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洪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研究员
“后默克尔时代”这个题目比较大，是一个需要去界定和展望的课题。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后默克尔时代”包括什么内容，作为一个正在发生的过程，不仅需要分析，也需要去预判。其次是它对欧洲一体化的影响。“后默克尔时代”首先影响的是德国内政和政策走向，需要在德国变化和欧洲一体化走向之间建立起分析纽带和逻辑框架。
默克尔总理本人的政治生涯出现变化，给德国政治带来了一个观察视角：在结束对党的领导后，从现在到2021年德国政府换届之前，默克尔是否能相对摆脱一些来自内政的困扰，尽力发挥她作为政府总理尤其是在欧洲政策上的职能。在巴伐利亚州地方议会选举结束后，默克尔作为基民盟领导人，承受了巨大压力，但也迫使她为自己重新进行政治定位，并做出了有关个人政治生涯也事关基民盟未来发展的决定。默克尔的决定看似退让，实际上也是一种坚守甚至强硬。随后她在一些政策问题上的表态更清晰、立场也更坚定。如果把她10月份地方议会选举前后有关政策的公开表态做个对比，或许会看到风格气质不同的默克尔。
如果对“后默克尔时代”做个界定，可以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默克尔给德国政治和一体化留下什么政治遗产？从现在到2021年是默克尔去塑造并且传承政治遗产的时期。第二、“后默克尔时代”基民盟多大程度上能接受并延续默克尔的政治立场和政策？第三、作为德国政治的象征性人物，默克尔的离开意味着德国政治会出现一个真空期，短期内无人能填补，这一状况是否会损害德国在欧洲一体化中的影响力？从三个方面去看，就可以预判出“后默克尔时代”与欧洲一体化的关系。
首先在默克尔的政治遗产部分，在债务危机期间对欧元区的改革，尤其立足于德国经验并服务于德国利益的紧缩政策，无疑是重要的政治遗产之一，它仍在对欧洲一体化产生复杂深刻的影响。最近有关意大利财政预算问题的争论就是典型例证。意大利的经济规模和在欧盟内的话语权都不同于希腊，因此是否能坚决执行欧元区的财政纪律，对于欧盟财政稳定和德国能否继续主导对欧元区的治理都是巨大考验。目前德国倾向于执行纪律，“让市场来决定意大利的经济形势”，但出于现实考虑，欧元区仍会寻求和意大利达成某种妥协。这样是否会逐渐侵蚀掉默克尔政府的紧缩策略，导致欧元区财政纪律的继续涣散，需要持续观察。第二个重要的政治遗产是难民政策。默克尔至今仍在为她的难民政策进行辩护，并在党内、政府内和欧盟内部持续制造出分歧和冲突。12月德国和欧盟需要对联合国的移民法案作出表态，届时默克尔的主张多大程度上能得到认可和支持，可以作为判断其难民政策未来命运的重要观察点。
其次是要看在基民盟党内和执政联盟内部多大程度上能接受默克尔的政策主张。从基民盟首次党首候选人的辩论来看，似乎仍然强调共识和团结，但也明确提出了要继续讨论难民政策，即便是被视作最忠实于默克尔的候选人也支持这一方向。这表明默克尔的难民政策将会被持续修正，可能成为其政治遗产中被接受程度最小的。此外默克尔近来和马克龙力推的欧洲共同安全和防务建设将成为可以延续的政策基调，基民盟内部对于进一步提升德国军事力量具有共识。但在欧洲安全力量的建构逻辑和运用方向上，德法存在分歧：德国从维护和推动一体化出发，主张安全的内向防御性，而法国从大国竞争出发主张进攻性的对外干涉。如果社民党在德国政府的权重增加，德国的立场将更加保守，德法分歧也会更大。在欧元区改革方面仍然存在基民盟与社民党之间的角力，可以给默克尔继续提供扮演中间平衡者的空间。
最后是默克尔和德国能否继续在欧盟保持影响力的问题。尽管政治生涯受挫，但默克尔无疑仍是欧洲乃至世界上最富声望的领导人之一，与马克龙的激进和缺乏分寸感相比，默克尔的老练和平稳仍是未来一段时期欧洲一体化不可或缺的稳定源。如果“后默克尔时期”能够延续其稳健的执政风格，无疑将帮助德国继续拥有对一体化的影响力。但在一些急需推进的领域，默克尔的持重和德国的犹豫也有可能错失机会。因此，默克尔在卸下党内包袱后会逐渐转变以往的风格，从幕后平衡手的角色变为前台推手。她最近的一些言辞就表现出以往少有的鲜明和直接，对于在一些领域推进一体化的立场也更坚定。影响默克尔和德国在欧洲一体化中影响力的重要观察点是201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如果德国选择党（AFD）、绿党以及其他欧洲民粹或非主流政党继续在选举中得势，默克尔可以运用的政治资源就会减少，德国就必须寻求以其他方式来维持其影响力。
要观察德国能否继续对一体化施加影响，还要看德国如何处理大国关系。首先是德法多大程度上能在一体化和大国关系中保持协调。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欧洲一体化缺乏内部动力，很大程度上将会通过外部压力来塑造，因此适时地引用外部压力来塑造和推进一体化，是德法需要进行协调的主要内容。在欧元区改革和欧盟共同安全问题上，法国表现得更激进，德国则较为稳健。如果默克尔施政风格转变，德法在速度上的匹配度会更高，但德法和其他成员国之间的差距就会拉大。这时就需要欧盟机构出来扮演平衡者的角色，最近有关“欧洲建军”的争论就是例证。但德法将始终保持在“多速欧洲”的第一阵营中应该是总的趋势。
其次要看德国怎么认识和处理与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美国在贸易、能源和安全问题上的压力，现在也成为被法德加以利用并推进一体化的动力，在对美关系中既斗争又妥协应当是德国的方式，但未必能成为欧盟的方式。还有俄罗斯的因素更为复杂，德美关系逐渐清晰，但德俄关系始终扑朔迷离。德法可以明确表达对美国的态度，但很难明确界定对俄罗斯的态度。此外还有中国因素，欧盟现在时常利用中国因素尤其是贸易投资问题，作为塑造一体化的外部动力或者压力，德国是这方面的先锋，从对“16+1”合作的批评、对投资的限制，到炒作人权议题等，都是如此。因此是否德国对大国关系的立场越明晰和越有竞争性，它在欧盟内部就会制造出越多分歧，这是观察德国对外关系对欧盟影响的重要视角。
在默克尔总理最近的一次讲话中，她意味深长地说，“如果我们这个时代还有什么有趣的地方，那就是它真正具有了差异性”。她的言下之意一是差异性难以避免，无论德国的内政外交、欧洲一体化乃至国际格局都是如此，二是默克尔本人和德国正在准备迎接这种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在德国表现为内外政治环境的同构状态，当今世界的大国关系充满差异和变动，德国国内政治的变化会强化德国政治精英对国际关系的这种认知，一种更为现实主义并在保守和激进之间摇摆的对外政策和一体化取向或许将主导“后默克尔时期”的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