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发后，恐怖分子被陆续抓捕、击毙，后续审讯逐步展开，更多的事件细节得以明晰：此次系列恐袭由一个12人团伙实施，成员多为摩洛哥籍或摩洛哥裔西班牙人；主谋约40岁，2015年以来一直以伊玛目身份在里波尔镇清真寺工作，并在此期间蛊惑了其它嫌犯。据称，他与策划2004年马德里“3·11”列车爆炸案的恐怖分子有联系，去年还曾到过比利时。该恐怖团伙本欲制造爆炸物摧毁圣家族大教堂等目标，却不慎于16号晚间引爆了据点储藏的煤气罐，炸死了两名成员。之后才被迫改以汽车冲撞方式于17日仓促发动袭击。这不幸中的万幸，或可解释为什么恐嫌袭击时所穿的都是伪造的爆炸背心。
“历史不会重复自己，但会押着相同的韵脚”。这次恐袭在成员构成、目标选择和作案手法等方面，与此前发生在法国、比利时、德国和英国等地的袭击有不少相似之处，不能不让人回想起这些惨痛记忆。其一，暴恐分子以20岁左右的年轻移民后裔为主，他们多处在社会底层，对境遇不满又无处宣泄、易受蛊惑。而团伙中总会存在一个或多个煽动者，他们很可能是恐怖组织在欧洲蛰居、潜伏的“休眠细胞”，善于以宗教名义，阴谋串联、暗地指挥直至促成悲剧。其二，袭击依旧针对人群密集的软目标，且多数目标都有鲜明象征意义。本次若爆炸物制成，则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的诺坎普体育场恐在劫难逃。其三，爆炸、刀砍、枪击和驾驶大型车辆冲撞、碾压行人等恐袭方式广泛传播、被反复模仿；在一次袭击的过程中综合使用多种手法，谋求造成最大杀伤成为新趋势。
当然，最让人忧虑的相似点，莫过于欧洲恐袭威胁的“本土化”形势。相对于外部输入式袭击，“本土化”恐袭的诸多特点使其更难被防范：首先，袭击者多为本地居民，日常生活及行为方式与普通人无异；加上穆斯林社群具相对独立、排他特性，外界对其中个别人的极端化倾向进行早期侦知和防范十分困难，而即便察觉蛛丝马迹，调查也易受到亲友包庇的阻挠。其次，多数受到激进意识形态洗脑的个体，并未直接接受境外极端势力的组织领导，行动也不遵循外部的策划和指令，自发性、独立性极强。再次，多数恐袭团伙“立地成型”，规模小、行动快，调用资金、作案工具等资源较少，很难被及时发觉。最后，这类袭击通常突发性极强，暴徒悍不畏死，进行无差别杀戮，给反恐部门的处置带来极大挑战。
“本土化”恐袭在欧洲快速扩散，有其深刻的内外诱因。一方面，当前欧洲面对的外部安全环境十分恶劣且在短期内难有改观。第一，“伊斯兰国”败局将至，衰颓过程中极力四散“圣战”火种。有报告称，返回欧洲的外国“圣战者”已逾千人。其不甘失败，必然谋划、发动更多恐袭以宣示报复和存在。第二，欧洲难民危机继续发酵，新老移民地位边缘、文化疏离，在日渐高涨的反移民声浪中，与当地社群矛盾加剧，给极端思想扩散以新土壤。第三，欧陆各国安防能力参差不齐，且申根协定国间人员往来极为方便；总体比较欧美反恐能力，又呈现美强欧弱的局面。这导致恐袭的“挤出效应”叠加“洼地效应”，使欧洲诸国轮番受袭、恐患难绝。
另一方面，西班牙国内形势是外因发挥作用的根本。此次恐袭的实施者多来自摩洛哥。历史上，西班牙曾殖民统治摩洛哥部分地区，并在后者独立后仍据有休达、梅利利亚两块飞地。两国隔地中海与直布罗陀海峡相望，传统联系与便利的地理条件，使摩洛哥成为西班牙国内穆斯林移民的主要来源国。这些移民及其后裔，与其它穆斯林移民一样，生活十分困窘：他们就业压力大,经济地位低下；与主流社会缺乏互动，在2004年马德里爆炸案后愈加受到偏见与歧视；缺乏公民权,政治参与度不高；教育发展缓慢,宗教实践困难重重；同时，非法穆斯林移民数量近来不断攀升,青少年问题也更加突出。此类处境无疑加大了该群体的离心倾向。再加上加泰罗尼亚地区自治已久，早有独立图谋，甚至已决定今年10月1日进行独立公投——这也进一步给不同族群的融合共处增大了难度。
由此看来，“本土化”恐袭、特别是其要害的“激进化”问题，并非朝夕之功可轻易解决。这不仅是因为其关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方面问题，盘根错节、久病难愈；更是因为“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去激进化”，也就是对人的思想进行引导与监督、防范和改变，不靠细致入微，持久不懈的综合工程则很难达成。考虑到“人权和安全”这对固有冲突在现实反恐举措中的时时掣肘，摆在西班牙政府面前的道路必然十分曲折难行。
本次恐袭距2004年马德里爆炸案发已逾12年。12年的平静足以证明西班牙反恐的成效和努力。而未能防止这次袭击，无论是当局疏于戒备还是“本土化”恐袭无孔不入使然，都警示人们：与恐怖主义的搏斗，仍需千方百计、久久为功。
（来源：瞭望，2017年第35期）
http://www.ciis.org.cn/chinese/2017-08/29/content_3910336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