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视角：中国崛起何其艰难
作者：邵峰
|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 更新时间：2009-09-01 13:39:24
近几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持续深入和综合国力的高速发展，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影响与日俱增。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国内，中国因素成为各种国际场合必不可少的议程，中国情结牵动着世界的心，很多人都在大谈特谈中国崛起的话题。这其中，有些人是出于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政策极度不满，要求趁此机会彻底改变现有国际秩序，甚至有人主张中国应该借机出头，发挥某种领导作用；有些人则是带有一种酸葡萄心理，对中国的妒忌、恐惧和防范溢于言表。
我认为，这种现象一方面说明了中国的确开始走上了强国之路，证明了改革开放战略的英明正确；另一方面，中国发展的高速度让很多人产生了盲目乐观的情绪和夸大的、不切实际的高期望值，对一些善打小算盘的人来说中国的威胁被无限地放大。实际上，无论是从世界级强国的标准要求还是中国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来说，中国真正崛起为世界级强国的道路很漫长，其曲折和艰难程度远超一般人所想像。
首先，要成为世界级强国，发挥领导作用，必须有一些硬性的衡量标准，也是对中国真正崛起为世界强国的标准要求。我认为起码有5个指标：第一，政治制度和价值观要具有先进性和普适性。东西方的制度哪个先进不好说，也说不清楚，但是一个超级强国必须为国际社会提供一些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观，这一点中国目前尤为疲弱。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硬实力提高了，软实力仍然不强。第二，科学技术要执世界之牛耳。中国的科学技术的确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某些领域已经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但就整体而言，我们的成就与我们这么大的规模不成比例，与国家发展的需要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尤其是我们缺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性发明创造。第三，产业结构的水平要高度化，在国际产业分工链条中要处于上游和尖端。很明显，目前中国的大多数企业仍然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中下游，与周边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争食。第四，军事实力要具有超强的优势。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取得了辉煌成绩，但是离真正的世界军事强国差得远。第五，GDP总量和人均GDP要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GDP虽然重要，但各国情况有很大不同，内容相差太多，GDP既要大，又要与上边四点相结合，才能成为真正的综合国力。如果一个国家的GDP中很大一部分是由餐饮、公款消费、楼堂管所的建设所构成，那么GDP再大也没有什么实质意义。从这5条标准来衡量，目前，中国基本不具备成为世界级强国和担当领导作用的能力和资格，美国的“一超”地位和领导作用还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领导地位不是口头争来的，而是软硬实力达到一定标准后的自然结果。
中国发展的任务还很重，远不是奢谈大国崛起的宏图和领导作用的时候。温家宝总理多次谈到，看中国的问题，要善于学会做乘法和做除法。看成绩要做除法，即使一个很大的总量,除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小的数目；看问题则要做乘法，一个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大问题。这个形象、直观而又入木三分的思考方式，对我们思考中国的问题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坚持科学发展观，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成长，既要做大，又要做强，还要增加凝聚力（国家魅力）。重点是搞好国内的和谐社会建设，兼顾推动和谐世界的建设，自己的腰板硬了，在世界上才能理直气壮，才能有号召力，才谈得上领导作用。
其次，中国在真正崛起为世界级强国的道路上面临着多种困难和挑战。我认为，起码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中国政府和人民做好长期的艰苦斗争的心理准备：
第一，作为一个开始崛起的大国，中国还面临着国家统一和防止分裂的严峻课题，这与世界历史上其他世界级强国崛起的情况完全不同。台湾回归祖国怀抱遥遥无期，“藏独”、“疆独”分裂势力越来越猖獗并受到一些大国的暗中纵容和支持。这些分裂势力与境外的反共、反华势力狼狈为奸、沆瀣一气，不仅在国际上充当其他国家掣肘中国发展的筹码，而且在最近两年接连发动去年西藏拉萨“3·14”和刚发生的新疆乌鲁木齐“7·5”打砸抢烧暴力事件，民族分裂活动滑向了恐怖主义的轨道，极大地威胁着中国社会的稳定和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和民族分裂问题一日不解决，中国就难言真正的大国崛起。
第二，中国周边陆、海相邻国家多达20个，并且有些国家与中国存在着陆地和海洋划界争端。这样的地缘政治环境造就了中国与其他世界强国不同的国际安全环境。数不清的历史纠葛和国家利益的纵横交错给中国安全环境造成的复杂性自不必说，单是中印边界争端、中日钓鱼岛和东海划界争端、中国与几个东盟国家的南海争端就足够让中国政府伤透了脑筋。如果再考虑到朝鲜和伊朗的核问题，中国的战略处境用进退维谷、左右两难来形容毫不为过。
第三，与世界上所有其他大国相比，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和主流价值观具有独特性。社会制度和价值观不同的国家之间有两种选择：一是开展意识形态斗争，要把自己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强加于别国，这是典型的冷战思维，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国的政策导向；二是可以通过对话交流增进了解和互信，努力缓解或消减双方的误解和矛盾，甚至可以相互取长补短，使价值观的分歧不致对国与国关系产生大的影响，这是中国近些年来一贯倡导的主张。伴随着实力的增强，中国在价值观领域显得越发自信和宽宏，广泛开展与西方国家在人权、法制等方面的对话，不断吸收西方的有益经验和做法，结合中国的国情进行自主创新，展现出极大的生命力。实际上，中国与西方国家在价值观的重合度在不断加大，但是由于中国模式的影响力大增，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加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构成了巨大的挑战。所以，近两年来西方国家又开始制造价值观冲突来阻碍、迟滞中国的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提高，这就是所谓的“价值观外交”。西方有些政客甚至把价值观冲突引入西藏和新疆问题，力图掩盖民族分裂主义的实质，给中国凭空增添一些烦恼。
第四，中国领导人多次重申，中国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愿与其他国家一道共同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但是国际上太多不和谐的因素无法让我们乐观起来。历史上，其他世界强国都是通过战争的道路一步一步走上历史舞台的。但是中国的发展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国家利益决定了中国必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这将为大国崛起开辟一条崭新的道路。中国的愿望是好的，但是不是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中国自己就能决定的，它取决于很多因素。比如，在国际权力结构体系中，无论在世界体系内还是在一个地区体系内，处于第一位的国家总是担心和提防第二位（或者很有希望和潜力即将上升到第二位）的国家超过自己并形成霸权，因而在各个领域都会采取防范和限制性措施来破坏或者迟滞它的发展，并与其他国家寻求合作共同压制它的上升势头。这是一种规律性的国际政治现象。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国家越来越感受到中国快速崛起的现实，对中国的防范之心与日俱增，美国和日本对中国的所做所为印证了这一点。再比如，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利益重合度在增加，但同时产生的利益摩擦和疑虑、恐惧情绪也是与日俱增，整个西方世界陷入了被挑战、被超越的梦魇。目前，中国与西方大国的关系在中国力量快速增长的情况下有趋于紧张的态势，连过去我们在大国关系中长期借重的德国、法国也越来越频繁地与我们发生摩擦。另外，广泛存在于美国和中国周边国家的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对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构成了不小的潜在威胁。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中国应该崛起，中国能够崛起，中国已到了崛起的时候，但是信心百倍不能替代对困难挑战的冷静思考。少做一些大国崛起的美梦，多做一些对未来挑战的准备，中国真正崛起的日子才能早一点到来。
2009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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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峰联系方式：邵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北京市东城区建内大街5号，邮编：100732
我认为，这种现象一方面说明了中国的确开始走上了强国之路，证明了改革开放战略的英明正确；另一方面，中国发展的高速度让很多人产生了盲目乐观的情绪和夸大的、不切实际的高期望值，对一些善打小算盘的人来说中国的威胁被无限地放大。实际上，无论是从世界级强国的标准要求还是中国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来说，中国真正崛起为世界级强国的道路很漫长，其曲折和艰难程度远超一般人所想像。
首先，要成为世界级强国，发挥领导作用，必须有一些硬性的衡量标准，也是对中国真正崛起为世界强国的标准要求。我认为起码有5个指标：第一，政治制度和价值观要具有先进性和普适性。东西方的制度哪个先进不好说，也说不清楚，但是一个超级强国必须为国际社会提供一些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观，这一点中国目前尤为疲弱。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硬实力提高了，软实力仍然不强。第二，科学技术要执世界之牛耳。中国的科学技术的确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某些领域已经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但就整体而言，我们的成就与我们这么大的规模不成比例，与国家发展的需要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尤其是我们缺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性发明创造。第三，产业结构的水平要高度化，在国际产业分工链条中要处于上游和尖端。很明显，目前中国的大多数企业仍然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中下游，与周边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争食。第四，军事实力要具有超强的优势。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取得了辉煌成绩，但是离真正的世界军事强国差得远。第五，GDP总量和人均GDP要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GDP虽然重要，但各国情况有很大不同，内容相差太多，GDP既要大，又要与上边四点相结合，才能成为真正的综合国力。如果一个国家的GDP中很大一部分是由餐饮、公款消费、楼堂管所的建设所构成，那么GDP再大也没有什么实质意义。从这5条标准来衡量，目前，中国基本不具备成为世界级强国和担当领导作用的能力和资格，美国的“一超”地位和领导作用还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领导地位不是口头争来的，而是软硬实力达到一定标准后的自然结果。
中国发展的任务还很重，远不是奢谈大国崛起的宏图和领导作用的时候。温家宝总理多次谈到，看中国的问题，要善于学会做乘法和做除法。看成绩要做除法，即使一个很大的总量,除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小的数目；看问题则要做乘法，一个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大问题。这个形象、直观而又入木三分的思考方式，对我们思考中国的问题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坚持科学发展观，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成长，既要做大，又要做强，还要增加凝聚力（国家魅力）。重点是搞好国内的和谐社会建设，兼顾推动和谐世界的建设，自己的腰板硬了，在世界上才能理直气壮，才能有号召力，才谈得上领导作用。
其次，中国在真正崛起为世界级强国的道路上面临着多种困难和挑战。我认为，起码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中国政府和人民做好长期的艰苦斗争的心理准备：
第一，作为一个开始崛起的大国，中国还面临着国家统一和防止分裂的严峻课题，这与世界历史上其他世界级强国崛起的情况完全不同。台湾回归祖国怀抱遥遥无期，“藏独”、“疆独”分裂势力越来越猖獗并受到一些大国的暗中纵容和支持。这些分裂势力与境外的反共、反华势力狼狈为奸、沆瀣一气，不仅在国际上充当其他国家掣肘中国发展的筹码，而且在最近两年接连发动去年西藏拉萨“3·14”和刚发生的新疆乌鲁木齐“7·5”打砸抢烧暴力事件，民族分裂活动滑向了恐怖主义的轨道，极大地威胁着中国社会的稳定和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和民族分裂问题一日不解决，中国就难言真正的大国崛起。
第二，中国周边陆、海相邻国家多达20个，并且有些国家与中国存在着陆地和海洋划界争端。这样的地缘政治环境造就了中国与其他世界强国不同的国际安全环境。数不清的历史纠葛和国家利益的纵横交错给中国安全环境造成的复杂性自不必说，单是中印边界争端、中日钓鱼岛和东海划界争端、中国与几个东盟国家的南海争端就足够让中国政府伤透了脑筋。如果再考虑到朝鲜和伊朗的核问题，中国的战略处境用进退维谷、左右两难来形容毫不为过。
第三，与世界上所有其他大国相比，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和主流价值观具有独特性。社会制度和价值观不同的国家之间有两种选择：一是开展意识形态斗争，要把自己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强加于别国，这是典型的冷战思维，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国的政策导向；二是可以通过对话交流增进了解和互信，努力缓解或消减双方的误解和矛盾，甚至可以相互取长补短，使价值观的分歧不致对国与国关系产生大的影响，这是中国近些年来一贯倡导的主张。伴随着实力的增强，中国在价值观领域显得越发自信和宽宏，广泛开展与西方国家在人权、法制等方面的对话，不断吸收西方的有益经验和做法，结合中国的国情进行自主创新，展现出极大的生命力。实际上，中国与西方国家在价值观的重合度在不断加大，但是由于中国模式的影响力大增，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加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构成了巨大的挑战。所以，近两年来西方国家又开始制造价值观冲突来阻碍、迟滞中国的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提高，这就是所谓的“价值观外交”。西方有些政客甚至把价值观冲突引入西藏和新疆问题，力图掩盖民族分裂主义的实质，给中国凭空增添一些烦恼。
第四，中国领导人多次重申，中国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愿与其他国家一道共同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但是国际上太多不和谐的因素无法让我们乐观起来。历史上，其他世界强国都是通过战争的道路一步一步走上历史舞台的。但是中国的发展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国家利益决定了中国必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这将为大国崛起开辟一条崭新的道路。中国的愿望是好的，但是不是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中国自己就能决定的，它取决于很多因素。比如，在国际权力结构体系中，无论在世界体系内还是在一个地区体系内，处于第一位的国家总是担心和提防第二位（或者很有希望和潜力即将上升到第二位）的国家超过自己并形成霸权，因而在各个领域都会采取防范和限制性措施来破坏或者迟滞它的发展，并与其他国家寻求合作共同压制它的上升势头。这是一种规律性的国际政治现象。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国家越来越感受到中国快速崛起的现实，对中国的防范之心与日俱增，美国和日本对中国的所做所为印证了这一点。再比如，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利益重合度在增加，但同时产生的利益摩擦和疑虑、恐惧情绪也是与日俱增，整个西方世界陷入了被挑战、被超越的梦魇。目前，中国与西方大国的关系在中国力量快速增长的情况下有趋于紧张的态势，连过去我们在大国关系中长期借重的德国、法国也越来越频繁地与我们发生摩擦。另外，广泛存在于美国和中国周边国家的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对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构成了不小的潜在威胁。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中国应该崛起，中国能够崛起，中国已到了崛起的时候，但是信心百倍不能替代对困难挑战的冷静思考。少做一些大国崛起的美梦，多做一些对未来挑战的准备，中国真正崛起的日子才能早一点到来。
2009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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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峰联系方式：邵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北京市东城区建内大街5号，邮编：1007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