一则是回应时代和国家的需要，二则是在我的理解中，世界上的知识是触类旁通的，特别是对于国际关系和外交的理解，不仅离不开语言的能力、历史的视角、理论分析的功力，更离不开对社会变迁的把握、对各种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深入了解。由于全球化的速度加快，作为国际关系主角的国家在转型，影响国家外交决策的社会在变化，国家边界被从多领域打开，所以研究国际关系和外交的视角和方法就需要跟上并体现这些变化。

　　比较我早年对人文类学科的喜好和现在所从事的社科类的研究，我想我的选择大体是偏于经世致用的，这种偏好毫无疑问与我的“土插队”经历相关。我理解的经世致用不是急用先学那一类，而是沿着科学的路径循序渐进。所以我总是先了解所学所问的学术方位，其在国内外的研究状况，然后选择适当的研究方法，并认真地分析和解答问题。“把握住学术发展的链条”是我常用的语言，突然心血来潮的研究很难成为学术发展链条中的重要环节，于学术积累裨益不大。“学以致用”是我另外一种常用的语言，生当社会变迁之世，如果不做与社会发展相关联的研究，愧对这一伟大的时代。学以致用不仅是一种目的，更是一种推动研究者不断探索前进的不竭动力。知其一者必然想知其二，如此类推，没有止境。

　　也是由于时代发展过快，周围的许多现象，前进中的很多问题都需要研究。因为需要研究的课题太多，需要做的事也太多，我惊讶于此生的忙碌。过去的半个世纪似乎都是在忙碌中度过的，一件事情没有做完就又有新的事情等着要去做。一个课题研究出了眉目，还没有时间去好好品味，就有新的课题等着去研究，这好像就是我们这一代研究工作者的宿命。由于时代的原因，我们起跑得太晚，我们努力去跑完应跑的路程，却发现这条路漫漫，并无终点。我们起跑的时候是一条小径，而后却进入阡陌纵横、天高地广的境界。早期个人的小小的兴趣逐渐被大大的社会使命催促着、推动着，不敢停步、不敢懈怠、一直向前再向前，渐渐地个人的兴趣就与时代的需要越来越关联了。作为研究者，我们虽然还只是跑自己的路，但是前后左右的同跑人越来越多，道路也越跑越宽，这也是一件人生乐事。

　　有同时代人说，我们是“过渡的一代”，注定只能在学术前人和学术后进的高峰之间搭建桥梁。因为我们起步太晚，受到的局限太多，缺乏很多攀登巅峰的必要条件。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说，在30岁的“而立”年龄才开始负笈留学，到了“不惑之年”才拿到了一纸国际学界认可的文凭，比前人和后人都晚了十数年。这十数年间，我们虽然缺了系统的学校教育，但是却在社会大学堂中历练，从无字之书中体验社会人生，积蓄动力。因此，作为桥梁的我们这一代人也绝非一般的桥梁，而是坚固而四通八达的桥梁。为了当好这座桥梁，我在过去的近40年间，在中国人未曾关注或较少关注的领域中进行探索，不是为了攀登什么学术高峰，只是为了求取真知。

　　要做好桥梁，就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向前辈学习的机会。为了使自己对欧洲的知识更具有广度和深度，我曾应欧洲研究所前任所长陈乐民先生之邀，合作撰写《欧洲文明扩张史》（第二版改名为《欧洲文明的进程》），其实就是想从陈先生那里学习治学，同时补充有关欧洲早期历史的知识。当时陈先生已经卧病在床，仍然笔耕不辍。我还曾经邀请何兆武先生与陈乐民先生共同给我的研究生讲授康德哲学，而我自己从旁学习。看到两位老先生的认真态度，我就知道，中国学术的大厦是要由一代接一代的奉献垒起来的，精神工作需要接续性的积累。

　　我做研究的经世致用偏好主要还是体现在选题上。我的选题基于个人兴趣和能力，又不完全囿于个人兴趣，多项研究的动力来自时代和社会的需要。这种需要能给人动力，使人对本来可能是枯燥乏味的研究产生出耐心。有一年，我听说中国医疗领域里的“红包”现象盛行，有关机构建议我做一个社会史的案例研究，说这是社会需要。虽然这个题目和我的主业欧洲研究很少关联，但我还是带着一名学生一头钻进了北京图书馆，将所有与医疗制度相关的陈年老书翻了出来，又设计了问卷四处打电话访谈，之后恰好碰上“非典型肺炎”流行，大家在家里休假，我就和这名学生一道把一篇《医疗领域里“红包”现象的社会史分析》写了出来。十几年过去了，文章都还没有过时。社会需要是可以把人的能力逼出来的。记得当年研究对外援助，课题组分工的时候，我让同事们先选，结果大家都选择了自己熟悉的国家和领域，剩下美国对外援助没有人写。我联系美国研究所，也没有找到对相关议题感兴趣的同事。到了这种时候，只好自己去溜缝儿。这种溜缝儿的事情我没少干。作为科研组织者，除了要干溜缝儿的事，还要干好整体设计和分工，并撰写最重要的部分，如果不能身先士卒，主编也是当不好的。

　　选题是关于研究方向的，方法是决定研究质量的，方法对于成果的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过分。选择方法的过程可以避免急功近利，因为总是要先了解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总是要考证自己的视角和方法是否站得住脚，总是要确认资料和数据来源的可靠性，总是要横向确认自己的发现是否正确，如此等等，如果只想一鸣惊人、一举成名，结果也就是“各领风骚三四年”。所以，我涉猎的研究，包括欧洲一体化、德国统一研究、对外援助等，都是从翻译权威性名著开始，然后选定主要的研究方向和可用的研究方法，因为是学历史出身，所以我比较看重原始资料和“一手材料”，实地调研和问卷设计都十分重要。有一次我为了做电话访谈，换了一口袋美元硬币，用世界银行大楼里的公用电话给美国国会议员拨电话，钱用完了，却一个人也没找到。而后又锲而不舍地找相关机构的办公人员套词，找中国大使馆帮忙，终于有所收获。

　　我是在形成结论后才动笔的。在写作时，务求简洁平实。“写东西要让人看懂”，这也是我常说的话。研究的过程可能是繁杂的，但是研究后发现的逻辑和真知却往往是简单朴素的。所以，我告诉我的学生们，写文章要有“群众观点”，自己搞懂了还不够，还是要花一点时间让别人看懂，科学研究不是自娱自乐，故作高深没有任何意义。如果写出来的东西晦涩难懂，说明作者本人也可能不甚了了。

　　密切关注欧洲发生的各种热点问题是基本方法之一。自1996年始，我发起了欧洲形势年终报告的写作和出版，组织欧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以编年史的方式记录欧洲各种重大事件，对重要现象进行深入的分析，作为主题报告发表，形成了一套研究工作程序和方法。年终报告后来以蓝皮书的形式出版，有些主题和专题报告在中央和国际上获得了好评，例如在2003年科索沃战争后论证了“欧洲模式与欧美关系”，解释了欧洲和美国为何不同；2007年《罗马条约》签订50周年之际推出了《欧洲联盟五十年——经济、政治、法律与价值理念建设历程述析》；2008年中欧关系出现各种倒退迹象后，深入分析了欧盟各个机构对华政策的异同，组织撰写了《欧盟“中国观”的变化》；《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下的欧洲》（2009）、《欧盟与利比亚战争》（2011）、《欧债危机的多重影响》（2012）等篇也都收到了很好的社会反响。

　　最后我想，从事研究工作的目的性到底是什么？我们不停地发表著作，但发表并非目的，我们也在不断地获得认可并在逐步得到晋升，但这也不是目的。名枷利锁既葬送个人的事业，也伤害事业本身。但从事研究工作有时也不仅是为了兴趣。使命感是我们这代人所特有的一种动力，总会有一种“应当去做”的驱动力。这种动力，加上兴趣，加上求知的欲望和求知的方法，就会有一种“恨不能为之”的感觉。研究课题遍地都是，但并非每个人都能看得见。即使看见了，受各种原因影响，往往也可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也会满足于一孔之见而沾沾自喜、浅尝辄止、裹足不前。但是如果有一种使命感，就会欲罢不能，因为知识本身就是没有穷尽的。不仅是没有穷尽，而且是相互关联。我看到有些文章，写得“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看着很累人，甚至还有个别指鹿为马的现象，实在是误人子弟。古人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是我们这个行业的基本道德。

　　我认为，作为研究组织者，我们要为本学科的长远发展计。例如，我看到中国的欧洲研究还需要一些基础设施建设，就利用欧洲研究所建所30周年之际，组织了对中国欧洲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进行分科的全面梳理总结介绍，形成了《中国欧洲研究30年》，以《欧洲研究》增刊的形式发表，为后来的欧洲研究提供一个学术基础。在组织研究的过程中，我还看到了中国学界在欧盟研究领域里的认识和教学有欠全面，也不够专业，这样会影响中国欧洲研究的水平。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我发起了“欧盟研究硕士课程开发”，组织了北京大学、外交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的学者们，就中国的欧盟教学现状进行了需求评估，又联络德国、荷兰、奥地利、葡萄牙和中国澳门地区的教授共同讨论课程的框架和必要的阅读，编写了包括欧盟政体、欧盟经济、欧盟法、欧洲一体化历史四门核心课程，以及包括欧盟研究方法论、欧盟东扩、欧盟竞争法、欧盟四大自由、中欧关系、欧盟福利国家等选修课程在内的共18门课程及教学参考，免费推荐给各大学的欧盟教学中心和教授作为参考，目的就是让中国更多地了解外部世界。

　　研究工作虽然繁忙，但是我从来不拒绝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无论是高端的智库论坛，还是基层的调研活动。我参加的政府部门的咨商会和专家会也是多不胜数。社会科学研究的课题、方法和结论都来自社会，离开了社会，研究就会失去活力，缺少真实感，甚至会误入歧途。 

　　我年幼的时候，父母远在国外，参加工作后，我们一家几代人忙碌在各地不同的战线上。父母到了老年才有了一个享受“天伦之乐”的机会，只是这时他们已经垂垂老矣。2008年秋，接90岁高龄的婆婆来北京，参观了水立方、鸟巢和国家大剧院。虽然我已经年过半百，但在父母面前，我永远是孩子。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我的先生周小忠和儿子周牧。在工作最紧张的时候，会感到家人是自己的责任甚至拖累，但是他们却真正是我的精神资源，不仅可以矫正我“工作为王”的偏颇，而且提供了大量的箴言和安慰。　　 

　　总而言之，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们遇到了一个伟大和变革的时代，我们的工作与国家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因此可以获得双倍的快乐——从事所热爱的工作的快乐和看到所做工作产生社会效益的快乐。研究工作的过程有时很慢，有时很枯燥，有时还不为人所理解，会感到就像是在沙漠中行进。但是我相信，“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记得我2001年在北戴河参加休假活动期间向中央政治局领导汇报时引述过屈原的一句话，“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我相信，这句话不仅代表了我的心声，也代表了许多和我同时代的人的心声。

2.作者简介

　　 周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主任。1969年1月赴延安地区插队劳动，1971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选调宜川县党湾公社干部。1972年5月选派至南京大学德语专业学习。1975年到中共中央编译局任翻译，1977年当选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国家机关会议代表。1979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现代外国哲学专业。1985年获美国布兰达斯大学比较历史学硕士学位，1986年2月转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西欧研究所（后称欧洲研究所）工作，1991年获布兰达斯大学博士学位。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助理、副所长、党委书记兼所长。1997年当选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2008年荣获“中央国家机关优秀女科技工作者”称号。2012年和2017年当选第十二届和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主要代表作：《福利国家向何处去》（2006）、《欧盟治理模式》（2008，主编）、《盘点中欧战略伙伴关系》（2013，主编）、《走向人人享有保障的社会》（2005，合著）、《外援书札》（2015）。

3.中文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