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智库的“一带一路”观——海外话语实践建构
作者：陈媛
| 文章来源：http://www.cssn.cn
| 更新时间：2021-03-04 10:38:00
摘要：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是荷兰最重要的国际事务智库和学术机构，观察与研究该机构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知识型，可以把握荷兰智库对于“一带一路”的态度与认识以及它们对荷兰外交政策及地缘政治的影响。本文在分析荷兰智库何以产生这些态度的基础上，尝试在福柯话语实践理论的框架下思考“一带一路”话语传播的策略。
关键词：国际关系研究所；智库；“一带一路”；福柯话语实践理论；荷兰
作者简介：陈媛，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副教授，荷兰莱顿大学访问学者。
一、引言
从大航海时代荷兰与中国触碰开始，荷兰就对中国及中国文明饱含兴趣，中国和荷兰的不解之缘也就此开启。最初是因为被东方文明的神秘感所吸引，随后19世纪，由于荷兰对外贸易的增加，与华人的接触也随之日益频繁，荷兰人对中国事务愈加关心。荷兰对中国的关注与研究也从历史上的汉学研究转向中国研究，即从对中国古文明与文化范畴中的汉语语言学、文学、历史、文化、宗教等领域的研究转为更务实性和应用性的考察，如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法律等。随着20世纪7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和随之而来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荷兰对中国方方面面的关注日益增长。中国和荷兰之间的合作日益增长，最显著的则是“一带一路”倡议和欧盟—中国投资规划。荷兰是亚欧海运航线、中欧货运铁路的起点和终点之一，是“一带一路”海陆交汇之处，在这条新丝绸之路的建设中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两国开展互联互通和物流合作的潜力巨大。为了促进中荷双方积极把握机遇、推进合作，中国需要了解荷兰的态度及其成因。
荷兰的智库是政府和社会的思想库与智囊团，代表的是荷兰主流知识界和决策层，其对中国的总体认知和评判十分有价值。智库是学界和政府的纽带，观察智库，了解智库的研究内容、关注焦点及其政策对接，可以发觉与搭建知识、思想与信息交流的平台，由此更好地厘清误解，推动合作。
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Clingendael）成立于1983年，是荷兰最重要的国际事务智库和学术机构。该中心专门从事战略性国际问题的政策分析与研究，对主要国际问题提供独立、跨学科的政策建议，并通过出版成果、学术活动和媒体报道来输出。该机构宣称自己的目标是努力为一个安全、可持续和公正的世界做出贡献。该机构的经费来自世界各地私营和公共部门的委托培训和研究项目资金，因而不受制于任何宗教、政治或社会团体。可以说，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是了解荷兰对中国及“一带一路”态度的重要窗口。
具体而言，该机构有八个研究主题，其中众多话题与中国相关，如亚洲研究（Asia）、“商业及其脆弱性”和“新丝绸之路”。如果在该机构主页以“China”为关键词检索，可以发现将近800篇有关中国的文章，而以“belt and road”为关键词检索，可以发现百余篇相关信息，包括新闻报道、出版物、事件、培训等。本文将对这些文字进行分析，试图探究这些知识符号形成了哪些概念，这些概念的文化生产，以及知识的社会流动与政治运用。
二、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的“一带一路”知识型
（一）初识：“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的疑问与不明确（2013—2016）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一带一路”倡议后的三年，荷兰对这一新丝绸之路的目的、内容及欧洲的政府和公司如何应对等问题一头雾水。这一倡议为荷兰和欧盟提供了挑战和机遇，但这些挑战和机遇是什么？它们对国际贸易和地缘政治有何影响？到底是中国在中国与欧盟间的贸易线上拥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还是欧洲作为国际运输和物流的枢纽将会影响中国乃至其他地区的利益？荷兰对此困惑不已。
在这一阶段，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做了很多工作。如2015年恰逢中欧建交40周年，中国外交官来到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举办了“21世纪的外交”年度讨论会，会议对未来的中欧合作进行深度讨论。为了促进关于丝绸之路倡议的讨论，2015年7月2日，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创建了“丝绸之路头条新闻”板块，从2015年7月开始，每周发布一份有关“一带一路”的信息，迄今已有三百多期简报。此后，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举办过多次研讨会，如2015年11月16日多位专家参与了一场时事研讨会，讨论“一带一路”倡议背后的外交政策考虑是什么，具体意味着什么，地缘政治影响是否可以预见，这对欧盟和荷兰意味着什么，荷兰企业对荷兰与中国关系的意义何在。研讨会，汇集了企业和政府代表以及研究人员，旨在在荷兰的背景下讨论中国在“一带一路”方面对欧洲的态度是什么，欧洲的政府和公司如何应对等问题。
在这一阶段，荷兰开启了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及实施进度的初步关注。从认识论角度来看，荷兰智库怎么看待中国及“一带一路”倡议首先取决于该倡议的实施，即客观现实的影响。进一步而言，对中国及“一带一路”的态度取决于世界格局的变化、世界对中国的态度，以及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状况。在欧洲整体经历经济危机、经济衰退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的猛增足以引起荷兰（乃至欧洲）对中国及其相关行为的关注。
（二）深探：实践性的推进与关注（2016－2018）
2016年以来，伴随着“一带一路”项目的推进，荷兰智库开始密切关注中国与其他地区和国家的“一带一路”项目及进展。如2016年12月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的一份报告分析了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希腊、土耳其、塞浦路斯和巴尔干国家间关系的推进会让欧盟、美国和俄罗斯在这些区域的地缘政治影响减弱。2017年5月24日至26日，第一届巴尔干和黑海合作论坛在希腊塞雷举行，高级研究员范德普滕撰文强调，如果“一带一路”可以促进巴尔干半岛和黑海地区的经济发展，那么欧盟应采取积极的方法，力求在其战略利益范围内实现这一功绩的最大化。该研究所还对中国对欧盟各成员国的态度以及欧洲各国和欧盟层面的态度与反应进行比较研究，发布了一些报告，如2017年1月的报告《欧洲和中国的新丝绸之路》。这份报告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对欧盟14个国家进行案例分析，审查每个国家内以及欧盟机构层面的“一带一路”项目的发展情况。除了关注欧洲各国与欧盟，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十分关心中美关系，基于东海和南海的紧张局势，2017年做出了一份报告，探讨了涉及中国和美国的南中国海危机如何影响欧盟与俄罗斯之间的安全关系，结论是，亚洲的危机很可能会对欧洲社会的稳定产生影响。从2016年10月起，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将与它的两个合作伙伴——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和德国阿登纳基金会（Konrad Adenauer Stiftung）一起启动亚太研究和咨询网络（APRAN）项目，该项目为荷兰官员提供有关亚太地区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支持。此时，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进入对“一带一路”项目的深探期，采用了与欧盟其他成员国联合与互鉴的老套路。
（三）嵌入：徘徊与纠结（2018－2019）
近几十年来，中国全球投资者和金融家的角色日益重要，远远超过欧洲。如今，欧洲公司仅占全球在线平台市场份额的3%，而中国腾讯、阿里巴巴和蚂蚁金服占据了27%的亚洲市场份额。随着这种趋势的推进，欧洲各国对中国发展的忧虑逐渐高涨，对中国对欧盟投资流量增加的怀疑态度不断发酵。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一些欧美国家或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或对“一带一路”倡议认识不足，或受到民粹主义思潮影响，狭隘片面地看待“一带一路”倡议，甚至对其进行污蔑或污名化。在这种背景下，欧洲跟随美国针对“一带一路”展开多次政府与学界活动，通过开展对话与讨论来制造“舆论”。
同时，随着英国脱欧、中美贸易摩擦白热化，欧盟认识到地缘经济学越来越成为常态。在过去的两年（2018－2019年）里，欧洲各国政府、企业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开始就中国在全世界日益增长的作用和影响进行战略辩论，关键问题包括欧洲对5G的回应、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人权、知识安全以及工业和竞争政策。荷兰政府在2019年发布了中国战略，“尽我们所能与中国合作，在必要的地方维护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为此，国际关系研究所特设了国际安全培训课程，每年举办一次，着重讨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安全问题乃至中国崛起对国际或欧洲安全与稳定的影响。同时，还启动了中国研究中心，以贡献其在中国研究方面的力量。
中国问题专家范德普滕原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热情很高，高喊荷兰不应错过对未来贸易和投资模式形成影响的机会。然而，在2020年5月的政策简报中，他对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进行了分析，呼吁欧洲公司必须变得更加敏感并需要加强地缘政治意识。实际从2017年开始就陆续有声音质疑与反对欧洲参与“一带一路”倡议。
由于欧洲和美国市场之间存在深刻而有利可图的联系，因此欧洲不愿与美国发生直接双边对抗。但中国发展的奇迹让欧洲震惊，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与西方模式有很大不同，西方世界在反思中被迫承认与确立了中国在世界版图上的一极之位。这一时期荷兰智库对“一带一路”的情绪主要是警觉、失落和一点点的恐慌。
（四）契机：后疫情时代带来的转机（2020年至今）
新冠肺炎疫情似乎成了一种催化剂，它将中国与欧洲以及欧盟内部的问题推到了明面。面对疫情，荷兰政府表现得比欧洲其他一些国家更为冷静与科学，彰显了执政理性，也凸显了欧洲内部存在的对中国态度的分歧。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莫妮卡·何（Monika Sie Dhian Ho）表示，对待新型冠状病毒的政策要“健康”地政治化，不能盲目地导向民粹主义，眼光要放在长期的经济与社会后果上。面对疫情与战略自主性的矛盾，荷兰智库展开了更多的有关后疫情时期中荷关系的讨论。在2020年4月欧洲中国事务智库联盟(European Think tank Network on China，ETNC)发布的特殊报告中，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的主要成员发布了荷兰的观点，客观地看待了美国对中国的非议，文中提及的李克强总理与荷兰总理鲁特的相互承诺从一定意义上可以看出荷兰智库对中国的理性态度。
三、影响荷兰智库“带路”观的因素
（一）国际关系研究所的人员架构：社会民主主义取向
国际关系研究所近三届所长都与政府部门有着紧密的关系。2005—2011年担任所长的是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欧洲法教授茨瓦恩（Jaap de Zwaan），他原先在荷兰外交部工作（1979—1998年），还在卢森堡的欧洲共同体法院担任许多案件的荷兰政府代理人，曾参与一些欧洲条约的谈判和起草，例如西班牙和葡萄牙加入欧洲共同体的条约。2011—2016年担任所长的是科林（Ko Colijn），他是荷兰和外国公共新闻服务中外交与安全问题的新闻记者和备受追捧的评论员，同时也是国际事务咨询委员会（European Integration Committee of the Advisory Council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和平与安全委员会的成员。2016年7月起，工党智囊团维亚迪·贝克曼基金会（Wiardi Beckman Stichting）负责人莫妮卡·何接任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她还是国际事务咨询委员会欧洲一体化委员会的副主席。莫妮卡是一名社会民主主义者，2007年荷兰大选后，她发表言论，表达了“对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的批评，呼吁荷兰执政党要将政策方案与基本价值观重新勾连，在左右翼夹攻的压力下，重新发现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目标价值，呼唤灵魂的回归”。这是典型的第三条道路的基调。虽然在2017年荷兰大选中，工党的席位骤减，但这背后的原因是近年来欧债危机、移民难题、难民困境、欧洲一体化僵局，这些成为极右翼政党自由党上位的契机，但这并不能代表荷兰民粹主义的胜利。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工党逆袭，获得票率第一。这说明欧洲政治形成了左与右的博弈局面。荷兰自古就是个务实的国家，当下执政的自民党领导人吕特(Rutte)在任荷兰政府首脑近10年来，一直努力调和荷兰重商主义、自由主义传统与恰到好处的民粹主义，平衡与斡旋还将继续是他执政策略的主旋律。自民党在2019年3月的欧洲议会投票中险些遭到民粹主义的阻击，带有浓重民主社会主义色彩的国际关系研究所的政策建议必将成为自民党的重要参考。
（二）中美之间矛盾的中间人：安全成为首要目标
在欧盟内部，荷兰是美国最古老、最忠实的盟友之一，这是航海国与贸易国之间的友谊，更重要的是，民主、自由和法治是它们的共同价值。小小的荷兰如今是美国的世界五大投资者之一。然而，与此同时，荷兰已成为中国在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我们看到荷兰智库研究人员表现出矛盾的情绪，这其实表达出荷兰陷入困境的事实，在中美关系日益紧张的局势下，尤其是两个大国对第三国的要求相互矛盾时，这种痛苦尤为明显。正如莫妮卡所言，从经济上讲荷兰是欧盟中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因此，荷兰在早期就感受到了中美贸易冲突和区域经济集团脱钩趋势的影响。我们可以从国际关系研究所呼吁“为了应对美中紧张局势，荷兰政府倾向于保持低调”Ibid看出，他们更注重安全而非发展。然而，“一带一路”着眼的是发展，以双赢与合作为目标，并非零和博弈的关系。显然，注重安全的思维方式会带来对“一带一路”项目的质疑与犹豫，这背后仍然是国家利益的驱使。
上文提及首相吕特可能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关系亲密，我们也可以反向推理，国际关系研究所的研究员们也会根据荷兰首相吕特的态度来看待和中国的关系，看待“一带一路”。2019年7月18日，吕特在华盛顿发表致辞：“对我来说，很明显，我们（荷兰和美国）彼此需要。为了维护我们的民主和自由社会，为了保护和促进自由和公平的世界贸易……事实上，欧盟在美国的投资是印度和中国投资总和的八倍。当考虑到我们3亿和5亿的稳定人口、我们共同的历史和我们共同的信念时，还有什么比美国和欧洲团结在一起更合乎逻辑呢？让我们利用美国现任政府的批评方法所创造的势头，让我们继续前进，让我们共同努力……”与其说与中美关系会影响荷兰智库的话语导向，倒不如说荷兰首相对中美的态度会影响智库的话语转变。
（三）荷兰和中国迥异的政治价值传统
近三年来，国际关系研究所对中国及“一带一路”的态度发生转变，其中一个潜在原因是对贸易关系和法治的认识与观念的不同。荷兰这个民族自古就带有现实主义色彩，现实主义强调的是平衡，即利益的优先性。当下，中国积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怀有的是世界大同的关怀，这涉及共同体与多样性之间的关系、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联合或共享是我们的主旨。无疑这一理念将会对个人本位的人权观念形成挑战。荷兰与中国在政治价值观上是迥异的，从2018年欧洲智库联盟一份关于中国的调查报告里，可以看出荷兰人民对中国政治价值的态度并不友好，具体结果是：32%正面，60%负面，8%不确定。
保护经济利益和维护政治价值之间并不一定能共融，由此，我们看到荷兰智库对中国“一带一路”是（经济上）积极而（政治与外交上）谨慎的态度，他们害怕“扩音器外交”（megaphone diplomacy）。收益与损失的计算会让荷兰的精英们陷入矛盾。荷兰智库和政府一直对中国的人权与法治格外关注。范德普滕曾经谈到，“政治价值在荷兰对待中国的态度上通常起到隐形的作用，人权问题一直是荷兰对华政策的重点。由于中国正在努力形成一个与荷兰核心政治价值观相背离的国际体系，因此在未来几十年的中荷关系中，对荷兰政府的重大挑战是如何保持自己的政治价值”。
四、 “一带一路”海外传播的话语实践之思
（一）话语传播的首要任务：共同问题的共同阐释
在西方占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是在资本的逻辑下，以扩张为目标的发展模式，普遍带有西方地缘政治百余年来的固化思维模式和认识论框架。这套逻辑是将国与国的关系定位在自我与他者的维度中，竞争、防御、给予、挑战等词语是主要话语，理性计算是法宝，这套理念在政策制定者中大行其道。在这种思维惯性之下，对“一带一路”倡议产生警觉和负面解读是必然的。为此，我们必须先解构这套思维逻辑。当下的世界已经不再是能将风险转嫁给他国的世界，全球化已经将每一个群体都连成整体，没有谁可以幸免，这不再是一个踢皮球的场域。
西方话语言说的中心位置来源于西方的知识霸权。作为现代性的原产地，欧洲中心论是根深蒂固的。美国人类学家埃里克·沃尔夫的《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一书在突破欧洲中心论的思想实践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指出，“长久以来，西方的习惯做法就是把西方的自由和东方的专制相对照，不管是希罗多德说到希腊城邦国家同波斯人的斗争，还是蒙田和伏尔泰把建立在社会契约基础上的社会和以大众匍匐在专制统治下为特征的社会相对立起来的做法”，这些都说明二元对立的观念历史悠久。然而，我们在反西方中心论的道路上也不能走到它的对立面，仍然用民族的、国家的、二元的立场来否定它，这将出现某种具有相同属性的新的中心主义。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主义视角成为某种能够超越民族－国家框架界限的力量，但这个方案的难度系数很高，差异的客观存在让世界主义者们很难找到统一性（unity），人类问题的解决也不可能依靠世界政府，因而，我们需要找到新的方案。
而且，我们还需要解构西方以安全为借口的打压与限制逻辑。西方两大主导范式现实主义和制度主义都奉“安全”为圭臬，这背后仍然是权力的概念，也就是控制与被控制、主导与被主导的观念。面对全人类，为了争夺权力的“战略”思维未免太过于狭隘。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不以追求对某一地域的控制为出发点，而是倡导“共商、共建、共享”，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然而，光是传播“一带一路”的价值基石是什么显然是不够的，这不足以化解误会，达成一致。我们需要建构互相接受与理解的机制，这个机制就是我们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因此，“一带一路”话语传播的首要任务是共同问题的阐释，由此形成共同阐释的格局。“人类命运共同体”绝不是中国所发出和制定的对世界的某种谋划和动作，这个话语建构绝非从某个政治实体出发，而是现实的实实在在的困境。我们这个世界面临的问题不只是中国人要面对的，它更是人类整体要面对的。这就是破解非此即彼、二元对立，抑或普遍主义困境的突破口。
（二）话语传播的要点：全球共同价值的共同建构
如上所述，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国人民共同面临的挑战与问题日益增多，如气候问题、公共卫生、核威胁、恐怖主义等。意识来源于物质，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面对客观事实，解决问题成为首要目标，这就必然会产生共同的意识。换句话说，人类共同价值是实践的产物，当言说上述这些共同问题的时候，就易于生成共同价值。因为，这当中有个最重要的元素，“人”，无论来自哪个民族，人所具有的人性是类同的。在人性面前，西方世界里主导的霍布斯的“丛林假定”、施密特的“划分敌友”、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国家至上”都将无地自容。
当下，民族国家与全球共同体间的博弈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问题。在多个民族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里，国家利益无疑是永恒的主导。当国家利益无法实现共享时，我们可以用话语传播共享的问题，在面对共同问题时，共识就容易产生，也就有可能生成超越20世纪的全新的全球共同价值。这种价值已经不是意识形态框架内的价值，而是全体人类的共同价值。这与争论什么是普世价值完全不同，普世价值仍然是在东西方价值的框架或者说空间的框架里争执。全球共同价值是超空间性、超国家性的，它不属于某个民族国家。由此，全球共同价值的共同建构将在共同问题面前成为可能。
习近平早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发言中就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共同价值的建构，是立足于全人类而非单个国家利益的，是有着天然的生成条件的合乎理性的话语。如果我们对全球共同价值的共同建构达成一致，“一带一路”实践无疑是完美的载体，它不仅给世界带来合作与对话的平台，更重要的是一起解决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文明的冲突将会变成文明间的交流。
（三）话语传播的重点：构建共同的话语实践
在共同问题与共同价值阐述的同时，我们还需要另一个重要步骤，就是建构共同的话语实践。共同的话语实践会产生共鸣。按照米歇尔·福柯对话语的阐释，话语不是简单的语言或言语，话语是一种特殊的陈述。话语是系统地形成这些话语所言说的对象的实践。所谓的话语实践是一个匿名的、历史的规则整体，这些规则总是在时间和空间里被确定，而这些时间和空间在一个既定的时代和既定的社会、经济、地理或语言等领域确定了陈述功能运行的条件。也就是说，话语实践需要通过陈述来实现。我们需要寻找与“一带一路”的理念与价值互补的陈述对象。
共同话语实践的建构涉及一整套理论议程的设计。我们可以试图找寻这样一些话语群，它们能够从内部改变荷兰人原先对“一带一路”相关内容的偏见与误解，重新赋予他们一些声音，同时指出这些话语占据合理性的原因。这个话语群至少包含三个层面：第一，与“一带一路”在同时间形成的陈述，只要参照共同的对象，都可以纳入这个话语整体；第二，我们需要找到和荷兰（乃至欧洲）产生共识的概念和观点，如荷兰智库担心的法治、环保、安全、公平等概念，这些都应当成为传播话语群的表达符号；第三，对这个陈述群进行持久的且同一的描述，建构话语空间，在差异中实现彼此的利益目标。
当下，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荷兰智库所持有的一些有关“一带一路”的概念与价值，与“一带一路”的本意不同或彼此不相干或者相互排斥。由此，我们需要找准策略，以使得这些不相容的话语在对话的实践中活跃起来。福柯在描述话语的形成时，针对不相容的、根本不能进入逻辑完整统一架构中的概念，给出的方案是“描述散布的系统（systems of dispersion），既不是试图划分出若干个一致性的小岛，也不是怀疑和阐明潜伏的冲突；既不是重建某些推理链，也不是制作差异表，而是描述它们的内在结构”。意思就是我们不用排斥那些误解，而是要把它们纳入话语整体的陈述层次空间之中。陈述方式的变化会带来概念的变化。一个具体的陈述将为对象开启一个可能的关系范围，其间会有多个关系与层次，与“一带一路”不相容的观念也将会在陈述的关系中找到共同的或互补的对象。
“一带一路”的话语实践的核心就在于话语空间的建构，包含着陈述的不同层次。人类作为“类”的共同体是有着共同利益与共同价值的，而“一带一路”的实践正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探索，是一条通往共赢与共享的文明之路，在这条路上可望实现人类社会共同的理想。因而，在“一带一路”的话语实践中，我们需要设计与强调共同的目的、共同的原则、共同的标准、共同的观念与价值等体现共同性或互补性的话语对象与陈述空间，由此形成陈述档案，以传播“一带一路”的本质与意义。（注释略）
本文载于《国外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
http://www.cssn.cn/gjgxx/gj_ozyj/202102/t20210205_5310498.shtml
关键词：国际关系研究所；智库；“一带一路”；福柯话语实践理论；荷兰
作者简介：陈媛，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副教授，荷兰莱顿大学访问学者。
一、引言
从大航海时代荷兰与中国触碰开始，荷兰就对中国及中国文明饱含兴趣，中国和荷兰的不解之缘也就此开启。最初是因为被东方文明的神秘感所吸引，随后19世纪，由于荷兰对外贸易的增加，与华人的接触也随之日益频繁，荷兰人对中国事务愈加关心。荷兰对中国的关注与研究也从历史上的汉学研究转向中国研究，即从对中国古文明与文化范畴中的汉语语言学、文学、历史、文化、宗教等领域的研究转为更务实性和应用性的考察，如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法律等。随着20世纪7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和随之而来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荷兰对中国方方面面的关注日益增长。中国和荷兰之间的合作日益增长，最显著的则是“一带一路”倡议和欧盟—中国投资规划。荷兰是亚欧海运航线、中欧货运铁路的起点和终点之一，是“一带一路”海陆交汇之处，在这条新丝绸之路的建设中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两国开展互联互通和物流合作的潜力巨大。为了促进中荷双方积极把握机遇、推进合作，中国需要了解荷兰的态度及其成因。
荷兰的智库是政府和社会的思想库与智囊团，代表的是荷兰主流知识界和决策层，其对中国的总体认知和评判十分有价值。智库是学界和政府的纽带，观察智库，了解智库的研究内容、关注焦点及其政策对接，可以发觉与搭建知识、思想与信息交流的平台，由此更好地厘清误解，推动合作。
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Clingendael）成立于1983年，是荷兰最重要的国际事务智库和学术机构。该中心专门从事战略性国际问题的政策分析与研究，对主要国际问题提供独立、跨学科的政策建议，并通过出版成果、学术活动和媒体报道来输出。该机构宣称自己的目标是努力为一个安全、可持续和公正的世界做出贡献。该机构的经费来自世界各地私营和公共部门的委托培训和研究项目资金，因而不受制于任何宗教、政治或社会团体。可以说，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是了解荷兰对中国及“一带一路”态度的重要窗口。
具体而言，该机构有八个研究主题，其中众多话题与中国相关，如亚洲研究（Asia）、“商业及其脆弱性”和“新丝绸之路”。如果在该机构主页以“China”为关键词检索，可以发现将近800篇有关中国的文章，而以“belt and road”为关键词检索，可以发现百余篇相关信息，包括新闻报道、出版物、事件、培训等。本文将对这些文字进行分析，试图探究这些知识符号形成了哪些概念，这些概念的文化生产，以及知识的社会流动与政治运用。
二、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的“一带一路”知识型
（一）初识：“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的疑问与不明确（2013—2016）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一带一路”倡议后的三年，荷兰对这一新丝绸之路的目的、内容及欧洲的政府和公司如何应对等问题一头雾水。这一倡议为荷兰和欧盟提供了挑战和机遇，但这些挑战和机遇是什么？它们对国际贸易和地缘政治有何影响？到底是中国在中国与欧盟间的贸易线上拥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还是欧洲作为国际运输和物流的枢纽将会影响中国乃至其他地区的利益？荷兰对此困惑不已。
在这一阶段，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做了很多工作。如2015年恰逢中欧建交40周年，中国外交官来到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举办了“21世纪的外交”年度讨论会，会议对未来的中欧合作进行深度讨论。为了促进关于丝绸之路倡议的讨论，2015年7月2日，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创建了“丝绸之路头条新闻”板块，从2015年7月开始，每周发布一份有关“一带一路”的信息，迄今已有三百多期简报。此后，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举办过多次研讨会，如2015年11月16日多位专家参与了一场时事研讨会，讨论“一带一路”倡议背后的外交政策考虑是什么，具体意味着什么，地缘政治影响是否可以预见，这对欧盟和荷兰意味着什么，荷兰企业对荷兰与中国关系的意义何在。研讨会，汇集了企业和政府代表以及研究人员，旨在在荷兰的背景下讨论中国在“一带一路”方面对欧洲的态度是什么，欧洲的政府和公司如何应对等问题。
在这一阶段，荷兰开启了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及实施进度的初步关注。从认识论角度来看，荷兰智库怎么看待中国及“一带一路”倡议首先取决于该倡议的实施，即客观现实的影响。进一步而言，对中国及“一带一路”的态度取决于世界格局的变化、世界对中国的态度，以及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状况。在欧洲整体经历经济危机、经济衰退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的猛增足以引起荷兰（乃至欧洲）对中国及其相关行为的关注。
（二）深探：实践性的推进与关注（2016－2018）
2016年以来，伴随着“一带一路”项目的推进，荷兰智库开始密切关注中国与其他地区和国家的“一带一路”项目及进展。如2016年12月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的一份报告分析了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希腊、土耳其、塞浦路斯和巴尔干国家间关系的推进会让欧盟、美国和俄罗斯在这些区域的地缘政治影响减弱。2017年5月24日至26日，第一届巴尔干和黑海合作论坛在希腊塞雷举行，高级研究员范德普滕撰文强调，如果“一带一路”可以促进巴尔干半岛和黑海地区的经济发展，那么欧盟应采取积极的方法，力求在其战略利益范围内实现这一功绩的最大化。该研究所还对中国对欧盟各成员国的态度以及欧洲各国和欧盟层面的态度与反应进行比较研究，发布了一些报告，如2017年1月的报告《欧洲和中国的新丝绸之路》。这份报告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对欧盟14个国家进行案例分析，审查每个国家内以及欧盟机构层面的“一带一路”项目的发展情况。除了关注欧洲各国与欧盟，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十分关心中美关系，基于东海和南海的紧张局势，2017年做出了一份报告，探讨了涉及中国和美国的南中国海危机如何影响欧盟与俄罗斯之间的安全关系，结论是，亚洲的危机很可能会对欧洲社会的稳定产生影响。从2016年10月起，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将与它的两个合作伙伴——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和德国阿登纳基金会（Konrad Adenauer Stiftung）一起启动亚太研究和咨询网络（APRAN）项目，该项目为荷兰官员提供有关亚太地区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支持。此时，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进入对“一带一路”项目的深探期，采用了与欧盟其他成员国联合与互鉴的老套路。
（三）嵌入：徘徊与纠结（2018－2019）
近几十年来，中国全球投资者和金融家的角色日益重要，远远超过欧洲。如今，欧洲公司仅占全球在线平台市场份额的3%，而中国腾讯、阿里巴巴和蚂蚁金服占据了27%的亚洲市场份额。随着这种趋势的推进，欧洲各国对中国发展的忧虑逐渐高涨，对中国对欧盟投资流量增加的怀疑态度不断发酵。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一些欧美国家或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或对“一带一路”倡议认识不足，或受到民粹主义思潮影响，狭隘片面地看待“一带一路”倡议，甚至对其进行污蔑或污名化。在这种背景下，欧洲跟随美国针对“一带一路”展开多次政府与学界活动，通过开展对话与讨论来制造“舆论”。
同时，随着英国脱欧、中美贸易摩擦白热化，欧盟认识到地缘经济学越来越成为常态。在过去的两年（2018－2019年）里，欧洲各国政府、企业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开始就中国在全世界日益增长的作用和影响进行战略辩论，关键问题包括欧洲对5G的回应、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人权、知识安全以及工业和竞争政策。荷兰政府在2019年发布了中国战略，“尽我们所能与中国合作，在必要的地方维护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为此，国际关系研究所特设了国际安全培训课程，每年举办一次，着重讨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安全问题乃至中国崛起对国际或欧洲安全与稳定的影响。同时，还启动了中国研究中心，以贡献其在中国研究方面的力量。
中国问题专家范德普滕原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热情很高，高喊荷兰不应错过对未来贸易和投资模式形成影响的机会。然而，在2020年5月的政策简报中，他对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进行了分析，呼吁欧洲公司必须变得更加敏感并需要加强地缘政治意识。实际从2017年开始就陆续有声音质疑与反对欧洲参与“一带一路”倡议。
由于欧洲和美国市场之间存在深刻而有利可图的联系，因此欧洲不愿与美国发生直接双边对抗。但中国发展的奇迹让欧洲震惊，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与西方模式有很大不同，西方世界在反思中被迫承认与确立了中国在世界版图上的一极之位。这一时期荷兰智库对“一带一路”的情绪主要是警觉、失落和一点点的恐慌。
（四）契机：后疫情时代带来的转机（2020年至今）
新冠肺炎疫情似乎成了一种催化剂，它将中国与欧洲以及欧盟内部的问题推到了明面。面对疫情，荷兰政府表现得比欧洲其他一些国家更为冷静与科学，彰显了执政理性，也凸显了欧洲内部存在的对中国态度的分歧。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莫妮卡·何（Monika Sie Dhian Ho）表示，对待新型冠状病毒的政策要“健康”地政治化，不能盲目地导向民粹主义，眼光要放在长期的经济与社会后果上。面对疫情与战略自主性的矛盾，荷兰智库展开了更多的有关后疫情时期中荷关系的讨论。在2020年4月欧洲中国事务智库联盟(European Think tank Network on China，ETNC)发布的特殊报告中，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的主要成员发布了荷兰的观点，客观地看待了美国对中国的非议，文中提及的李克强总理与荷兰总理鲁特的相互承诺从一定意义上可以看出荷兰智库对中国的理性态度。
三、影响荷兰智库“带路”观的因素
（一）国际关系研究所的人员架构：社会民主主义取向
国际关系研究所近三届所长都与政府部门有着紧密的关系。2005—2011年担任所长的是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欧洲法教授茨瓦恩（Jaap de Zwaan），他原先在荷兰外交部工作（1979—1998年），还在卢森堡的欧洲共同体法院担任许多案件的荷兰政府代理人，曾参与一些欧洲条约的谈判和起草，例如西班牙和葡萄牙加入欧洲共同体的条约。2011—2016年担任所长的是科林（Ko Colijn），他是荷兰和外国公共新闻服务中外交与安全问题的新闻记者和备受追捧的评论员，同时也是国际事务咨询委员会（European Integration Committee of the Advisory Council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和平与安全委员会的成员。2016年7月起，工党智囊团维亚迪·贝克曼基金会（Wiardi Beckman Stichting）负责人莫妮卡·何接任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她还是国际事务咨询委员会欧洲一体化委员会的副主席。莫妮卡是一名社会民主主义者，2007年荷兰大选后，她发表言论，表达了“对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的批评，呼吁荷兰执政党要将政策方案与基本价值观重新勾连，在左右翼夹攻的压力下，重新发现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目标价值，呼唤灵魂的回归”。这是典型的第三条道路的基调。虽然在2017年荷兰大选中，工党的席位骤减，但这背后的原因是近年来欧债危机、移民难题、难民困境、欧洲一体化僵局，这些成为极右翼政党自由党上位的契机，但这并不能代表荷兰民粹主义的胜利。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工党逆袭，获得票率第一。这说明欧洲政治形成了左与右的博弈局面。荷兰自古就是个务实的国家，当下执政的自民党领导人吕特(Rutte)在任荷兰政府首脑近10年来，一直努力调和荷兰重商主义、自由主义传统与恰到好处的民粹主义，平衡与斡旋还将继续是他执政策略的主旋律。自民党在2019年3月的欧洲议会投票中险些遭到民粹主义的阻击，带有浓重民主社会主义色彩的国际关系研究所的政策建议必将成为自民党的重要参考。
（二）中美之间矛盾的中间人：安全成为首要目标
在欧盟内部，荷兰是美国最古老、最忠实的盟友之一，这是航海国与贸易国之间的友谊，更重要的是，民主、自由和法治是它们的共同价值。小小的荷兰如今是美国的世界五大投资者之一。然而，与此同时，荷兰已成为中国在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我们看到荷兰智库研究人员表现出矛盾的情绪，这其实表达出荷兰陷入困境的事实，在中美关系日益紧张的局势下，尤其是两个大国对第三国的要求相互矛盾时，这种痛苦尤为明显。正如莫妮卡所言，从经济上讲荷兰是欧盟中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因此，荷兰在早期就感受到了中美贸易冲突和区域经济集团脱钩趋势的影响。我们可以从国际关系研究所呼吁“为了应对美中紧张局势，荷兰政府倾向于保持低调”Ibid看出，他们更注重安全而非发展。然而，“一带一路”着眼的是发展，以双赢与合作为目标，并非零和博弈的关系。显然，注重安全的思维方式会带来对“一带一路”项目的质疑与犹豫，这背后仍然是国家利益的驱使。
上文提及首相吕特可能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关系亲密，我们也可以反向推理，国际关系研究所的研究员们也会根据荷兰首相吕特的态度来看待和中国的关系，看待“一带一路”。2019年7月18日，吕特在华盛顿发表致辞：“对我来说，很明显，我们（荷兰和美国）彼此需要。为了维护我们的民主和自由社会，为了保护和促进自由和公平的世界贸易……事实上，欧盟在美国的投资是印度和中国投资总和的八倍。当考虑到我们3亿和5亿的稳定人口、我们共同的历史和我们共同的信念时，还有什么比美国和欧洲团结在一起更合乎逻辑呢？让我们利用美国现任政府的批评方法所创造的势头，让我们继续前进，让我们共同努力……”与其说与中美关系会影响荷兰智库的话语导向，倒不如说荷兰首相对中美的态度会影响智库的话语转变。
（三）荷兰和中国迥异的政治价值传统
近三年来，国际关系研究所对中国及“一带一路”的态度发生转变，其中一个潜在原因是对贸易关系和法治的认识与观念的不同。荷兰这个民族自古就带有现实主义色彩，现实主义强调的是平衡，即利益的优先性。当下，中国积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怀有的是世界大同的关怀，这涉及共同体与多样性之间的关系、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联合或共享是我们的主旨。无疑这一理念将会对个人本位的人权观念形成挑战。荷兰与中国在政治价值观上是迥异的，从2018年欧洲智库联盟一份关于中国的调查报告里，可以看出荷兰人民对中国政治价值的态度并不友好，具体结果是：32%正面，60%负面，8%不确定。
保护经济利益和维护政治价值之间并不一定能共融，由此，我们看到荷兰智库对中国“一带一路”是（经济上）积极而（政治与外交上）谨慎的态度，他们害怕“扩音器外交”（megaphone diplomacy）。收益与损失的计算会让荷兰的精英们陷入矛盾。荷兰智库和政府一直对中国的人权与法治格外关注。范德普滕曾经谈到，“政治价值在荷兰对待中国的态度上通常起到隐形的作用，人权问题一直是荷兰对华政策的重点。由于中国正在努力形成一个与荷兰核心政治价值观相背离的国际体系，因此在未来几十年的中荷关系中，对荷兰政府的重大挑战是如何保持自己的政治价值”。
四、 “一带一路”海外传播的话语实践之思
（一）话语传播的首要任务：共同问题的共同阐释
在西方占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是在资本的逻辑下，以扩张为目标的发展模式，普遍带有西方地缘政治百余年来的固化思维模式和认识论框架。这套逻辑是将国与国的关系定位在自我与他者的维度中，竞争、防御、给予、挑战等词语是主要话语，理性计算是法宝，这套理念在政策制定者中大行其道。在这种思维惯性之下，对“一带一路”倡议产生警觉和负面解读是必然的。为此，我们必须先解构这套思维逻辑。当下的世界已经不再是能将风险转嫁给他国的世界，全球化已经将每一个群体都连成整体，没有谁可以幸免，这不再是一个踢皮球的场域。
西方话语言说的中心位置来源于西方的知识霸权。作为现代性的原产地，欧洲中心论是根深蒂固的。美国人类学家埃里克·沃尔夫的《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一书在突破欧洲中心论的思想实践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指出，“长久以来，西方的习惯做法就是把西方的自由和东方的专制相对照，不管是希罗多德说到希腊城邦国家同波斯人的斗争，还是蒙田和伏尔泰把建立在社会契约基础上的社会和以大众匍匐在专制统治下为特征的社会相对立起来的做法”，这些都说明二元对立的观念历史悠久。然而，我们在反西方中心论的道路上也不能走到它的对立面，仍然用民族的、国家的、二元的立场来否定它，这将出现某种具有相同属性的新的中心主义。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主义视角成为某种能够超越民族－国家框架界限的力量，但这个方案的难度系数很高，差异的客观存在让世界主义者们很难找到统一性（unity），人类问题的解决也不可能依靠世界政府，因而，我们需要找到新的方案。
而且，我们还需要解构西方以安全为借口的打压与限制逻辑。西方两大主导范式现实主义和制度主义都奉“安全”为圭臬，这背后仍然是权力的概念，也就是控制与被控制、主导与被主导的观念。面对全人类，为了争夺权力的“战略”思维未免太过于狭隘。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不以追求对某一地域的控制为出发点，而是倡导“共商、共建、共享”，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然而，光是传播“一带一路”的价值基石是什么显然是不够的，这不足以化解误会，达成一致。我们需要建构互相接受与理解的机制，这个机制就是我们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因此，“一带一路”话语传播的首要任务是共同问题的阐释，由此形成共同阐释的格局。“人类命运共同体”绝不是中国所发出和制定的对世界的某种谋划和动作，这个话语建构绝非从某个政治实体出发，而是现实的实实在在的困境。我们这个世界面临的问题不只是中国人要面对的，它更是人类整体要面对的。这就是破解非此即彼、二元对立，抑或普遍主义困境的突破口。
（二）话语传播的要点：全球共同价值的共同建构
如上所述，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国人民共同面临的挑战与问题日益增多，如气候问题、公共卫生、核威胁、恐怖主义等。意识来源于物质，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面对客观事实，解决问题成为首要目标，这就必然会产生共同的意识。换句话说，人类共同价值是实践的产物，当言说上述这些共同问题的时候，就易于生成共同价值。因为，这当中有个最重要的元素，“人”，无论来自哪个民族，人所具有的人性是类同的。在人性面前，西方世界里主导的霍布斯的“丛林假定”、施密特的“划分敌友”、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国家至上”都将无地自容。
当下，民族国家与全球共同体间的博弈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问题。在多个民族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里，国家利益无疑是永恒的主导。当国家利益无法实现共享时，我们可以用话语传播共享的问题，在面对共同问题时，共识就容易产生，也就有可能生成超越20世纪的全新的全球共同价值。这种价值已经不是意识形态框架内的价值，而是全体人类的共同价值。这与争论什么是普世价值完全不同，普世价值仍然是在东西方价值的框架或者说空间的框架里争执。全球共同价值是超空间性、超国家性的，它不属于某个民族国家。由此，全球共同价值的共同建构将在共同问题面前成为可能。
习近平早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发言中就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共同价值的建构，是立足于全人类而非单个国家利益的，是有着天然的生成条件的合乎理性的话语。如果我们对全球共同价值的共同建构达成一致，“一带一路”实践无疑是完美的载体，它不仅给世界带来合作与对话的平台，更重要的是一起解决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文明的冲突将会变成文明间的交流。
（三）话语传播的重点：构建共同的话语实践
在共同问题与共同价值阐述的同时，我们还需要另一个重要步骤，就是建构共同的话语实践。共同的话语实践会产生共鸣。按照米歇尔·福柯对话语的阐释，话语不是简单的语言或言语，话语是一种特殊的陈述。话语是系统地形成这些话语所言说的对象的实践。所谓的话语实践是一个匿名的、历史的规则整体，这些规则总是在时间和空间里被确定，而这些时间和空间在一个既定的时代和既定的社会、经济、地理或语言等领域确定了陈述功能运行的条件。也就是说，话语实践需要通过陈述来实现。我们需要寻找与“一带一路”的理念与价值互补的陈述对象。
共同话语实践的建构涉及一整套理论议程的设计。我们可以试图找寻这样一些话语群，它们能够从内部改变荷兰人原先对“一带一路”相关内容的偏见与误解，重新赋予他们一些声音，同时指出这些话语占据合理性的原因。这个话语群至少包含三个层面：第一，与“一带一路”在同时间形成的陈述，只要参照共同的对象，都可以纳入这个话语整体；第二，我们需要找到和荷兰（乃至欧洲）产生共识的概念和观点，如荷兰智库担心的法治、环保、安全、公平等概念，这些都应当成为传播话语群的表达符号；第三，对这个陈述群进行持久的且同一的描述，建构话语空间，在差异中实现彼此的利益目标。
当下，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荷兰智库所持有的一些有关“一带一路”的概念与价值，与“一带一路”的本意不同或彼此不相干或者相互排斥。由此，我们需要找准策略，以使得这些不相容的话语在对话的实践中活跃起来。福柯在描述话语的形成时，针对不相容的、根本不能进入逻辑完整统一架构中的概念，给出的方案是“描述散布的系统（systems of dispersion），既不是试图划分出若干个一致性的小岛，也不是怀疑和阐明潜伏的冲突；既不是重建某些推理链，也不是制作差异表，而是描述它们的内在结构”。意思就是我们不用排斥那些误解，而是要把它们纳入话语整体的陈述层次空间之中。陈述方式的变化会带来概念的变化。一个具体的陈述将为对象开启一个可能的关系范围，其间会有多个关系与层次，与“一带一路”不相容的观念也将会在陈述的关系中找到共同的或互补的对象。
“一带一路”的话语实践的核心就在于话语空间的建构，包含着陈述的不同层次。人类作为“类”的共同体是有着共同利益与共同价值的，而“一带一路”的实践正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探索，是一条通往共赢与共享的文明之路，在这条路上可望实现人类社会共同的理想。因而，在“一带一路”的话语实践中，我们需要设计与强调共同的目的、共同的原则、共同的标准、共同的观念与价值等体现共同性或互补性的话语对象与陈述空间，由此形成陈述档案，以传播“一带一路”的本质与意义。（注释略）
本文载于《国外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
http://www.cssn.cn/gjgxx/gj_ozyj/202102/t20210205_5310498.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