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的欧洲
倪海宁
“欧洲正处于二战以来异常艰难、或许是最艰难的时期。”德国总理默克尔的这一断言可谓一针见血。当前，2009年爆发的主权债务危机已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连锁引发了欧盟诸多领域的难题，在2011年愈演愈烈，到2012年仍不见起色。欧盟究竟是横眉冷对高天寒流的侵袭而爆发，还是默默伤怀于阴风恶浪的卷涌而灭亡？这是个问题……
坐不稳的政权
震惊全球的欧债危机，给欧元区乃至整个欧洲一体化事业的前景都罩上了浓重阴影。欧洲深陷“三高”（高债务、高成本、高失业）与“三低”（低增长、低储蓄、低消费）困境，难以自拔。“欧元消亡”、“欧盟崩溃”之类论调，已是甚嚣尘上。
境况最糟的是“欧猪五国”。所谓“欧猪五国”（PIIGS），乃是国际债券分析家、学者和国际经济界媒体对欧洲五个较弱经济体——葡萄牙（Portugal）、意大利（Italy）、爱尔兰（Ireland）、希腊（Greece）、西班牙（Spain）的贬称。债务危机将这些国家裹挟上了风口浪尖，也将其领导人推拥下了政坛，2011年竟成了欧洲的“改朝换代年”：1月，爱尔兰总理考恩下台；3月，葡萄牙总理苏格拉底辞职；11月，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挂冠而去；紧接着，有“政坛不倒翁”之称的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下课”，西班牙首相萨帕特罗也黯然离开。
欧洲此轮政权更迭虽然和平，但绝不正常——这些倒台的政府都是在选举中大胜、在选民的期待中上台的，但都没能比前任做得更好，也均未完成任期。事实上，这些国家的困境正是各党派“政争”的结果。当年，为达到执政的目的，各党派竞相向选民做出很多不切实际、对国家长远发展有害的承诺，如减少工作时间，增加退休金，等等。上了台的政党则竞相大肆安插自家人马，导致公共部门和国有企业机构臃肿、庞大，效率低下，人浮于事，国家支出也随之不断膨胀。在税收有限的情况下，只有靠借贷度日，长年累月下去，导致问题积重难返，终于形成了当前令人生畏的“债务山”。
“下一个将轮到谁垮台”已成了舆论热炒的话题：荷兰政府内部在继续援助欧元区问题上分歧加剧，少数派政府前途难测；2012年4月法国将举行总统选举，萨科齐支持率仍然低迷，连任之路艰难（作者注：本文刊发于2012年3月；嗣后不足两月，荷兰与法国政坛果然易位）；德国执政联盟在2011年的几次地方选举中接连失利，支持率远远落后于反对党……不过，欧洲人对爱开“空头支票”的职业政客们的耐心，似乎已到了临界点：执政党支持率低迷，并不是因为反对党有多好；反对党支持率上升，也并不说明民众对其真正信任。
在民众对“政治人物”和“主流政党”倍感幻灭之际，纷纷出头接手“烂摊子”的，是一干据称既能“超越党派争斗”、又能“赢得市场信任”的技术专家型官僚。耐人寻味的是，这些新面孔的“信誓旦旦”话犹在耳，人们就开始煞是有理有据地质疑起这些人来了：
意大利“新科总理”马里奥·蒙蒂，2005年以来，一直是许多大银行、特别是有“危机始作俑者”之“赫赫威名”的“高盛集团”的国际事务顾问。
希腊新总理帕帕季莫斯，则于1994至2002年任希腊央行行长；当年，正是此公与高盛密切合作，为希腊做假账，使之奇迹般“达标”、一举混进欧元区，从而为今天的欧元危机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再细究下去，人们就赫然发现，眼下正在欧洲政坛叱咤风云的人物中，高盛“科班出身”的人马不在少数：主管希腊债务事务的官员佩德罗·克利斯多杜洛斯，曾是高盛的交易员；德国中央银行行长奥特马·伊辛，则是高盛的高级顾问……
这不能不令人打个寒颤：造成危机的金融资本权力，居然正堂而皇之地成为解决危机的主导力量？！
事实上，欧洲乃至整个西方的“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模式，代表着背后的政治权力与金融资本权力；这两大权力或联手、或争斗，共同控制着国家命脉。过去，人们都将目光集中在政治权力上，而金融资本权力则非常隐蔽地躲在“市场经济”背后、扮演着“看不见的手”的角色；现在，正是欧元危机，将这只“看不见的手”推到了台前。
显然，部分欧洲民众已经明白，金融资本权力才是他们面临问题的症结所在；但问题是，民选出来的政治权力，在世袭、封闭且隐蔽的金融资本权力面前，能有多少抵抗力？也就是说，无论是换“党派”还是换“专家”执政，都不能解决当前的经济困境。政坛上换人而不换思维，“选举游戏”不能成功选出真正为民众谋利、让选民满意的政府，这就是欧洲“民主政治”的死结所在。
压不住的极右翼
经济的不景气，又刺激了鼓吹反移民、反全球化的极右势力的抬头和发展，使欧洲政坛的乱象和困窘雪上加霜。近代以来，欧洲出现过各种形形色色的种族主义，“白人至上”的种族优越意识在欧洲很有市场。钱袋渐瘪的欧洲人，眼见“抢饭碗”的移民持续流入，头脑中所抱有的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顿时沉渣泛起，迁怒于移民的情绪明显上扬。欧盟委员会2011年初的一项调查显示，66%的被调查者承认自己“有些种族歧视心理”。2010年，德国联邦银行前董事、社民党重量级成员扎拉青撰写的《德国自取灭亡》一书，以反移民、特别是反对穆斯林移民为卖点，竟引发德国民众热捧，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欧洲社会心理的变化。法国一项调查也表明，92%的人认为“法国普遍存在种族主义”，2/3的人自称“有种族主义倾向”，仅有10%的人觉得“可以与移民和睦相处”。即便是挪威这样素来标榜“宽容”的国家，也有一半以上民众反对接纳外来移民。
在此背景下，移民及种族问题成了欧洲各国大选的重要议题，极右政党对欧洲主流社会的影响力显著增强。目前，几乎所有欧盟国家都有以“反移民”为重要纲领的极右政党在逐步“坐大”：在法国，“国民阵线”的反移民宣传也极大影响到政府决策——政府禁止在公共场合穿戴伊斯兰罩袍，驱逐罗姆人（吉普赛民族的分支，常年在欧洲流动），发起“国家认同”大讨论；媒体普遍认为，执政党正用这些动作与极右势力争夺选票。德国“光头党”公开宣称“日尔曼人是优等民族”。英国“国民党”的口号是“争取白人权利”，要求遣返全部在英有色人种。长期支持少数派政府的丹麦“人民党”，已获得了对政府移民政策的发言权。荷兰“新自由党”虽未进入内阁，但已成功迫使当政的联合政府大幅收紧移民政策。瑞典的“民主党”在2010年9月的议会选举中成为“黑马”，首次进入议会。芬兰的“真正芬兰人党”也在2010年4月的议会选举中获得了近20%的选票……
尽管欧洲的极右政党并不尽主张暴力，但其反移民、反伊斯兰以及反主流政党的宣传日趋专业，已深刻影响到民众心理；许多触目惊心的极端行径的产生，就是此等心理结出的“恶果”。
演不完的“恐怖片”
2011年底，欧洲人尚未从当年7月挪威于特岛那次70多人死亡、过百人受伤的大规模恐怖袭击案件的震撼中完全回过神，比利时和意大利竟又同时发生了同样极具惊悚效应的大规模凶杀案：
比利时、意大利和挪威的凶案，尽管规模不等、动机不同、目标不一，却有几处令人心颤不已的共性：
一是均为防不胜防的“独狼”式袭击。“独狼”是一个欧洲常用的反恐术语，指不属于某个恐怖组织、单独行动的恐怖分子。三起袭击案件的凶手，都是单人策划、独自行动的标准“独狼”，这使得袭击具有很大隐蔽性，很难被提前发现。制造挪威凶案的布雷维克受过良好教育，即使有些激进言论也不易引起警觉。他也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被监视：为囤积用于制造炸药的大量化肥，2009年专门开办了一家农场；尽量少和人交往，甚至没有交女朋友。意大利案的凶手詹卢卡·卡塞里则是个50岁的作家，虽曾因参与当地有严重极右思想倾向的社会组织、早在4个月前就已被警方关注，但只是几十名“需要关注的人员”之一；且警方认为，并不需要“特别监控”此人，因为“没有可靠证据坐实其所作所为有何违法之处”。比利时案件的凶犯虽有前科，曾于2008年9月因私藏枪支和毒品被判监禁58个月，但由于这类违法行为较为普遍，也未引起警方更大的重视。
二是凶犯都是“自己人”，即欧洲本土白人。这对欧洲国家来说，确是个全新的考验。欧洲的反恐重点一向是国际恐怖主义分子和本土穆斯林移民群体；警方对生于斯、长于斯的白人，则既疏于、事实上也很难监控，因为社会上情绪右倾的白人已不在少数，而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周围的人又并无太大分别。
三是凶手的行为极端残忍，“恐怖效应”十足。比利时案虽属严重刑事案件，似无明显与恐怖主义相关联的政治动机，首相迪吕波也强调这是一起“可怕的、孤立的刑事案件”；但凶犯蓄意大肆屠戮本国民众，足以显示其以追求“最大杀伤效果”为目标，心态具有强烈的“反社会”特征。事实上，如此大规模、毫无针对性的随机袭击，要比有目的、有针对性的恐怖袭击案件更可怕，对民众心理造成的创伤也更严重。挪威和意大利凶案则具有浓厚的政治意味，凶手的行为显然是由其种族主义和排外情绪引发的；只不过，挪威案是以本国“帮助移民的白人”为目标，意大利案则是以外国移民为“猎物”。
目前，欧洲各国已开始着手严查极右性质的激进分子，并决心加强各国间的情报沟通；但酿成悲剧的两大根源，却均非旦夕可除之事：
一是经济发展。目前，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仍在持续蔓延，欧盟各成员国纷纷出台大规模财政紧缩政策，大幅削减预算，“cut”已成为风靡当今欧洲的流行语；而福利开支则是首当其冲的被“砍”对象。这激起了购买力和生活水平下降、失业风险上升的普通民众的不满，各国罢工和示威不断，而且常伴随激烈的街头斗争。这些无疑都会刺激极端情绪的潜滋暗长。
二是族群融合。欧洲社会“老龄化”已几成定局，无论本土白人多么不情愿，欧洲当前需要、未来更指望移民充实劳动大军。而欧洲周边的众多穆斯林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人口出生率高、年轻人多，也普遍向往欧洲，而且很多人在欧洲已有大量的亲戚和同乡。既然穆斯林移民未来会有增无减，移民问题就很可能长期充当欧洲本土恐怖分子的“出气口”。
可见，此类带有严重极端情绪和浓厚暴力色彩、并造成重大伤亡的凶杀案，很可能因土壤丰厚而重演，并将在较长时期内持续困扰欧洲。正如有学者所断言的，欧盟“本土反恐”可能要比“国际反恐”更为艰难。（作者注：本文刊发后不久，欧洲又发生多起种族主义色彩浓厚的枪击案，这以2012年发生在法国图卢兹的枪杀案最为典型）
打不动的战争
对备受煎熬、惶惶不可终日的欧洲政治精英们而言，在经济陷入困顿、社会问题凸显、唯有军力依然有些许本钱的背景下，“通过发动对动战争来转移内部矛盾、纾缓困境”这条在老殖民主义时代屡试不爽的路子，已变得极具诱惑性。
如今，有必要重温马克思主义的一大经典原理：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战争的最后根源是经济。欧洲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奉行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就是一种兼具创造性和破坏性的生产方式。私有制和资本家的逐利本能，使得资本主义的“基本规律”（即生产无限扩大和需要相对缩小，由此造成产品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即资本家财富积累与劳动阶级贫困积累的两极分化）不断发挥作用，从而周期性地引发经济乃至政治危机。以往历史证明，战争，是西方在短期内迅速实现财富转移、转嫁危机的最直接方式，也是西方以邻为壑、保持霸权地位长盛不衰的常态性手段。
2011年初爆发的中东动荡，为欧洲将干预重点放在中东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增大了欧洲通过战争转移危机的可能性。欧洲在选择打击对象方面，一般有两个标准：一是安全防卫较薄弱，如此则军事打击阻力和成本不至于太大；二是回报丰厚（或是资源或潜在资源丰富，或是地缘政治地位重要，甚至两者兼而有之），可能获得巨大战略利益。
照此比量，中东显然是当前最适合的军事打击对象：局势动荡不定使本地区各国自顾不暇，对外抵抗能力降至最薄弱时刻；丰富的石油资源，则使军事冒险可以带来巨大经济回报。同时，中东变革与反变革两种势力较量陷入僵局后，保守势力正主动欢迎外部力量介入，阿盟此前积极支持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以及近期主动停止叙利亚阿盟成员国资格，就是鲜明例证。这又为欧洲人干涉该地区事务提供了难得的口实。
利比亚战争就是在此情此景下发生的。在美国幕后支援下，以法国为首的北约欧洲盟国冲头阵，终将卡扎菲逼上绝境。乍看起来，“以外安内”似乎算得医治欧洲病灶的一剂良方：强势介入利比亚问题，确为法国总统萨科齐赚足了风头，民众对萨的信任度在一个月内即由32%升至40%，是其上任以来“最强劲的提升”。于是乎，利比亚局势刚显消停，关于美欧要力拔其“眼中钉”叙利亚和伊朗的炒作之声，便日趋高涨起来。
最近，随着内外形势的变化，在叙利亚复制“利比亚模式”（即所谓“制裁＋动武＋扶持反对派”）的时机好像也在日趋成熟：首先，叙国内政坛分化严重。“中东波”的持续发酵，已在叙产生“共振效应”，叙反对派已具政治和军事实体的雏形，在叙“拉一派，打一派”已有可能。其次，地区局势对叙日趋不利。在阿拉伯世界，巴沙尔的人缘不像卡扎菲那么差；起初，多数阿盟国家对叙政局发展并未过多置喙，这使外人不能不有所顾忌。但阿盟居间调停巴沙尔政权与反对派未果后，将责任归咎于前者，对叙施压力度日趋加大，继此前宣布停止叙阿盟成员国资格后，又宣布将对叙进行政治经济制裁。
美欧莫非真要在叙“再下一城”？
中东局势素来瞬息万变；因此，不能排除叙国内形势发生有利于美欧插手的“戏剧性变化”的可能性。但欧洲人自己也心知肚明，军事干预叙利亚弊多利少。参照上述的“动武标准”，就会看到：
一方面，叙石油资源极为有限，与石油储量丰富的利比亚完全不在一个档次；军力却胜卡扎菲不止一筹。而内有反叛、外无强援的卡扎菲尚能孤力硬撑7个多月，充分暴露出欧洲国家外强中干的“纸老虎”本质。武力干预者面对的是一块更难啃的“骨头”，又实在没多少油水可捞，胃口自然“既小又不好”了！
另一方面，叙地缘位置敏感，军事干预的风险非常大。与偏居北非的利比亚不同，叙位于阿拉伯世界的中心地带，与伊朗保持着稳固的战略盟友关系，对黎巴嫩真主党和巴勒斯坦哈马斯也有很大影响力，在中东和平进程中地位举足轻重。以色列开国总理本·古里安和基辛格都曾指出：“无埃（及）不战，无叙（利亚）不和。”与叙开打很可能带来美欧不愿看到的严重后果：巴沙尔“若遭北约空袭，将动用导弹覆盖以色列”的警告绝非危言耸听。巴沙尔政权若果真借助国内长期积蓄的反西方、反以情绪，转移民众“闹革命”的注意力，变“内斗”为“外战”，祭出“祸水西引”的杀手锏——或直接向以色列开战，或动员真主党和哈马斯“配合”烧起战火，引爆“中东火药桶”，势必引发新的地区大乱。
更不容忽视的是，俄罗斯长期以来都视叙为其南下中东的入口，一直充当叙最大的合作伙伴。俄与叙签有“和平利用原子能合作协议”，向叙提供先进武器装备，并以叙的塔尔图斯军港为重要海外海军基地。因此，俄一直在带头反对美欧干涉叙内政。尽管俄未必会为叙而同美欧彻底闹翻，欧洲人却不能不对作为联合国“五常”之一、且身怀“核大棒”和能源“利器”的俄有所顾忌。
好处不多，问题不少，阻力不小，这种前景使得欧洲在叙利亚问题上，始终是“说得多，做得少”，轻易不敢动真格的。
再者，放眼中东全局，叙利亚问题连带的是更让美欧“怵头”的伊朗核问题。与叙相较，伊国内稳若磐石，内部策反可能性不大，军事打击成本则更高。美欧企图“老太太吃柿子，捡软的捏”，通过“敲开大马士革”而“打通前往德黑兰的道路”。殊不知，欧洲人始则翻脸无情地推翻自废武功的卡扎菲，继又得寸进尺地恫吓步步退让的巴沙尔，实际是在主动“提醒”伊朗：西方国家靠不住，研发自家“撒手锏”保安全才是正道。
因此不难理解，为何近年来，伊朗在核问题上始终寸步不退，反而沿着铀转化、浓缩铀、扩建核设施的路径向前迈进。同时，伊朗军事自主研发能力大幅提高，在海湾地区崛起的态势更趋明显。伊朗已凭借“石油武器+核能力+常规军力”这套“组合拳”屡触美欧之“逆鳞”，越来越难对付。2012年1月，欧洲宣布将于7月1日开始对伊朗石油禁运生效，伊朗方面却针锋相对，表示要“提前反制裁欧洲”。
如此看来，“先易后难”地延迟解决伊核问题、造成对抗成本升高，颇有点像当年明朝的建文帝削藩：先削实力较弱的周王，结果打草惊蛇，逼反了实力最强的燕王朱棣，最后反将建文帝推翻。
欧洲人就这样“干打雷，不下雨”地陷进了“先打谁都难”的死结。
唯有“负重前行”
焦虑备至如此，何以解忧？答案恐怕还得从历史经验中寻找。
欧洲能从二战废墟中浴火重生、保持世界一极的地位，其基础，不在庙堂之高的口舌之争，也不是沙场之远的剑啸镝鸣，而是一体化所产生的经济、政治和军事诸方面的“聚合”能量。而经济一体化进程顺畅与否，又是关乎整个一体化事业成败的关键。可以看到，欧盟当前的各个“焦虑点”，也是以经济为共同“由头”的。
许多国际评论人士都认为，如果欧盟能当机立断、早日采取果断措施，希腊债务危机不至于蔓延到今天的地步。欧盟长期举棋不定、犹豫不决，自有其原因：首先，各国领导人对危机的严重性的判断有误，低估了危机的“传染效应”。其次，“多国协商”的决策机制，令欧盟无法采取快速而有力的集体行动。再次，其它欧洲国家的领导人和民众不愿替那些被认为“只知贪图享乐、无意勤奋工作”的希腊人埋单。
早知如此，悔不当初；但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一体化乃是欧洲各国解危纾困、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的最重要途径，往昔如此，今后亦然。无论从主观愿望还是客观基础看，欧洲都仍不乏“划危为机”的希望。
主观上，欧洲从政治精英到普通民众，都已逐渐认识到“内治方能外强”之理：在当今百舸争流、不进必退的国际大环境下，欧盟已如过河之卒、只有“前拱”了。近来在欧洲流传的这样一句话，就是担忧欧洲在国际事务中“被边缘化”心态的生动表露：“如果欧洲国家有一个共同点的话，那就是它们都是小国；而如果有一个不同点的话，那就是有的现在已知道这一点，有的还不知道——但很快也将会知道。”
客观上，欧洲的前途也还远未到头。法德“双锤定音”的作用，已通过危机再度得到欧盟诸国的认可。在一幅漫画中，默克尔与萨科齐宛如《泰坦尼克号》中的男女主角：他抱着她的腰；她伸开双臂、迎风招展。有好事者更把默克尔的发型和萨科齐的脸放在一起，形成了被冠名为“默科齐”（Merkozy）的“俊男美女”。的确，在欧洲一体化这艘“航船”上，只有默克尔和萨科齐这欧洲“第一对”（the first couple）是主角，其它头头脑脑们仅能充配角。“法德轴心”有意牵头构建“某种形式的财政联盟”、以挽救欧元区，确是个积极的信号。（作者注：法国总统易人确为欧债危机的解决路径增添了变数，但“财政契约”毕竟已签订，且法德仍在协商之中，前景尚可期；在纾缓危机方案中添加上一些左翼色彩或是最终结局。）
具体运作方面，鉴于各成员国差异很大，一体化难以共同推进，“多速欧洲”这一可供选择的模式已再度在欧盟内部受到重视。尽管有反对者认为，把欧洲分为“三六九等”不符合欧洲联合的精神；但近年来的事态表明，“共同推进”就等于“共同徘徊不进”。欧盟已多少领会了孟子“夫物之不齐，世之情也”的道理，意识到要形成“更紧密的联盟、更高水平的一体化”，必须得让法德等一些最有实力、最具雄心的国家先走一步，其它国家则要等条件成熟后再紧紧跟上。
因此，从逻辑上讲，欧盟面临的长期中任务，按入手先后，可概括为“四反四保”：一是“反解体，保成果”，即确保欧元区不散伙，坚定继续推进一体化的决心。二是“反衰退，保增长”，即尽快推动经济复苏。三是“反极端，保包容”，有效纾缓排外情绪，恢复主流的“民主”与“多元”政治文化的公信力。四是“反战争，保和平”，使战后欧洲的“和平主义”思潮能继续绵延不绝。这才是真正的“破局”之道。
（本文经修改后刊发于《世界军事》2012年第6期，作者为中国欧洲学会会员、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军事学博士、国际政治硕士，责任编辑为王绥翊。版权所有，引用或转载请与作者联系：nihaining1@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