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欧一直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近年来合作需求更是不断扩大，但与此同时，其中的竞争性也日渐显现，双方关系正进入一个新阶段，特别是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更加速了欧洲对华认知的转变。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这种竞争与合作并存的状态，对中欧来说都既是挑战又是契机。面对进入新阶段的中欧关系，我们应当理性客观认识，精准把握欧洲的心态变化，积极构建共识、管控分歧，共同维护中欧合作发展的大局，为强化全球治理共尽应有的责任。
中欧关系进入新阶段
中欧关系进入新阶段是指中欧关系竞争与合作两面均上升，且竞争一面变得更加突出的新状态。欧盟2019年3月出台的《欧盟—中国：战略前景》报告中就将中国不再定义为发展中国家，而是全球的重要行动者和领先的技术力量。欧盟提出继续寻求与中国加深全方位的合作，尤其是在应对全球和地区挑战上将中国视为可以加深接触并促进共同利益的“合作伙伴”，但在经济和技术领域则将中国视为“谈判伙伴”和“经济竞争者”，在治理模式上更是给中国打上了“系统性竞争对手”的标签。随后，欧盟及其成员国又不断重申、强化这一立场。
疫情期间，中欧一直在不断释放继续强化合作的讯息，仅2020年中法领导人就五次通话，中德领导人四次通话，中欧领导人更进行三次视讯会议。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称：“疫情对各国带来冲击，但欧中合作的意愿并没有减弱；欧方愿同中方加强经济复苏合作，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进一步扩大市场开放，深化在世贸组织改革、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而与此同时，在双方近期的交往过程中，欧方也越发高调谈论“经济对等”，认为自己在对华经济关系中吃亏，甚至掺和西方所谓“价值观联盟”对中国施压。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称，中欧关系对欧洲很重要，中欧要加强合作，但合作中欧盟不能“天真”，应表明自己的利益。不可否认，欧洲对华认知发生了明显改变，对华政策亦随之调整，中欧关系在后疫情时代已进入新阶段。
欧洲对华态度具有两面性
中欧关系之所以进入新阶段，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双方实力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无论是中国和欧洲都需要重新调适。尤其是欧洲，在自身利益关系与中国进一步紧密的同时，也切实感到来自中国不断增强的挑战。正如冯德莱恩在2020年9月16日向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时所称，欧盟与中国的关系是最具战略重要性，同时也是欧盟所面对的最具挑战性的关系之一。
一方面，欧洲对华务实合作的需求进一步增强。多年来，中国一直为欧洲第二大出口市场，欧洲为中国第一大出口市场。2020年中欧双边贸易额高达5860亿欧元，自1958年欧洲经济共同体（EEC）诞生以来首次超越欧美贸易，中国更超越美国成为德国第一大出口目的地。2019年在华的欧洲企业已超过1.6万家，其中有75%实现盈利，同时中国对欧投资快速增长近六成，也远超过世界其他地区。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20年1月至7月，中国与欧盟27国的进出口总额达到3287亿欧元，自1958年欧洲经济共同体（EEC）诞生以来首次超越欧美贸易，其中中国第二季度还超越美国成为德国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当前，欧洲仍在遭受疫情冲击，复苏乏力，无疑在经济上对中国更寄予厚望。同时，当前全球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盛行，尤其是特朗普上台后美欧跨大西洋关系不睦，严重冲击了欧洲的外部生存环境与基本价值理念，在有关多边主义、自由贸易、全球治理等攸关其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对中国也愈发倚重。因此，中欧合作不仅有过往良好的基础，更有进一步扩大的空间和条件。
另一方面，欧洲对中国的警惕防范也前所未有。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购买力平价（PPP）计算，欧盟28国2009年和2019年国内总产值（GDP）分别为14万亿美元和20万亿美元，而中国则分别为11万亿美元和27万亿美元，不仅在10年间实现倍增且反超欧洲，实力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同时，中国在不断吸引全世界投资并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对欧直接投资也迅速增加，如汽车业的瑞典沃尔沃、轮胎业的意大利倍耐力、旅游业的法国地中海俱乐部、时装界的朗万以及德国机器人企业库卡等纷纷被纳入中企旗下。中国抓住了这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契机，通过全球产业分工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而欧洲却自认为是全球化输家。而且中国与欧洲社会制度不同，价值观和文化传统也存在差异，中国快速崛起，从贫困落后到短时间内实现与欧洲“平起平坐”，显然让欧洲无所适从，难免产生“酸葡萄”心理。特别是中国在突遭疫情打击的情况下，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做好防控，这让欧洲人在惊叹的同时，更对自己引以为傲的治理模式产生动摇，自信心倍受冲击，本能地对中国的抗疫成绩难以接受，其实是不愿承认中国的制度优越性。这种矛盾和疑虑心态不仅在欧洲的政商界有所体现，普通民众的对华态度亦有波动。德国内政部长泽霍费尔就直言，中国在疫情期间的表现说明，中国是一个“系统性竞争对手”，尤其要面对“来自中国的混合威胁”。
欧洲内部嬗变影响其对华心理
欧洲对中国心态的变化，不仅是因为中国自身的改变，很大程度亦与欧洲当前内外面临的日益增多的挑战有关。首先是中美战略竞争下，欧洲“选边站”的压力不断加大。博雷利坦言：“由于美中两国紧张关系是全球政治的主轴，选边站队的压力与日俱增。我们欧洲人必须按自己的方式行事，并面对由此带来的所有挑战。”政治上，美国渲染夸大西方价值观正受到中国的威胁，煽动鼓噪一些保守派、亲美派、反华派对中国“秀肌肉”、唱高调。2020年6月5日，来自美国、加拿大、日本、德国、英国、挪威、瑞典、澳大利亚等多国议员组成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IPAC）宣布成立，其中就包括英国保守党前党魁邓肯·史密斯和德国基民盟议员米夏埃尔·布朗德等，宣称联盟的目的就是要应对中国为全球带来的“世纪挑战”。安全上，美国深知欧洲对自己的依赖性，遂以北约作要挟，绑架加利诱，推欧洲上前做抵抗中国、俄罗斯的“炮灰”。在2020年2月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直接绕开会议主题“西方的缺失”以及欧洲最关注的其他问题，将火力完全对准中国，不加掩饰地称中国是美国最主要的敌人，并大肆攻击华为5G技术会对西方构成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威胁。他警告盟国，如若允许华为建设他们的5G网络，将有丧失与美情报机构开展安全合作和信息共享的风险，甚至危及美欧联盟关系。经济上，美国则挥舞关税大棒，为“美国优先”开路，逼迫欧洲舍弃与中、俄合作的红利。在美国政府眼中，其利益始终是第一位的，在加征钢铝关税时完全不考虑与欧洲的盟友关系，不断叫嚣对法国农产品和德国汽车征税。同样，为了打掉“北溪-2”项目，美国不断发出制裁威胁，强迫欧洲参与企业彻底退出，完全不顾德国的利益，要求德国政府必须放弃该项目。
其次是内部民粹主义抬头，欧洲自身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加。2008年金融海啸以及随后的债务危机给欧洲造成重创，影响至今犹存，经济危机转化成社会和政治危机，使民粹主义大肆滋生，欧洲深受其害。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突发，供给和消费之间的链条被骤然切断，大批企业陷入经营困难甚至破产境地，再次出现经济大幅衰退、失业剧增局面。这种经济上的低迷进一步加剧了原有贫富差距，导致社会阶层进一步分化，并最终传至政治层面，刺激了原有的民粹情绪，疑欧、反欧声音愈发增多。而一直困扰欧洲的一些老问题，如老欧洲与新欧洲、欧元区南部国家与北部国家的矛盾仍持续难解，一体化红利的再造与合理分配尚无头绪，欧洲建设突出的“民主赤字”也没有消除，特别是英国“率性”脱欧至今还留下“烂尾”，等等，这些都使欧洲民众普遍对未来感到迷茫，一体化正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仍未得知。
最后是周边地区形势持续动荡，欧洲战略自主的迫切性上升。从乌克兰、叙利亚、利比亚危机到难民危机，从伊核僵局再到东地中海冲突，欧洲的家门口可谓是热点频发，直接威胁到欧洲自身的安全与稳定。但面对这些危机，欧洲多数时候只能做一个旁观者甚至是受害者，解决问题的钥匙往往在其他大国手中，这也愈发刺激欧洲的危机意识。法国总统马克龙大声疾呼：“我们不要软弱，不要分裂，不要恐惧，不要等待”“我相信一个主权的欧洲……我认为欧洲的觉醒应该来自这一主权。”2019年11月，马克龙在北约峰会前又提出北约正在经历“脑死亡”，认为除非欧洲重掌地缘政治权力，否则将站在“悬崖边缘”，“将无法控制我们的命运”，并再次重申重建欧洲主权的重要性。这些言论无疑反映出欧洲对越来越难掌控自身命运的忧虑。
正确处理中欧关系意义重大
欧洲是中国重要的合作伙伴，双方共同利益仍远大于分歧。面对后疫情时代全球政治经济不断增加的不确定性，中欧要意识到尽管彼此存在差异，但都有责任也有义务精诚合作、共克难关。可以说，保持良好的中欧关系不仅对双方来说至关重要，对后疫情时代的世界也同样不可或缺。因此，对于中欧关系进入新阶段的现实，我们应保持理性客观的态度，以务实合作夯实双方联系纽带，促使中欧关系保持积极正向的发展轨道。
一是要准确研判欧洲对华政策立场的变化。欧洲对中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看法，无论是人权价值观上的“说教”，还是对我国企业和市场准入、知识产权等问题的不认同，深受骨子里几个世纪以来“西方中心论”优越感的影响，更是对中国通过不同于西方的制度模式取得发展成就难以接受。但是，欧洲与中国实质上并非战略上的敌手，欧洲既无力也无意与中国进行全面竞争，也不会妄图颠覆中国的现有体制，而更多表现出联合自保的态势。2020年9月2日，德国出台“印太战略”，称将构建“价值观联盟”维护自身利益，与已出台相应政策的法国进行协调配合，并为未来欧盟统一的“印太战略”打基础。由此可见，欧洲虽为美国重要盟友，但实际上并不愿过多卷入中美当前的战略竞争。欧洲倡导战略自主、团结一致对外，更多是对外界与日俱增挑战的一种应激反应，当然其中也包括来自中国的挑战，但绝非仅仅针对中国。我们对此应该有清醒的认识，细分欧美立场和利益差异。
二是要做好欧盟和成员国两个层面工作。欧洲一体化本就是联邦主义与政府间主义相混合的产物，因此欧盟内部一直存在二元的权力结构，成员国将一部分主权集中到欧盟机构的同时，仍在很多方面保留自主的权利。例如在外交和安全层面上，虽然成立了俗称“欧盟外交部”的对外行动署，但成员国仍有自己的政策考虑和抉择。因此，一方面，应当加强与欧盟机构的沟通协调。欧盟最担心的就是其他国家利用其现存内部差异性见缝插针，分化欧洲。对此，我们可以理解，毕竟现在欧洲内忧外患，而解决这些难题的关键就在于内部团结。中国一贯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更赞赏当前欧洲加强战略自主的努力，希望欧洲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和需求来选择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而不是将正常的经贸、人文交往泛政治化。另一方面，英国脱欧后，法国和德国作为一体化的发动机，在欧盟中的领导作用进一步加强，处理好包括与法德在内的欧盟成员国关系对中欧关系同样不可或缺。德国一向以对华务实著称，堪称中欧关系典范，连任四届的默克尔总理对中国更是十分了解，与中国领导人保持着良好的沟通。中法关系有历史渊源，在中国外交中具有特殊意义，而法国总统马克龙年轻有为，誓要重振法国的大国地位，对外奉行实用主义，也把中国看作是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坚称每年都要来华访问。当然，中欧关系亦并非没有隐忧，例如德国今年9月将举行联邦议会选举，后默克尔时代的对华政策能否保持延续仍存变数，而且欧盟及其成员国联合对华的态势渐显，也值得我们高度关注。我们应在继续加强与欧盟机构相协调的同时，关注成员国的内政外交政策变化，重点稳定包括与法、德在内的成员国关系，适应今后更多与欧方“欧盟+成员国”的对话模式。
三是要不断夯实中欧务实合作的基础。要想保持良好的伙伴关系，互利共赢是不可或缺的基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21年1月26日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预测，2021年中国GDP增速将达8.1%，全球经济增长为5.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中国的复苏速度快于预期”。在这种情况下，欧洲更希望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市场，也希望与中国相关的亚太和全球产业链能够保持稳定，搞所谓的“脱钩”不符合其根本利益。面对后疫情时代中欧经贸合作需求进一步增强的现实，除了传统产业外，中欧还应积极开拓绿色、金融、数字、文化等新领域合作，如扩大中欧本币合作，可考虑加入欧洲发起的“支持贸易往来工具”（INSTEX）系统，发展数字金融科技合作等，尤其是本着共赢的原则加强第三地市场合作，亦可有助于中企进一步拓展国际市场，一定程度上规避美国的霸凌风险。尤其是在绿色环保领域，中欧合作空间更为广阔。2020年9月30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的讲话中宣告：“中国将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续作出艰苦卓绝努力，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为实现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确定的目标作出更大努力和贡献。”无疑，中国实现未来增长的道路必然是低碳和绿色的，这与欧洲的目标是一致的。中国的相关长远规划，可与欧盟绿色政策发展产生协同效应，中欧绿色合作将大力助推世界经济复苏。
四是要合理管控中欧之间的摩擦。欧洲与中国发展阶段不同，价值理念不同，经贸上与中国竞争亦越来越明显，同时欧洲仍是美国的重要盟友，无疑会在某种程度上参照中美关系的变化来调整对华政策，或为规避风险，或为自身利益最大化。但中欧之间并不是零和或是负和关系，对于双方存在的这样或那样的分歧，其中既有观念的问题，也有利益的因素，中欧都应该客观认识。2020年9月14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德欧领导人视频会晤时就强调：“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权发展道路，人权保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中方不接受人权‘教师爷’，反对搞‘双重标准’。”各国首先应该做好自己的事情。中国同欧洲应本着相互尊重的原则加强交流，共同进步。这恰恰反映了我们对处理中欧之间分歧的基本态度，那就是保持良好的沟通协调，求同存异，既可避免彼此出现战略误判，又有助于增进互信、进一步深化合作。
回顾中欧关系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欧洲对中国的认识是逐步变化的。从1995年欧盟首次发布对华政策整体性文件，将中国定义为“积极接触对象”，到2016年这种认知转变为“合作与竞争中带有防范”，再到2019年的《欧盟—中国：战略展望》进一步提出深化合作的同时将中国作为“系统性竞争对手”，中国的重要性在欧洲眼中无疑是不断上升的。正如博雷利所言：“我们与中国的关系不可避免地是复杂和多方面的。‘系统性竞争对手’这个词引起很多关注，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正在展开系统性对抗。”面对后疫情时代全球日益增多的不确定性，中欧双方大有可为，这既符合彼此的利益，同时也是双方的义务和责任。我们不可否认中欧关系已经进入新阶段，但互利共赢仍是其中的主基调。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http://www.rmlt.com.cn/2021/0323/61024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