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好友”到“刺头”
中捷友谊可谓源远流长。捷克斯洛伐克是第三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中捷两国的传统友谊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朱德、贺龙、习仲勋等老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访问捷克。五十年代初，为了支援新中国的建设，捷方曾向中方援建了一批工农业项目，比如坐落于河北省沧州市的中捷友谊农场及位于辽宁省沈阳市的中捷友谊机床厂等。冷战期间，中捷关系曾一度受到中苏关系恶化的波及，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大幕开启以及中苏关系转暖，中捷关系也开始逐渐好转。
冷战的终结开启了中捷关系的新时期。令人愕然的是，捷克国内政治制度的剧变同时也导致了其外交政策的急剧右倾化。与其他中东欧国家日益开始奉行务实外交不同，人权议题竟逐渐成为了捷外交政策的中心。在“人权斗士”哈维尔总统当政期间，捷克一方面奉行向西方“一边倒”的政策，将加入欧盟及北约作为其外交的优先方向，另一方面，高擎“人权高于主权”旗帜，甚至对北约干涉南联盟事务及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表示支持。
捷克外交政策的意识形态化不可避免地对中捷关系造成了负面影响。冷战结束很长时间以来，人权、西藏、台湾等涉及中国核心国家利益的问题取代了务实合作，成为了中捷政治关系的主题。西藏问题无疑是这一时期中捷矛盾的最大症结所在。自哈维尔总统1990年在其总统官邸接待达赖以来，达赖迄今已赴捷窜访十余次。所谓的“藏独游说集团”在捷势力很大，在捷公民社会、媒体圈博取了不少同情。曾参与当年捷联合政府的捷克绿党更是其“忠实拥趸”，其议员甚至在2008年中国官方访问团参观捷议会时公然展示藏独分裂旗帜。不仅如此，捷政府还拿台湾问题做文章，于1995年公然允许台湾地区政府高官赴捷进行所谓的正式访问，并公开支持“两个中国”政策，甚至支持台湾“重返”联合国。此外，中国的政治异见分子、民运分子也常常成为捷某些政客的“座上宾”。
冷战后捷政府所采取的上述挑衅行为不仅是对中国及中捷友好的极大不尊重，更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和始终支持中捷友谊人士的感情，致使中捷政治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陷入了停滞。
关系转圜助推中捷关系成长
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在哈维尔2002年卸任总统之后，捷克逐渐开始淡化其作为“人权先锋”四处树敌的形象。捷政府及2003年上台的克劳斯总统一反之前以人权为基轴的外交方向，转而开始更多地重视经济合作。务实外交逐渐成为近十余年来捷外交政策的主题。
在此背景下，中捷政治及经贸关系开始逐渐转暖。首先，两国高层互访日趋频繁。捷时任总统克劳斯于2004年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而中国时任总理温家宝则于2005年正式访问捷克。不仅如此，双方领导人还借中欧领导人会晤、欧亚首脑峰会等多边场合多次会面。2012年启动的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16+1”合作）更是为两国领导人建立了一个定期会面的平台。其次，经济务实合作渐成中捷关系主流。2004-2005年，中捷两国政府先后签署了两国政府“经济合作协定”及“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双方经贸合作奠定了法律基础。在两国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双方的经贸合作水平不断攀升。双边贸易额从1993年的3.4亿美元上升到2013年的94.5亿美元。捷克已超越匈牙利成为中国在中东欧地区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中捷双边关系的持续改善最终于2014年“修成正果”。捷外长扎奥拉莱克2014年4月的访华之旅是时隔15年后捷外长的首次访华。期间，两国外交部发表联合新闻公报，其中捷方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坚持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拒绝支持任何形式的“西藏独立”。捷方对中国核心国家利益的尊重与支持获得中方高度赞赏，两国关系自此开始真正转圜。随后，双方关系迅速升温，尤其是高层互信显著加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捷克展开的国事访问将是时隔67年之后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访捷，并将利用此访将两国关系提升至战略伙伴关系。而捷总统泽曼自2013年当选总统至今已两次访华。最重要的是，泽曼总统不顾国内及部分西方国家的非议，毅然于2015年出席我九•三阅兵式，成为唯一出席纪念活动的欧盟国家现任首脑。此外，政治互信的深化也极大地促进了双方的经贸合作。双方关系转圜至今，双边贸易额已升至110亿美元。双方投资更是空前活跃。截至2015年底，中方对捷投资由两年前的2亿美元猛增到16亿美元，捷克对华投资总额则达到18亿美元。而在习近平主席访问前夕，泽曼总统公开表示，未来捷将迎来新一轮中国投资热。中国还对捷克成为中东欧地区金融中心表示支持。
关系转圜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中捷关系转圜的最直接驱动力无疑来自于双方日益紧密的经贸纽带。尽管捷克国内政治的意识形态土壤依旧深厚，但务实合作的逻辑最终还是在其外交决策中占据上风。“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捷克政府思维转变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经济原因。一方面，中捷经贸相互依赖性显著增强，捷政府及各政党已无法再“坐视不管”，任由人权问题的破坏性肆意蔓延。进入新世纪以来，中捷贸易呈现出“井喷”式发展。据中方数据统计，在2002-2008年间，双边年均贸易额增速均保持在10%以上，其中2002-2003及2007年甚至达到了50%以上。目前，中国也已成为捷在欧盟外的最大贸易伙伴。双方投资合作也呈现良好发展态势。中国华为、长虹等企业已在捷扎根，为捷地方政府解决了棘手的就业问题，得到捷方的好评。其中，华为在捷通讯设备供应市场的份额甚至已达70%以上，已高度融入捷经济体系。捷克在华投资企业包括斯柯达、PPF等。中国市场已成为斯柯达在全球最大的市场，占其全球总销量的四分之一；而PPF旗下的捷信中国的消费信贷业务已覆盖中国14个省份，贷款额超过200亿元人民币。
另一方面，中国与欧洲尤其是中东欧地区的经济外交日益热络，捷参与意识高涨。2012年“16+1”合作框架的启动，无疑构成了中捷关系转暖的另一个重要促动因素。中东欧国家受欧债危机打击严重。由于其国内资本高度依赖西欧国家，因此危机导致的资本回流状况使得中东欧国家普遍“钱紧”。捷克也不例外。在此背景下，“16+1”合作投融资框架的推出——其中包括100亿美元专项贷款、5亿投资合作基金以及后续启动的10亿投资合作基金二期及30亿投资基金——无疑为中东欧国家提供了另一条紧急融资渠道。面对来自中东欧地区其他国家对中国资本的激烈竞争，捷克显然不能无动于衷。中捷政治关系的适时转圜无疑为捷赢得了一定的后发优势。
中捷经济合作的加强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厚的民意基础。近年来，中捷地方合作、人文交流水平大大提升，甚至已明显高于其他中东欧国家。在地方合作上，捷克在2014年主办了第二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河北、四川、浙江、安徽、湖北、海南等省市纷纷与捷克相关州建立并加强了合作关系。在人文交流上，2015年中国赴捷旅游人次达到25万，创下新高，预计直航的开通未来必将带来更多利好；捷克在2015年主办首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卫生部长会议，还建立了中东欧地区首家中医中心；中捷两国还合作拍摄了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影片《最后一张签证》以及动画片《熊猫和小鼹鼠》。
中捷关系的转圜，更是源于捷克对国际格局演变及中国崛起的认知变化。中东欧国家普遍认为，中国势必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任何重要国际事务的解决都不能缺少中国的参与。从这个角度来看，捷克寻求对华关系的改善显然并非其权宜之计，而是依据国际格局变化做出的深刻调整，具有很强的可持续性。中捷务实外交的开启，也标志着捷克的外交政策正一步步走向成熟。正如捷总理索博特卡在评价中捷关系时所指出的，捷克应仿效德法英等大国的外交，因为“它们都没有像捷一样因人权问题而影响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捷克外交中的意识形态色彩将不可避免地逐渐淡化，一个更加成熟、稳定的中捷关系将成为“新常态”。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3月31日）
http://www.ciis.org.cn/chinese/2016-03/29/content_867069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