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炜：外交学院外交学系教授
虽然在默克尔刚刚宣布要“半退”的时候就来讨论“后默克尔时代”，显得有点世态炎凉，不过为了要做些前瞻性分析，我们也就只好以此为题进行展望了，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关于德国外交整体未来趋势性发展的想法。今后一段时间内德国外交会发生什么变化？对此进行分析，我们现在能够把握的其实是两个确定性的因素和三个不确定性因素。
两个确定性因素：
第一是德国对国际体系的依赖性确定。我们讨论德国外交时，不管是哪个政党上台，哪个领导人掌舵，德国外交的首要特点是德国对国际体系的依赖性十分确定。德国经济的外向性不仅表现为其对海外市场的依赖，还表现为与全球价值链整合程度高，高度依赖于全球产业分工。德国经济对外依赖性高，这是它的核心利益。这一点导致德国外交不管怎么变，脆弱性其实很强。因此，德国外交与美国外交不一样，美国可以在对外领域中为政治牺牲经济，但是德国不会这样做。美国的自我定位是霸权国，而德国不是霸权国。基于此，德国在对华经济关系中会寻求自身的利益诉求，虽然在一些议题上与美呼应，但是德国不会与美国联手对我。
第二是德国外交战略定位确定。从中等实力地位和欧洲中心的地缘位置出发，发挥德国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来自中间的领导”此后成为新版《德国国防白皮书》中的核心理念。纵观《白皮书》，有两个方面引人瞩目：一是前所未有地高调宣称要扮演国际事务“领导角色”。德国“正逐渐成为欧洲的核心”，有“全球性的安全政策视野”和“积极塑造世界秩序的义务”，“要准备在国际上承担更多责任，发挥更大的领导作用”，德国是国际关系的“积极塑造力量”。二是德国担当“领导”的意愿与告别军事领域的“克制文化”紧密相连。与此前的犹豫含糊所不同的是，在这份文件中，德国政府清晰表达了将要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多军事作用的意图。
三个不确定性：
第一是政党格局变化，不再是两个大党决定，小党的偏好也发生变化，其中绿党值得关注。未来政党对德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似乎更多是议题导向，不再以政党的政治光谱划线。政党格局碎片化导致外交政策难以预期。
第二是联邦议院对外交的影响加大。在一些关键议题上拥有否决权，而且议院中直选议员人数大大增加。由于联邦议院和政党格局的变化，未来德国在面对国际危机时如何发挥外交作用，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第三是公共舆论对外交决策的影响加大。外交公共空间发生变化，传统上，德国存在成熟的讨论外交政策的公共空间。即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各界精英通过对外交事务的理性论辩和沟通，达成协商共识以实现公共价值，例如德国外交部的政策评估和国防白皮书的制定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但是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和平台的发展已经建构出一个新型的外交公共空间。值得注意的是互动和参与式的新外交空间，其主要特点是情绪化和非理性。因此考虑到公共舆论对外交的影响，其结果将更加难以预期。
综上，我们讨论“后默克尔时代”德国外交，其实是要超越领导人的个人因素，主要观察上述两个确定的因素怎么发展，以及三个不确定因素如何去发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