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当前欧亚大陆事务日渐升温的背景下，中欧俄三边关系正初具雏形，并主要体现为三者在乌克兰危机、欧亚能源开发及运输体系建设等领域中的日益增强的互动关系。中欧俄关系中缺乏成熟协调机制源于其较强零和性，但这并不妨碍其关系“三边化”。美“再平衡”及欧盟“东进”对中俄形成的战略挤压会对中欧俄三边的形成与巩固构成催化作用，但欧亚大陆天然的地缘开放性以及美国作为霸权国所具有的巨大干预力量,则为其未来深化带来不确定性。当前中国在这一三边结构中占据着最有利的“枢纽”位置，应对此加以充分利用。
[关键词]中欧俄三边关系；美“再平衡”；欧盟“东进”；乌克兰危机
三边关系是世界政治权力结构的最基本形态之一。与双边关系相比，三边关系具有更强的结构稳定性及更丰富的内涵。因此，从维护地区及世界稳定的角度来看，三边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要比双边关系更为重要。在国际政治实践中，三边关系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从最经典的中美苏大三角，到日后的中美日、中美欧与中俄印，各种形态的三边关系一直备受关注。在
当前欧亚大陆事务日渐升温的形势下，一个新的三边关系形态——中欧俄三边关系——似乎正在渐渐浮出水面。2013年7月，中俄举行了首次副外长级的欧洲事务磋商，就欧洲形势、各自对欧关系深入交换了意见[1] 。可见，中俄两国已经开始认识到在某些领域内，欧洲已经成为其双边关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影响因子。一定程度上的中欧俄三边互动已经具备了成形的潜力。鉴于中欧俄三边关系一旦形成所将产生的巨大潜在影响，本文拟对其存在形式与特征、诱发条件和干预变量,以及对中国外交的启示等问题进行简要的论证。
一、中欧俄三边关系初露端倪
（一）中欧俄三边关系的外在表现
三边关系的一个核心特征，是三个行为体中任意两者之间的双边关系，都与第三方具有关联性,即或是受到第三方的影响，或是对第三方产生影响[2] 。这也是三边关系能够超越于三组双边关系从而具有独立结构特性的关键。具体来说，中欧俄三边关系的外在表现形式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俄关系影响欧盟。这种影响重点体现在三者在能源领域内的竞争与合作。从三者在世界能源领域的身份来看，俄罗斯是能源供给方，中国和欧盟则是能源需求方。这一格局在理论上决定了三者中任意两方的合作可以对第三方形成制约。比如，就有分析人士认为，中俄近期签署的天然气协议就能在客观上增加俄在当前乌克兰危机中对欧的政治筹码[3] 。这一关系格局也可用于解释三者在中亚能源开发上的博弈。由于急于想摆脱对俄能源依赖，欧盟近年来一直希望增加从中亚的天然气进口[4] 。而这无疑与中国近年来日渐重视的中亚能源战略形成直接竞争关系。与欧洲能源高度依赖俄罗斯不同，中俄之间较低的能源依赖度决定了双方在中亚能源开发问题上并不存在复杂的利益纠葛，其分歧只是在于俄不乐见中国插手其中亚“后院”。而且随着中国近年来在中亚存在的不断巩固，俄这种认知也在逐渐改观。中国可以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寻求与俄合作，认真思考如何利用上合组织能源俱乐部机制平衡双方在中亚的能源利益存在，制约欧盟对中亚能源战略，从而实现自身中亚能源进口的利益最大化。
第二，中欧关系影响俄罗斯。这种影响重点体现在三者在欧亚运输走廊建设的竞争与合作上。作为现代版的丝绸之路，欧亚运输走廊意在修建贯通欧亚大陆、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的交通基础设施，最终实现欧亚大陆的经济整合。现存有实际运力的欧亚运输走廊全部需要过境俄罗斯（包括第一大陆桥、第二大陆桥，以及2011和2013年新开通的“渝新欧”、“蓉欧快轨”），形成了俄垄断现有欧亚运输格局的局面。因此，在建设未来欧亚运输走廊的问题上，实际上形成了中欧合作与俄竞争的基调：中国与欧盟乃至中亚各国均希望打通不过境俄罗斯的新通道，实现欧亚运输体系的多元化。修建直接连通中欧的运输通道能极大减少这两个世界经济热点地区之间的物流成本。中欧双方在这一问题上也是始终保持了低调的默契。比如，中方领导人在2004年访问阿塞拜疆时曾表达过对TRACECA项目[5] 的支持，认为“为发展欧洲-高加索-亚洲运输走廊，有必要加强中国和阿塞拜疆的合作”[6] ；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欧方机构也始终在参与中方主推的中吉乌铁路、公路的建设[7] 。
相反，俄罗斯显然不乐见中欧间这种“幕后协作”。一方面，俄通过推动自己所主导的铁路（如北起圣彼得堡南到孟买的“北——南”国际运输走廊）来维护其在欧亚铁路网中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想方设法对中欧间铁路互联多元化的努力设置障碍。比如，中国多年力推的中吉乌铁路于近期“流产”，其背后就隐约可见俄罗斯的影子[8] 。
第三，欧俄关系影响中国。这一影响体现在：首先，欧俄能源关系牵动中国。如前所述，中俄能于近期结束长达十余年的天然气谈判“马拉松”，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当前这场乌克兰危机中欧俄冲突加剧所产生的催化作用。其次，欧俄在中东欧的地缘冲突深刻关切到俄未来的身份变化，从而对中国形成巨大的潜在影响。欧盟、北约双东扩背景下的欧俄关系，对俄罗斯最终选择欧洲身份还是欧亚身份至关重要。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鉴于美俄关系“重启”失败，以及近期欧俄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冲突，俄“欧洲化”在短期内根本不可能实现。实际上，在欧盟及其背后的美国的压力之下，普京治下的俄罗斯越来越趋向于选择其“欧亚国家”的身份。身份选择将潜移默化地影响俄中亚、远东政策的取向，从而对中国的欧亚战略构成实质影响。
可见，中欧俄三边关系的轮廓已经在当前的乌克兰危机、欧亚能源开发与运输体系建设等领域中浮现出来。这无疑反映出欧亚大陆作为一个地缘政治板块在国际政治中正在上升的重要意义。
（二）零和性强难阻关系“三边化”
当前中欧俄关系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三者间尚未出现成熟的三边协调机制。仅有的机制是三方航天部门在2013年才展开的深空探测合作[9] 。如果参照现有三边关系定义，那么无疑很多人会对其合法性提出质疑。但本文认为，三边机制的多寡并不与三边关系具有必然联系，中欧俄之间缺乏三边协调机制也并不会阻碍其关系的三边化。一组三边关系能否拥有一定数量成熟的协调机制，主要取决于这组三边关系所体现出来的零和程度，即三者是以竞争性关系为主，还是以合作性关系为主。在零和性强的三边关系中，三方体现出较强的竞争性，缺乏共同合作的信任基础。例如中美俄、中美日等。在零和性弱的三边关系中，三方体现出较强的合作性，其信任主要是建立在共同的意识形态或地缘利益基础上。例如美日澳、中俄印等。在零和性较强的三边关系中，由于缺乏共同的信任基础，因而三者很难坐在一起对话。比如在中美日三边关系中，美日就曾多次提出建立三方直接对话机制，但由于中国所表现出来的顾虑与审慎，建立三国协调机制的努力就始终没有成功[10] 。
中欧俄三边关系的零和性在意识形态与地缘关系上均有体现。在意识形态方面，三者从未形成过统一的意识形态基础，甚至任意两者之间也都难以统一。这种矛盾性主要体现为欧盟对中俄的价值观歧视。比如，在谈到中欧关系时，欧盟学者就认为，价值观与政治制度差异导致双方缺乏互信和理解。中欧之间军售和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久拖未决，原因就在于双方对人权的不同理解[11] 。与中国相同，俄罗斯的民主人权状况也是屡遭欧方“挑刺”。其次，中俄两国所奉行的意识形态也并不相同。实际上，早在冷战期间中苏关系决裂时，两者的意识形态就已经“分道扬镳”。现如今中俄所建立起来的相互信任，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双方共同的“反霸”立场，即对世界权力结构多极化的共同信仰，而非一种价值观上的信任。
在地缘关系方面，由于欧盟的地缘重心仍然放在大西洋而非欧亚大陆，因此三方地缘利益的冲突性仍然大于合作性。在这一背景下，欧盟在欧亚大陆的参与力度无论在意愿上还是实践上都自然会受到抑制，并打上一定的美国色彩，因此自然也不会受到中俄（尤其是俄罗斯）的欢迎。
二、中欧俄关系“三边化”的诱发条件
在对假设的中欧俄三边关系的表现形式和特征进行描述之后，为了进一步论证其“合法性”，本节将对诱发其形成并将进一步巩固其“合法性”的条件进行阐释。这些条件既包括外部第三方因素的作用，也牵涉到内部的双边关系因素。
（一）美国战略挤压促中国“西进”
先不论中国是否存在实际意义上的“西进”。在本文看来，中国是否选择“西进”，是关切到中欧俄三边关系能否形成的最关键变量。欧盟东扩的不可逆性、以及俄根深蒂固的欧亚身份，导致两者在欧亚大陆的地缘博弈必然会发生。但中国的身份却不一定属于欧亚大陆。百年来，海权与陆权之争在中国始终悬而未决，而这一争论实质上就是中国到底如何定位自身的问题。改革开放后，中国选择投身美国主导下的全球多边贸易体系，实现了飞跃式的发展。实际上，选择投身贸易全球化就等于在很大程度上选择了海洋身份。因为海路运输构成了当代经济全球化的物流基础，大部分的全球贸易是通过海洋运输进行的。如果未来中国仍将自己的经济重心放在海洋上的话，那么中国在欧亚大陆的外交就仍只能保持一种“有限参与”，从而也就不可能与欧俄形成实质意义上的三边互动。
近两年，国内著名学者王缉思提出的“西进”战略在国内外国关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响，但官方对此则一直没有明确表态。王缉思本人也并不主张“西进”成为一项明确成文的国家对外战略，认为其只是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12] 。然而仔细观察的话，中国近年来在欧亚大陆的频频举动似乎证明了中国外交确实抱有某种“西进”考量。对中亚能源开发的全面参与、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深刻阐释，都表明了中国正在全面参与进欧亚大陆的国际事务之中，从而也就赋予了中欧俄三边关系存在的可能性。
中国的这种从海权为主到海陆并重的地缘政治再平衡其实与美国的全球战略息息相关。从短期来看，美国的经济再平衡战略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中国的再平衡，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TP）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是其中最重要的两颗“棋子”。TPP作为美国“重返亚太”最重要的一步棋，将极大地侵蚀亚太地区这一中国最重要的战略后院。虽然中国已宣布全面参与以东盟为中心的RCEP建设来缓冲TPP的冲击，但出于TPP预期结束谈判时间更早[13] ，且在未来服务业规则制定上具有优势[14]等因素考虑，其在未来仍将不可避免地极大影响中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活动。如果仅从东半球构筑经济壁垒还不至于困住中国的话，这时候就轮到美再平衡的另外一环——TTIP——“粉墨登场”了。鉴于欧盟已连续十年保持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15] ，因而美欧于2013年开启的TTIP谈判未来可能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冲击，或许会比TPP还要严重。在这种紧迫形势之下，中国版的再平衡便呼之欲出。可见，美国的经济再平衡实际带来的却是地缘再平衡的效果。从世界权力结构来看，在中美欧这一“三极”结构中，美国的再平衡已促成美欧在经济上逐渐接近之势。而这无疑将三者中本就最弱小的中国置于一个尴尬的境地。在经典的三角结构中，中国本来需要与欧盟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来平衡实力最为强大的美国，但如今美欧通过TTIP相互靠近的态势则促使中国必须要找到一条接近欧洲的新路径。在这种预期之下，中国便开始探求从欧亚大陆接近欧洲的可能性。在本文看来，中国近年来与中东欧的接近实际上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这一地缘战略转向。
从长期来看，中国的“西进”不仅也不应局限于刚刚兴起的陆上丝绸之路建设计划。实际上，中国近年来与俄罗斯关系的交好就应被视为某种更广义的“西进”。这一战略选择无疑是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布局的产物，但它也分明不是美国所乐见的。布热津斯基就曾在其《大棋局》中指出：“（对于美国来说）最大的潜在威胁是中俄或许还有伊朗结成大联盟”，“美在处理美中关系时不要把北京往这个方向推”[16] 。但事实是，美国决策层似乎从未认真考虑过布氏的真知灼见。虽然两国的经贸联系依然强劲、也宣称要共同努力推进新型大国关系建设，但中国的欧亚身份时代的来临似乎已不可逆转。
（二）欧盟“东进”挤压中俄
正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在欧亚大陆西端，与中国“西进”产生对冲之势的欧盟“东进”也是促使三边关系成形的重要元素。在这种中欧双方均向欧亚大陆腹地“挺进”的形势下，中欧俄三边关系才得以初露端倪。这里讲的欧盟“东进”实际上既包括欧盟几十年来持续推动的传统意义上的“东扩”，也包含其近年来日益开始重视的中亚战略。无论是面向东欧的扩大，还是针对中亚开展的能源、援助外交，“东进”实际上已经导致欧俄之间形成了全面的地缘对抗局面。
在几十年的欧盟东扩史上，欧俄地缘冲突从未间断。但伴随着近年来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出台与实施，这一冲突开始逐渐步入“深水区”。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目的在于促成东部六邻国[17] 与欧盟结成更紧密联系，为日后入盟铺平道路。可见，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已然触及俄敏感后院，俄自然不会善罢甘休。
愈演愈烈的欧俄地缘冲突也开始对日益“西进”的中国产生影响。正如上一节所述，欧俄地缘博弈深刻地影响着俄罗斯的身份选择。是选择欧洲属性还是亚洲属性，抑或是欧亚属性，是近代以来一直困扰俄罗斯的最大问题。欧盟的持续东扩（再加上与之“一唱一和”的北约东扩）给俄施加的地缘压力是导致其近年来选择欧亚身份的决定因素[18] 。而在本文看来，俄欧亚身份的选择又恰恰构成了中欧俄三边关系形成的基础条件。近年来，在东部伙伴关系计划指导性下的欧盟东扩已潜移默化地巩固了俄的欧亚身份。俄白哈关税同盟的建立以及最近经济联盟条约的签署便是例证。而近期乌克兰危机的持续发酵更是将俄罗斯逼到了“墙角”。
南高加索地区国家构成了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另一个重点方向，且其入盟问题可对中欧俄互动产生实实在在的影响。南高加索国家一旦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议，那么就意味着欧盟与中亚的地缘通路被打开，从而中欧间便能在亚欧大陆运输通道建设等问题上建立起实际联系，而不只是局限于以海上贸易为全部形式的双边关系之中了。
除了东扩，欧盟近年来日益重视的中亚战略也是其“东进”布局中无可替代的一环。2007年，欧盟理事会批准了《欧盟与中亚：新伙伴战略》文件，要全面加强与中亚合作，是欧盟迄今为止提出的最为全面、系统的中亚战略。欧盟发展更紧密对中亚关系的一个主要目的便是摆脱对俄能源依赖。尤其是在经历了一系列“俄乌斗气”风波后，欧盟更是清醒地认识到加快自身能源进口渠道多元化的急迫性。因此，拥有巨大已探明储量、并与欧洲地缘相邻的中亚就成了不二之选[19] 。为了维护自身的能源利益，俄欧间围绕中亚能源开发问题展开了激烈博弈，并最终以俄挫败欧盟纳布科管线项目并进而继续垄断欧洲能源市场而告终。除了遭遇俄坚决抵制之外，欧盟的中亚能源战略与中国在中亚的能源开发活动也形成了竞争态势。鉴于中亚能源储量并非如早先预期般巨大（石油可采储量：中亚50多亿吨，波斯湾500多亿吨；天然气储量：中亚8.365万亿立方米，波斯湾72.66亿立方米[20])，因而，欧盟在中亚的能源活动对中国形成了实质的威胁。可见，欧盟对中亚的介入已使得中欧俄在该地区的博弈更加复杂化。三者在欧亚大陆腹地能源领域的三边关系已然形成。
三、中欧俄关系“三边化”的干预变量
初露端倪的中欧俄三边关系的未来仍将受到干预变量的制约。这种制约主要源于其天然具有的地缘开放性，即作为全球面积最大的大陆集合，欧亚大陆自然会吸引所有的重量级地缘政治玩家。其中，美国显然构成了这一开放体系的最大干预变量。中欧俄关系在未来如何演化，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美国制定怎样的欧亚大陆战略，及其如何应对全球权力结构的转移。作为霸权国的美国自然不愿看到作为世界地缘中心的欧亚大陆脱离自己的控制。而且，由于中欧俄三方目前在全球权力结构中均处于第二集团的位置，因而三者的协调也自然不会是美国这一霸权国所乐见的。
本文认为，如果说美国构成了这一结构的“外部干预因子”的话，那么中欧两者就构成其中的“内部开放因子”（相比之下，俄罗斯天然的欧亚地缘身份决定了它是这一结构中最稳定的常量）。美国对中欧俄关系施加影响，也一定是通过改变美中、美欧这两对双边关系来实现的。美只消弱化中欧中任何一方的欧亚地缘倾向，就可以在欧亚大陆打下一个“楔子”，进而阻止中欧俄关系向封闭体系发展。在美中关系方面，美需确保中国保持其亚太身份，使中国在海权与陆权中坚定选择前者。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过程中，如果美国对中国采取更多的是遏制而不是包容的态度，那么中国的地缘重心将会不可避免地转向欧亚大陆。在美欧关系方面，美需努力将欧洲留在己方阵营里，而不是相反地去鼓励其发展自己的独立性。一方面，可通过维持并扩大欧美跨大西洋经贸联系，将双方经济捆绑在一起；另一方面，继续通过北约这一纽带，为欧洲提供以应对来自欧亚大陆威胁的可靠安全保证。可见，中欧俄三边结构开放性的未来发展，是取决于美国的意愿及实践的。虽然
美国不愿意看到中欧俄三边关系的深化，但其近年来的全球战略调整却似乎是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即将中欧双方的地缘重心日益推向欧亚大陆。近年来，美国通过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将其地缘重心逐渐从欧洲和中东抽离，逐渐实现向亚太地区的转移。这一调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美已将应对中国崛起视为其全球战略的“第一要务”。在亚太地区，美国对华政策中遏制的成分无疑要占绝大多数，并在将中国排除在TPP谈判之外这一举动中显露无疑。这一具有十足冷战色彩的政策已促成中国制定出日益面向欧亚大陆的外交政策。另一方面，由于一个国家资源的有限性，在大西洋地区，美再平衡不可避免地将导致其在该地区存在的空心化。虽然美国后来试图通过TTIP等经济手段来弥补其对欧疏离，但其在军事、政治等领域倾注在欧洲的资源已呈现逐渐缩小之势。美国已越来越愿意依靠欧盟自身的力量来维系其周边的稳定，习惯于开始“幕后指导”。这在2006年的黎以冲突、2008年的俄格冲突，以及2011年的利比亚危机中均有体现[21]。一个日渐失去美国“庇护”的欧洲，其未来的地缘重心必然会转向欧亚大陆。
中欧俄三边关系的这种地缘开放性最终造成了其结果上的开放性。未来它是沿着更加开放抑或更加封闭的道路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取决于美国的全球战略如何演化。至于演化前景如何，我们目前仍无法做出准确预测。比如，在对欧关系方面，近期持续发酵的乌克兰危机就为之注入了新的不确定性。透过这场危机，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已表现出欲继续加强北约在欧（尤其是中东欧）存在以“套牢”欧洲的意图，而这又与我前文所述的美国意欲提升欧洲防务独立性的想法截然不同。假如美欧安全纽带真的通过这场危机得以强化的话，那么其在未来是否会间接推动TTIP等美欧经济纽带的强化，也将值得我们持续关注。在对华关系上，假如美国仍沿用目前这套以“遏华”为主的亚太再平衡战略，那么以中欧俄三边结构为代表的欧亚大陆整合将不可避免；但假如美国的战略能调整为一种遏制色彩更淡的再平衡[22] ，与中国真心诚意地构筑一种新型大国关系，那么欧亚大陆整合的节奏无疑将会放缓。
四、结语
尽管如上节所论证的，中欧俄三边关系的发展前景仍受到美国战略演化以及欧洲身份选择的制约，但总体来说，本文还是倾向于持有文章开头做出的判断，即中欧俄关系已突破三组双边关系的范畴而具备了三边关系的结构特性。这一判断如果能成立的话，那么在中国日渐开始从战略高度关注欧亚大陆的今天，我们就要对这一三边关系的当前结构及未来发展做出清晰的研判。但需要强调的是，本文并非是建议在中欧俄之间建立协调机制（其实上文做出的“零和性强”的判断已表明中欧俄在短期内难以建立起有效协调机制），而只是意在客观描述这一三角结构及其影响。
本文认为，这一三角当前主要表现出一种中欧、中俄交好，欧俄交恶的结构。而此结构在美国著名三边关系研究学者迪特默的学说中被命名为“浪漫三角”。迪特默认为，在“浪漫三角”中处于枢纽位置的行为体（即与其他两方同时交好的行为体）的收益将最大化[23] 。因为在任何战略三角中，“一方都得益于与他方的合作，而受损于与他方的对抗；一方得益于另外两方之间的对抗，而受损与另外两方之间的合作”[24] 。如果用这一框架来审视中欧俄三边关系的话，那么当前中国无疑在其中处于最有利的“枢纽”位置：中俄关系当前处于历史上的最好时期；中欧关系虽不如中俄关系般紧密，但由于双方并无重大利益冲突，其关系也处于一个稳定上升阶段；欧俄关系则持续恶化，并在当前的乌克兰危机中体现无疑。按上述理论，虽然中国并不愿看到乌克兰局势的继续恶化，但毫无疑问欧俄保持一定的地缘对抗是对我有利的。在可预见的未来，欧俄地缘冲突难以消解，也就是说，中欧俄关系的“浪漫三角”形态（中国占据枢纽位置）仍将持续一段时间。我应清醒认识这一机遇期，不断推进、巩固自身在欧亚大陆的存在。
注释：
1. “中俄举行首次副外长级欧洲事务磋商”，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mfa_chn/wjbxw_602253/t1062972.shtml，2013年7月31日。
2. 冯绍雷：“冷战后欧美俄三边关系的结构变化及其未来趋势”，《欧洲研究》，2011年第4期。
3. Elena Mazneva, Stephan Kravchenko,“Russia, China sign $400 billion gas deal after decades of talks”,http://finance.yahoo.com/news/russia-signs-china-gas-deal-103246496.html;_ylt=AwrSbmCgGZxTqmwApZIj4gt.;_ylu=X3oDMTE1dm9oMDJnBHNlYwNzcgRwb3MDMwRjb2xvA2dxMQR2dGlkA01TWVNHQzFfNzE-, May 21, 2014.
4. Richard Rousseau, “EU Looks to Central Asia for Energy Security – Analysis”, http://www.eurasiareview.com/17022012-EU-LOOKS-TO-CENTRAL-ASIA-FOR-ENERGY-SECURITY-ANALYSIS/, February 17, 2012.
5. 即“欧洲-高加索-亚洲”运输走廊计划。其成员包括欧盟及东欧、南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14个国家，永久秘书处设在巴库。该计划意在打通连接欧洲、南高加索和中亚的洲际通道。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塞拜疆共和国联合声明”，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4/3255755.html，2005年3月20日。
7. Ina Coretchi, “Kyrgyz transport Corridor: EBRD Supports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in Kyrgyz Republic”, http://www.ebrd.com/pages/news/press/2009/090715b.shtml, July 15, 2009.
8. 俄就对与中吉乌铁路构成竞争关系的俄哈吉塔铁路表示了公开的支持。参见V. Zhavoronkova, “Russia to Support Kyrgyzstan in Joining Customs Union”, http://en.trend.az/regions/casia/kyrgyzstan/2194810.html, September 26, 2013.
9. “中欧俄航天局召开首次三方会谈探讨在火星等深空探测领域开展合作”，中国国家航天局网站，http://www.cnsa.gov.cn/n1081/n7529/n308608/587712.html，2013年9月29日。
10. “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答记者问”，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mfa_chn/wjdt_611265/fyrbt_611275/t765887.shtml，2010年11月2日。
11. Julia Ewert, “Resilient Economics, Fragile Politics: Ten Years of EU-China Strategic Partnership”, Europe China Research and Advice Network, http://www.euecran.eu/pdf/ECRAN%20essay%20winners%20-%2010%20Years%20of%20EU-China%20Strategic%20Partnership.pdf, June 2013.
12. 王缉思：“‘西进’，中国地缘战略的再平衡”，环球网，http://opinion.huanqiu.com/opinion_world/2012-10/3193760.html，2012年10月17日。
13. 唐国强、王震宇：“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演变、路径及展望”，《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1期，第100-101页。
14. Sanchitaasu Das, “RCEP and TPP: Comparisons and concerns, ISEAS Perspective”, http://www.iseas.edu.sg/documents/publication/ISEAS%20Perspective%202013_2.pdf, January 7, 2013.
15. “外交部就李克强总理赴英国举行中英总理年度会晤并访问英国、希腊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164954.shtml，2014年6月12日。
16. [美]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67页。
17. 即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
18. Lincinia Simao, “Discursive difference and policy outcomes: EU-Russia relations and security in Europe”, Eastern Journal of European Studies, vol. 2, June 2011, p 85.
19. Michael Ratner, “Europe’s Energy Security: Options and Challenges to Natural Gas Supply Diversification”,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s, http://www.fas.org/sgp/crs/row/R42405.pdf, August 20, 2013
20. 徐海燕：“中国与中亚的能源‘双轨’合作”，《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6期，第92页。
21. AgnieszkaNimark, “European Deffence Summit: Time to Move Forward”, CIDOB Notes Internacionals,http://www.cidob.org/es/publicaciones/notes_internacionals/n1_81/european_defence_summit_time_to_move_forward, December 2013.
22. 就有美国学者指出美在应对中国崛起时应更注重制衡而非遏制。参见Ashley J. Tellis, “Balancing without Containment: A U.S. Strategy for Confronting China’s Rise”,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Fall 2013.
23. Lowell Dittmer, “The Strategic Triangle: An Elementary Game-Theoretical Analysis”, World Politics, Vol. 33, No. 4, 1981, p 490.
24. 陈志敏：“中国、美国和欧洲：新三边关系中的合作与竞争”，《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期，第6-7页。
（来源：《改革与开放》2014年第19期，原文基础上略有增减）
http://www.ciis.org.cn/chinese/2014-10/27/content_732381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