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小传
苏长和 1971年生，安徽巢湖人，复旦大学法学（国际关系）博士。现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外交学系教授，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上海东方青年学社副理事长。主要研究领域为世界政治理论、中国政治与外交、国际组织。所撰写的论著多次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和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著奖。
正处于转型期的国际体系
国际体系中既有的制度机制显得难以胜任，但新的全球性制度尤其是地区性的制度安排，并没有完全定型。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的改革，正处于十字路口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急速变化。既有的国际体系格局和全球治理制度开始出现松动，围绕国际体系改革和全球治理改善的方案层出不穷。各类方案既有竞争，也有互补。各种全球性议题的解决方案有共识，但行动效率低。地区一体化趋势带来世界政区的变化，各个地区的政治觉醒意识上升，都想在未来的国际体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传统强国主导全球议程的能力在下降，新兴国家被提前推到全球治理前台，却多少有点措手不及，能力需要提高。但总的来说，传统强国若离开新兴国家的支持，在重大国际体系改革和全球治理改善上可谓寸步难行，传统强国与新兴大国处于相互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状态。
如今，国际体系的体量由于新兴国家的崛起变大了，但是国际体系容量的扩容还处于缓慢发展中。自二战结束至今，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体系的成员国数量翻了近两番。面对体量的变化，战后形成的国际制度显得有些老态龙钟，而守成国家对既有的国际体制、机制、制度缺乏变革的动力和决心，仍然因循守旧。苏联解体以后，由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从亚欧大陆两侧，试图以接触战略吸纳两侧的大量国家。但至少到目前为止，接触战略并不是成功的，人们对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封闭性能否容纳更多国家表示怀疑。大量新兴国家在掌握工业化的基本知识以后，开始启动工业化的进程。亚、非、拉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亮点，一个更多国家、更大规模人口的现代化进程开始了，国际经济体系的规模得到史无前例的扩大。虽然，国际经济力量对比在向均衡方向发展，但是，调整成员间关系或者形成完善治理的制度容量仍然显得捉襟见肘。
在酝酿、撰写《复旦全球治理报告2014》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无论是经济、金融、安全，还是环境、网络、地区、国际发展援助等各个议题领域，均已突破了传统的国家治理边界，外溢到地区和全球层面。当前，完全依赖以少数国家为中心的国际治理体系，已经不足以形成有效的国际治理能力，对上述这些议题形成具有综合治理意义上的效果；国际体系中既有的制度机制显得难以胜任，但新的全球性制度尤其是地区性的制度安排，并没有完全定型。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的改革，正处于十字路口。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国际体系战略是分别将俄罗斯和中国纳入其体系。该战略被冠以“接触”战略。从接触战略的初衷来说，其本身就是一种支配思维，意图将一个国家纳入由自己主导的体系中。但这种思维已不适应21世纪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趋势。
接触战略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至少这个由美国主导的体系，从中国的和平发展进程中受益极大。但问题是，这个由美国主导的所谓“自由国际秩序”并非如其理论支持者所主张的那般自由、开放、包容。事实上，这个体系是带有条件限制的，甚至具有很强的排他性和保护主义色彩。换句话说，这个体系容量有限，其得以有效运转的条件不足以容纳更大、更多的行为体。也正是在接触战略失势的情况下，美国试图另起炉灶，以所谓更高标准的规则，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来重塑国际经济体系。但由于该战略体系依然具有很强的排他性和歧视性，缺乏包容性，不亚于在自我孤立和封闭，预计将难以对国际体系改革产生引领性作用。
当然，正处于转型期的国际体系，为新兴国家创造发展机遇期提供了机会。如今，用对抗和冲突方式改革国际体系，已经不符合国际社会在和平发展问题上的共识。这就需要世界上爱好和平发展的国家及其力量，另辟蹊径，用和平共处、和平发展、和谐共生的智慧，推动国际体系的和平转型。在此过程中，中国作为国际体系变革的一个重要变量，其态度、行为和方式引人注目。
改革战略应是“增量改进”
增量改进的国际体系改革战略，是在既有国际体系的核心部分难以改革的环境下，另辟途径，通过增量因素，逐步带动国际体系的和平转型。这是一种国际政治智慧
世界正期待中国在国际体系改革中贡献其智慧和方案。正是基于这一背景以及上述这些基本判断，我们在报告中提出，鉴于当前国际体系正酝酿着从量变到质变的机会，中国对待国际体系改革和全球治理改善的战略可以是 “增量改进”。这符合事物在其量变阶段的发展规律和需求。
多年来，中国在各个重要国际议题领域中，都发挥了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与此同时，中国顺应国际形势的变化，借机、借势、借力与他国一起，在既有国际制度不愿意涉及、没有能力涉及、或者虽有所涉及但治理失灵的情况下，及时提供了较为有效的国际公共产品，避免了国际体系转型期出现不必要的动荡。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中国与国际体系改革打交道的“增量改进”战略，可以概括为以下七点原则：
中国式增量改进的第一原则是 “做加法不做减法”，即在不触动国际体系中守成集团既得利益的前提下，努力开辟新的利益增长点。
例如，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是过去十几年东亚合作最大的增量因素。十年间，双边贸易规模增长7倍多。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守成制度的改革举步维艰的状况下，中国与新兴国家一起推动了国际制度的增量建设，促使20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成为全球或地区治理的新平台。增量建设还会逐步对存量中的守成集团形成引导效应，倒逼存量中的守成集团进行改革，以适应新的形势。
中国式增量改进的第二原则是 “积极让利”，即在合作过程中，在自身根本利益与总体利益不受损的前提下，愿意尽量让对方先得利、多得利。
中国与东盟、非洲、拉美、中东欧、阿拉伯国家等合作开立的双边合作论坛，均以“早期收获计划”体现了这一让利原则。积极让利原则较好地将中国自身的根本利益与对方其他的利益结合起来，是一种辩证的义利观。当然，这一原则是有底线的。中国绝不以损害自己的主权、安全、发展的根本利益作为合作的交换代价。
中国式增量改进的第三原则，是以不损害别人的利益（尤其是弱小方的利益）为前提，谋求自己利益的扩大。
这个原则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内在的节制和自律属性有关。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遇见的难题和问题，极少通过对外转嫁压力的方式改善自己的内外环境，而是借助内部制度创新以及集聚内力的方式消化压力，从而避免了对他国以及国际体系的冲击。
中国式增量改进的第四原则是 “没有条件创造条件”，即在对方不具备条件时，尽量帮助对方创造条件，制造同台合作共赢的机会。
中国在发展中国家推行的开发性金融 （即 “贷款＋基础设施建设”）理念和实践，大力帮助非洲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改善了基础设施，创造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这种投资理念对发展中国家培育市场、改善民生产生了积极效应。开发性金融理念仅仅依靠追逐短期利益的私人企业是很难实行和落实的，而中国的国有企业在此过程中恰好扮演了核心作用，体现了中国国有企业的国家责任和国际责任。
中国式增量改进的第五原则，是“公平、比例和均衡”。国际体系的任何改革，不应以优势集团的利益最大化为指导原则，却必须以尽力保证弱势国家最大得益或损失最小化为底线。国际体系改革的任何步骤，都应充分让弱势国家分享收益。世界上少数国家越来越富，而大多数国家越来越穷，这样的国际经济体系是不可持续的。
中国式增量改进的第六原则，是在遵守规则中修改并完善规则，而不是像过去有些崛起中大国或者现在的一些守成大国那样，在破坏规则中制定规则。
历史上，一些崛起中的大国力图在破坏规则中制定新规则，从而导致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的剧烈震荡，甚至兵戎相见。但从中国参与国际制度30多年以来的表现来看，中国对已接受的国际规则具有强有力的承诺、遵守和执行。中国并不对抗现有国际体系中的通用规则，而是努力通过不断的学习，适应这些规则、在适应规则中改善规则。
中国式增量改进的第七原则，是尊重多样性，照顾彼此关切，对各方选择的制度和道路不相互否定，与既有的国际体系中的制度形成互补和共生。由中国倡议组建的新兴国际制度，注重保持足够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与国际体系中诸多既有的国际制度保持联系、沟通或对话机制。
综上可知，增量改进的国际体系改革战略，是在既有国际体系的核心部分难以改革的环境下，另辟途径，通过增量因素，逐步带动国际体系的和平转型。这是一种国际政治智慧。
双轨、多轨还是并轨？
世界正在出现一个全新的多极形态。一个多极世界应该能够为各种方案和制度安排保留足够的自由探索空间，在有序竞争和比较中，为各国提供择优从之的自由选择机会
问题是，增量部分本身也会逐步成体系，对既有国际体系中的一些制度形成替代效应。因此，增量改进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双轨制或多轨制现象。这就是当前国际体系研究中出现的所谓两个甚至多个制度体系混合、兼容、并存现象。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在单数的意义上理解国际体系；国际体系似乎正在变成一个复数，这符合世界多极化发展的自然结构。
正如我们的研究报告所显示的，第一，在经济贸易领域，发达国家出现另起炉灶现象。美国试图将世界贸易组织边缘化，在欧洲和亚太打造TPP和TTIP两个自由贸易区协定，试图以更高标准的贸易规则，引领21世纪的世界经济发展。而另一方面，截至2013年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128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国。中国的这个贸易大国地位，正好是大约20年前美国在世界上的贸易地位。但我们认为，对这个数据的解读，不应从中国的进入对美国产生挤出效应这一意义上去解读，因为中国的进入恰恰是在贸易规模扩大的意义上形成的。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竭力维持世界贸易组织体系，并且主张在新一轮的工业化浪潮中，将贸易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实现世界上最大多数国家和最大多数人口的现代化。
第二，在金融领域，金融危机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是增量的20国集团，成为国际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但是，在20国集团内部，西方七国集团代表的传统西方国家之间的宏观经济金融协调机制，与金砖五国代表的新兴国家经济合作机制，既有协调和混合，也有并立。一些地区性货币互换和储备机制开始出现，成为国际金融改革进程不力之下意外却又情理之中的现象。
第三，在安全领域，个别国家试图巩固和强化其传统联盟体系，而新兴国家相互之间形成结伴不结盟体系。特别是在亚洲，在中国担任亚洲相互协作和信任措施会议 （简称 “亚信”）主席国期间，被极大地激活。亚信更倾向于构建亚洲陆地国家之间的安全对话平台，但并不排他，而香格里拉安全对话机制似乎更倾向于海洋国家。新兴国家在安全领域所主张的不对抗、不冲突的正和安全观，壮大了世界上的和平发展力量，有望引领国际关系走出转型期的冲突魔咒。
第四，在发展援助领域，工业化进程中的新兴国家开始进入国际发展援助体系，为南南合作注入新动力。发达工业化国际主导的国际发展援助体系及其理念开始进入调整期。在网络治理领域，全球网络空间治理面临较大的改革压力。美国主导的网络治理模式受到质疑。倡导成立全球网络空间新秩序，将可能成为自联合国海洋法谈判以来，未来国际政治和国际立法领域的新趋势。在环境治理领域，若干谈判举步不前，形成了不同的谈判联盟。
如今，国际体系内部新增了一系列管理型制度，在同一议题领域又形成各类交叉交错的制度机制，围绕同一议题的治理有时呈现双轨制的特点，有时形成多轨制的特点，彼此之间有竞争有合作，混合和兼容远大于对立和排斥，这是当前国际体系中双轨制或多轨制的一个重要特点。这既为国际体系改革的未来走向提供了多种可能选择，也是保障国际体系和平转型的基础。只要各种方案和制度安排呈现为混合和兼容，而不是对立和排斥，维持双轨或多轨比强求并轨可能更有利于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的发展，乃至升级换代。
世界正在出现一个全新的多极形态。一个多极世界应该能够为各种方案和制度安排保留足够的自由探索空间，在有序竞争和比较中，为各国提供择优从之的自由选择机会。
“金砖”在增色而非褪色
金砖国家之间已在国家发展战略上逐步形成对接，并与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发展经验，能够为当下这个长期以来在发展议程上进展不大的世界，提供新的标杆
之前有一段时间，金砖国家们的“金砖”成色是否已日益黯淡，成为很多人关心的话题。因为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正是观察国际体系“增量改进”战略的一个好样本，我在这里谈谈我对这一话题的看法。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自其诞生起，就为整个世界所瞩目。但正如世界上新事物的出现总是从无到有，沿着老路永远不可能走出新路，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也是21世纪世界政治舞台上完全无中生有的事物。它是在各成员国政治领导人的政治决心和新兴市场的成长规律相互结合的基础上形成的，是政治和市场两只手共同作用下的结果。
为何说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是观察国际体系“增量改进”战略的一个好样本？
因为，第一，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诞生，体现了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做加法不做减法”的原则。即将成立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机制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关系，是互补而不是替代。
第二，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体现了国际关系民主化，倡导国际上的问题应该由各国商量着办的协商民主精神。“三人行，必有我师”。平等的相互协商彰显了交流互鉴的态度，有别于个别国家在发展中国家面前“三人行，我必为师”的“教师爷”的态度。
第三，金砖国家之间已在国家发展战略上逐步形成对接，并与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发展经验，能够为当下这个长期以来在发展议程上进展不大的世界，提供新的标杆。
第四，金砖国家多样性丰富，相互尊重彼此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体现了不相互否定和非歧视原则。
“支持金砖国家发挥积极作用，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被明确地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凸显了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在中国外交布局中的重要地位。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将落户上海，更是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增色添辉。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一点也没有像国内外一些舆论所说的那样在“褪色”。相反，它的成色正在由于其自身的不断发展而增加，且更加耀眼。
（本文为作者在《复旦全球治理报告2014》发布会上的发言，本报有删节）
http://www.qstheory.cn/international/2014-07/19/c_111169612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