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慕尼黑之行，我拜访了德国著名学者奥博豪特（Oberheuter）教授，专门就德国社会变化对政党挑战的问题与他进行了多次讨论。这位已经白发苍苍的老教授毕业于慕尼黑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曾任教于柏林自由大学，在政党社会学的研究方面享有盛誉。除此之外，他还活跃于德国各大媒体，是一名著名的时政评论家，是基社盟和基民盟的重要智囊成员。在交流中，他提到了有关德国社会个体化的议题，认为这一重要变化对德国政党和政党体制带来了深刻影响。
“社会个体化”是德语学术圈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里希贝克就提出了著名的风险社会理论，而风险社会的一个侧面就是“社会的个体化”。社会个体化呈现为一种“为自己而活”的生活哲学的崛起，触及了西欧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化。突出表现为社会中利益诉求的分化；选民忠诚度的不断下降和传统政治认同的式微，政治参与度的下降；政治观念的随意性和变动性在增强；以及以消费、享受和消遣为特点的“政治娱乐化”等现象。奥博豪特教授也赞同贝克的观察，认为德国社会的个体化不断加速，价值观念和交往方式出现了新的变化，这样一种趋势对传统的政党秩序产生了深刻影响。
社会个体化的生成原因很复杂，总体上看与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进程息息相关。在德国主要表现为一种“制度性的个人主义”，与后工业社会的权力结构密切相关。社会个体化是对传统社会范畴的“脱嵌”，突出表现为三重身份的解放。一是阶级身份的解放。较为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劳动福利制度有效防止了因贫困和失业问题对社会撕裂，传统的阶级划分在德国社会出现了新的变化。高度个体化的职业分类在西德已经占到10%，东德地区则达到15%。并且，越来越多的人工作的流动性和兼职性变强，对工作领域的社会认同产生了影响。二是宗教身份的解放。二战后德国国家与宗教关系的规范化缓和了政教冲突，原教旨主义者对政治生活的干预度越来越弱，个人从教会解放出来。天主教、新教选民对于同性恋、婚外情等传统争议议题都越来越包容，选民心理变得更加难于预测。知识社会下高等教育的普及化使得人们的思想更加开放，有可能体验更加多样化的人生。三是文化性别身份的解放。伴随着男女平权运动，女性经济地位的独立使得她们从家庭秩序中解放出来，政治和社会观念不再依附于男性。价值观变化强化了社会的个人主义倾向，个人普遍追求的是实现自我价值和个人利益最大化，政党的社会基础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
社会与个体之间关系的重大转变对“全民党”都产生深远的影响。在19世纪的德国，政党的产生基于世界观、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等方面的分歧。二战后，政党间的相互妥协使得社会基础进一步扩大，利益政党变成了全民党，意识形态型政党变成了涵盖多种价值观念的政党。但是，在最近的二三十年，德国政党似乎有回到利益政党的趋势，公共政治议题逐渐私人化，公民政治价值判断不断分化，对政党和政党体制提出了新的挑战。
一是政党整合吸纳能力的下降。个体化超越了社会阶级、宗教、职业等固定群体，越来越多的人脱离了旧有的社会畛域。社会个体化尤其表现在投票的变化，票数很难反映执政党本身执政的好坏，选票分散化的情况非常明显，选民的投票不再是以价值为导向，而是从自我出发来思考问题，认为“我的利益我做主”，甚至认为我的利益就是国家与社会的全部。例如2013年，约有75%虔诚的天主教徒投票给基社盟，63%的工会会员投票给社会民主党，但这些核心成员的人数都只占到了两党总体选民的9%。德国的全民党遵循了选票最大化原则，在现实中追求较快地取得选举成功。它们为了吸引各个社会群体和阶层，放弃了意识形态的坚守，政治路线出现“中间化”倾向，在选民
社会结构上日趋接近。社会中长期认同一个政党的意愿在下降，不忠实于任何政党的选民比例近期约为50%。政党作为集体组织，致力于代表和整合社会整体利益，而个人利益诉求的多样化使全民党要吸引各群体的民众变得非常困难。
二是对政党领导社会和组织的能力带来新的要求。变动的社会情绪和突发性的社会风险要求政治家采取更加灵活的策略，在坚持政治原则和灵活应对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由于个人的自主选择越来越强，政治家越来越难于掌控政治议题的话语主导权。一方面，政治专业化和个人诉求多元化出现矛盾。在面对全球化问题的严峻挑战之时，专业化的“职业政治家政党”被认为代表性不足，不够民主。大多数选民更多是倾向于直接满足其狭隘的要求，个体化和地方性的诉求越来越强烈，选民偏好的政治家常常难于顾全大局，权衡折冲，发挥更大的政治影响力。错误的社会期待常常影响到政治精英和政治决策的质量，并对社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另一方面，党内民主化的趋势也对政党领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党组织的内部凝聚力正在下降，长期持续为政党组织服务的精神正在丧失。尤其是，普通党员对政治的看法最为消极，批评党内领导对现实问题关注不足、不了解情况、脱离民众，这对各级党的领袖的领导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三是对政党传播和宣传带来新的要求。在社会个体化的背景下，形成了一种电视和网络新媒体主导的民主制，政治传播违背了政治理性的原则。媒体要求视觉化和个人化，对新时代的政治家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战。传统的政治议程相对过于严肃，难以吸引眼球。在激烈的选举竞争中，为了吸引注意力，政治家和政党常常屈服于新闻媒体的逻辑，同时也变得精通利用媒体来作秀。除了一直存在的桃色新闻和贪污揭发之外，人们对日常不断重复的政治事务和持续努力常常视而不见。一种新兴政党模式正在德国出现，即“专业化的媒体传播政党”。所有的竞选和日常政治事务都经过传播策略的精心设计，公共传播中内容被形象所取代。但是，媒体作秀并不等于实际的政治能力，政治人物在媒体面前长袖善舞并不意味着具备超群的问题解决能力。很多政党为了取悦民众，在应对政治问题的时候丧失了领导能力。
四是政党体制分散化与小党的崛起，将对政府稳定性持续制造难题。二战以后，德国政党体制长期维持了“两大一小”或者“两大两小”的格局。但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德国政党体制出现新变化，左右翼两大“全民党”削弱，越来越多的选民把选票投给了小党，促成了基社盟、基民盟、社民党、绿党和左派党构成的“五党体制”。尤其是在地方选举中，绿党、左派党、海盗党等小党都以特定人群为基础，选战活跃，票仓分散化，甚至在一些地区成为执政党。例如，最近成立的新选择党（AFD），就主要是围绕欧元议题来组织，批评欧债危机的管理，在法兰克福等地区赢得了不少支持。这种情况增加了政治体制的不稳定性，使得组织政府和政党结盟的交易成本增大。
五是政党与民众的相互疏离。一方面，“政党国家化”在逐渐加强，政治决策和政党活动越来越脱离人们的实际生活，变得难以理解。专业化的政治讨论有意无意地排斥民众，公众议题的枯燥乏味难以吸引民众的兴趣。另一方面，民众参与公共生活的意愿出现衰弱，对政治家的信任感不断下滑，政党在所有国家机构中最不被民众所信任。根据2008年一项抽样问卷调查，德国民众对联邦政治家的信任度在2008年仅达到16%，不信任的达到22%。地方选举参与率明显下降，勉强超过了50%。在这种趋势下，推动直接民主，吸引民众参与管理地方事务成为德国各政党广泛采取的一种策略。但是，这种直接民主将会对传统的代议制民主产生何种影响仍然还不确定。
奥博豪特教授认为，这些挑战并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局部性的，而是从根本上触及了个人、社会与政党之间的关键问题。在社会个体化的环境中，要求政党从根本上改变过去的习惯，转变思想和行为。未来的政党是否能应对挑战，将取决于是否能够发展自身的能力，是否能下定决心推动变革，充分发挥政党对社会的影响力和引导作用，以及是否能成功地吸引人民参与政治。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党建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