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 马丁•沃尔夫
全球经济是否可能会出现衰退？若果真如此，可能引发衰退的因素是什么？花旗(Citi)首席经济学家、曾经为英国《金融时报》撰写名为“非正统经济学”(Maverecon)的博客的威廉•比特(Willem Buiter)对此的回答是：“有可能”以及“中国”。他的理由有些道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出现衰退。但人们应该认为这种情况是可能发生的。
比特并没有预测全球产出会下滑。他说的是“增长衰退”，是增长率将远远低于潜在水平（约3%）的一段时期。人们可能会设想2%或更低。比特估计，出现这种结果的可能性是40%。
他的假设始于中国。与其他很多人一样，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速并没有官方数据显示的那么高，可能只有4%。这是可能的，甚至是被普遍接受的。
情况可能变得更糟。首先，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达46%，这个比例对于一个增速为7%的经济体都太高了，更别说对于一个增速为4%的经济体了。其次，伴随这种过度投资的是债务的大规模扩张，债务质量往往还是有问题的。然而，即便只是为了维持这种投资速度，也需要远远更多的借款。最后，唯一拥有强健资产负债表的中央政府可能不愿出手抵消投资的放缓，而家庭占国民收入、以及消费占GDP的比重过低，无法抵消投资的放缓。
接下来，假设投资大规模下滑，同时需求和资产负债表的局限性产生不良影响。这可能会对全球经济产生何种影响？
一个影响途径可能是资本品进口下滑。目前约三分之一的全球投资（以市场价格衡量）发生在中国，因此其影响可能是巨大的。日本、韩国和德国将受到不利影响。
一个更重要的途径是大宗商品贸易。大宗商品价格已经下跌了不少，但根据历史标准衡量还远不算低（见图表）。即便以现在的价格水平，大宗商品出口国的日子也不好过。其中包括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海湾国家、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和委内瑞拉。与此同时，印度和多数欧洲国家等大宗商品净进口国正在受益。
贸易受到的冲击与财务状况相互影响。许多遭受负面影响的公司负债累累。由此导致的财务压力迫使它们减少借款和支出，这直接削弱了经济。资金状况的变化加剧了此类压力。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利率和汇率的变动以及对借款者（包括主权国家在内）健康状况看法的转变。资本流动和风险溢价的改变以及重要央行的政策转变加剧了这些压力。就目前而言，最重要的转变可能就是美联储加息的决定。
正如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所言：“你只有在退潮时才能发现谁在裸泳。”国际清算银行(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的数据显示，在今年3月底，美国以外地区的非银行借贷者的信贷总额达到9.6万亿美元。美元强势让所有货币错配付出巨大代价。这些可能首先体现在非金融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上，但影响将会通过它们的损失传递给银行和政府。因此，在由廉价信贷提供资金的“利差交易”发生逆转时，就可能造成巨大破坏。
一个明显的转变是，由贸易状况恶化、资本外流以及早先流入资本的回流导致的外汇储备下降。随着各国央行抛售持有的较长期安全债券，这可能导致“量化紧缩”。这是这些冲击可能传导至高收入国家（甚至包括美国）的方式之一。但这也取决于回流资本的持有者如何处置收回的资金以及受影响央行的政策。
因此我们可能看到的是，一系列实体经济与金融的联系：中国投资和产出不断下降；依赖中国的购买（或者中国的购买造就的高价）的经济体出现疲弱；以及利差交易逆转，汇率和风险溢价发生变化、令资产负债表承压。
政策制定者可能会如何回应？中国肯定会让人民币贬值，而不是继续损失外汇储备维持币值，这主要是因为外汇储备总额中还包括不可能迅速卖掉的非洲和其他地方的基础设施投资，并非全部可用。其他新兴经济体的政策空间比过去要大，但也不是无限的。它们将被迫调整以适应这些冲击，而非抵挡它们。
与此同时，高收入国家的政策选择是有限的：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财政扩张几乎在所有地方都是不可能的；央行的政策利率接近于零；而且在许多高收入经济体，私人部门的杠杆仍相当高。如果放缓是温和的，也许几乎不会出台任何政策。对严重放缓的最佳回应可能是“直升机撒钱”——由央行印钱以刺激支出。但央行似乎不太可能使用这种方式。传统做法占据主导地位。
简言之，貌似很有可能出现一场“中国制造”的全球增长低迷。若果真如此，假如美联储决定现在加息，看起来将是愚蠢透顶的。我们说的不是与全球金融危机相伴随的那种灾难。但在中国完成向更平衡的增长模式转型、高收入经济体从危机中复苏之前，世界经济将依然很容易遭受厄运冲击。想高枕无忧还早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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