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与英国间的“新冠疫苗大战”个中原因复杂，结果尚难预料，但诚如不少公共卫生学家所指出的，如果欧盟国家、尤其法国和德国这两大传统医学强国能及时拿出自己的疫苗产品，也不至于被“外国不确定性”及一系列偶然因素卡了脖子。
法德两国在疫苗研发方面的历史成就毋庸置疑。由免疫学和疫苗原理创始人、法国科学家巴斯德一手创办的巴斯德研究院是全球公认的公共卫生、微生物、传染病和疫苗研究重镇。其与世界第五大药企赛诺菲联手成立的赛诺菲-巴斯德公司是全球最大的专业疫苗研发生产企业。为确保新冠疫苗研发工作成效，法国成立两组团队：一组由赛诺菲牵头，与葛兰素史克合作，选择了重组蛋白技术途径；另一组由巴斯德研究所牵头，与默克的美国分公司合作，基于麻疹疫苗技术展开研发。
德国拜耳集团作为全球顶级医药化工巨头，曾研制出阿司匹林和环丙沙星等名药。由撒辛和图勒奇夫妇创建的BioNTech医药公司参与了辉瑞疫苗的研发工作。另一家生物制药公司CureVac N.V.也被认为在疫苗领域实力不俗，在全球众多mRNA原理疫苗开发中起跑相当早。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法国方面，赛诺菲-葛兰素史克疫苗在1-2期临床试验中遭遇重挫，不得不推迟至2021年底上市；巴斯德-默克疫苗1月宣布其“一期测试数据不及预期”，如今已彻底下马。
德国方面，尽管BioNTech是辉瑞疫苗实际上的研发主力，但它只是个小型生物技术开发公司，生产主导权掌握在美国人手里，结果美国及其他出得起钱的国家获得了“优先供应权”，德国黑森州辉瑞疫苗生产厂最早也要到2月底才能试生产。而CureVac疫苗因缺乏资本支持，直到2020年12月才宣布进入“三期”。
在全球理解的疫苗竞赛中，法德两大国为何掉了链子？
其一是投入不足。法国经济分析委员会（CAE）日前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法国在疫苗竞赛上的落后，是长期忽视研发投入的必然结果。德国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为3.02%，法国只有2.25%，在2011-2018年间法国这方面投入只有139亿欧元，同比下降17%。此外法国研发人员入行之初的工资仅有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63%，这导致人才大量外流。CAE就此提出了八项针对性建议，包括简化行政管理，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临床研究进一步紧密结合以赶上世界水平，更好地利用数据以体现治疗在产品经济管理中价值等等。问题是，当前法国财政拮据，马克龙政府疲于应付各种社会危机，能否“照方抓药”也存在疑问。
其二是政府扶持不够。近年来，德国政府减少了对长线科研开发的扶持力度，导致拜耳这样的制药、化工巨头近年来更重视生产及市场营销，而不愿在高风险的新品研发和预研方面下大本钱，结果大量前沿开发是由活力充沛但资金链紧绷的初创公司完成的，这些公司受生存压力急于变现，往往会将宝贵的初创产品、技术卖给最早和最高出价的买主，而无暇顾及此举是否会妨碍本国“公共卫生安全”。
不少法国业内人士指出，赛诺菲进入21世纪以来先后并购了安万特、健赞等药企，得以揽入众多技术、专利。然而“快车”好搭，内功难练，待新冠疫苗快速研发这块“硬骨头”突然甩在面前，吃惯“软饭”的赛诺菲不免崩了牙。而巴斯德研究所曾作为“产学研综合体”存在的巴斯德公司被赛诺菲剥离，抗市场风险能力退化在所难免。
其三是过多考虑技术先进性和市场盈利前景。德国疫苗研发实力雄厚，原本大可以“多头并进”，但参与前期研发的是清一色初创公司，优先考虑的必然是“卖相”，而国际医药巨头作为买家又必然优先选择市场效益更大的路径，结果造成德国多款新冠疫苗统统挤上mRNA这一条路；法国原本在灭活疫苗领域有丰富经验和积累，却为了更好的市场和政策扶持前景，冒险选择了研发风险更高的路径。
此外，一些场外因素也对法德医药产业研发构成牵制，如欧盟低下的决策机制，法德两国对“欧洲支柱”地位的执着，以及环保生态激进组织的活跃等等。（作者是全球化智库【CCG】特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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