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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对华经济合作中的“安全顾虑”

作者：刘明礼刘兰芬 | 文章来源：http://www.cicir.ac.cn | 更新时间：2021-01-07 10:11:00

<div class=TRS_Editor><div>　来源:  《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10期　　</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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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欧盟近年来在处理对华经济关系方面，“安全顾虑”明显增加，突出表现为：中资收购可能导致技术转移，削弱欧洲经济竞争力；双方经济合作可能增加欧盟的网络信息安全风险，还将中国列为“虚假信息来源国”；从中国进口的中间产品比重上升，加大欧盟供应链中断风险；中国“分而治之”策略可能削弱欧盟团结，危及其政治安全。欧盟“安全顾虑”首先源于双方经济结构竞争性上升、互补性下降，也与欧盟自身的政治生态以及国际安全、战略环境变化有关。受到欧盟“安全顾虑”以及相关政策调整的影响，中国对欧直接投资数量近年来持续下降，投资主体中国有企业比重明显降低，投资目的地也从主要集中在大国转向更加多元。但鉴于中国市场对欧洲投资者仍有吸引力、中欧服务贸易仍有潜力可挖等因素，未来双方经济合作仍有很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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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欧作为世界两大经济体，经济合作是双边关系的核心。由于经济合作的互利共赢性质，双方都视彼此为机遇和伙伴。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下，中欧经济关系的内涵发生变化，欧盟在安全方面的考虑愈加突出。本文在总结欧盟对华经济合作中“安全顾虑”主要表现的基础上，分析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并研判其对中欧经济关系的影响。
　　一、欧盟对华经济合作中的“安全顾虑” 
　　2020年是中欧建交45周年，中欧关系发展历程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基本吻合，双方一直视彼此为重要的经济机遇，经济往来愈加密切，欧盟对华政策总体务实。但近年来，欧盟在对华政策上不再像过去一样强调经济收益，而是安全上的考虑增多。有欧洲智库学者认为，中欧经济关系正在迎来新时代，中国与日俱增的经济影响力愈发引起欧洲领导人的不安，国家安全因素而非经济效率正在挑战过去中欧关系的平衡。在处理对华经济关系过程中，欧洲在安全方面的顾虑有多个方面。
　　一是对技术安全的担忧。中欧分属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欧盟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高，长期以来处于产业链高端，也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重要的投资和技术来源方。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对欧投资较少，鲜有涉及技术合作。但在美国华尔街金融危机和随后的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中欧经济关系出现新动向，即中国对欧盟的直接投资大幅增加，从2008年的8.4亿美元，增加到2016年的420亿美元，八年间增加了50倍。这一现象引起了欧洲决策层的关注，认为中国在欧投资对《中国制造2025》的支持明显，并进一步认为：短期看，欧洲企业和东道国可能享受投资带来的经济效益；但长期看，欧洲将失去技术优势和经济竞争力。欧洲智库有研究报告显示，2014～2017年间，中国投资90%是并购，这让中国企业可以“轻易获取技术”。欧盟认为，技术转移既是竞争力问题，也是安全问题，必须重视对这些“无形资产”的保护。
　　作为欧盟经济的领头羊，工业技术发达的德国对这一问题十分关注，也较早在政策上作出反应。2017年，德国通过对来自欧盟以外投资的审查立法，首次明确了关键基础设施定义和涉及国家安全的技术清单。对于这些领域的外来收购，如果超过公司股份25%，则被认为将对其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产生潜在威胁，须提交政府审查。2018年，德国政府又两次下调这一比例要求，先后降至15%和10%。2016～2017年，数起中资收购案例受到德国联邦政府的密切关注，尤其是美的集团对库卡机器人公司和福建宏芯投资基金对德国半导体巨头爱思强公司的收购。2018年8月，德国政府第一次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了中国烟台台海集团对德国机械制造商莱菲尔德(Leifeld)的收购。同年，德国政府还阻止中国国家电网入股德国电网运营商50赫兹公司（50Hertz）。除德国外，法国、意大利等主要国家也在收紧对来自欧盟以外的投资的审查，尤其在疫情后对这一问题更为重视。2020年4月29日，法国经济财政部长勒梅尔宣布，政府将加强对外国投资者的审查，以保护受疫情重创的本国企业，如果欧盟以外投资者收购一家法国公司，收购股份达10%即须受政府审查和批准。2020 年4月8日，意大利政府通过法令，扩大了政府有权审查的领域范围，以及对关键性收购进行监督的权力。
　　在欧盟层面，2019年4月10日，欧盟完成了对外国投资审查机制的立法程序。根据新规则，外资收购特定的部门，比如能源、港口、机场、电信、数据、航空和金融领域，都必须接受审查。2020年底前，欧盟委员会将可就特定的投资要求成员国提供信息，并发表自己的意见，虽然其意见尚不具备法律效力，但会具有很大的象征意义，预计会得到成员国决策层的重视。同时，欧盟机构和成员国之间，预计还会有更大程度的信息共享和政策协调。即便在疫情肆虐、欧洲经济面临严重衰退的情况下，欧盟委员会仍在提醒成员国对陷入困境的企业提供支持，以警惕中国资金趁机收购的“威胁”。
　　二是对网络信息安全的担忧。网络信息安全是全球主要国家关注重点，欧盟也不例外，而且在这方面也越来越多考虑“中国因素”。在使用中国5G设备方面，欧委会建议：每个成员国都必须进行国家安全风险评估；在欧盟层面要进行风险评估的协调；对应对特定风险要建立共同的“工具箱”。2019年10月9日，欧委会就风险评估的协调发表报告，认为5G网络安全是欧盟面临的重要威胁。12月3日，欧洲理事会认可了报告的结论，并要求成员国作出回应。目前，欧盟绝大多数成员在该问题上仍在进行评估，尚未作出最终决定。英国作为非欧盟成员国，在其国家网络安全中心的风险评估基础上，2020年7月决定，2021年后不再购买华为5G设备，2027年前将移除所使用的华为5G设备。这一决定是否会在欧洲其他国家形成“示范效应”仍有待观察，但欧洲各国认为需要进行风险评估已成共识。欧盟机构还在推动把5G设备列为“关键基础设施”，进而谋求通过政府采购的相关规定对“风险”加以控制。
　　同时，中国国内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及一些新举措的出台，也引发欧盟对自身信息安全的进一步关注。对于中国将在2020年使用的社会信用体系（SCS）,欧盟认为“有理由给予深度担忧”：这一体系的透明度可能有限，评估其对外国企业是否存在潜在歧视将会更加困难；由于个人信息和商业信息的界限可能模糊，很难确定隐私问题能否得到保障。总之，欧盟认为，这一体系将让欧洲企业在华经营变得困难。对于中国2019年底开始执行的新网络安全法，欧盟认为，这让公共安全部门有权获得在华外国企业存储在网络上的信息、数据和通信记录，对于外企在华经营也将产生重大影响。在欧盟看来，中国相关政策可能会影响欧盟对其企业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保护，威胁欧盟的信息安全。
　　三是对产业链安全的担忧。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工业生产的对外依赖度日益增高，而外部一旦发生危机，可能威胁本国工业安全，以制造业为本的德国对此尤为关切。2019年1月，德国工业联合会发表报告，敦促政府重视企业进口来源和出口市场多元化，以减少对中国的“过度依赖”。2019年2月，德国经济和能源部发布《国家工业战略2030》报告，提出“闭环工业增值链”的想法，认为若从研发、基本材料获取，到加工制造、分配、服务等各个生产环节都集中在同一区域，则可显著增强生产的抵抗风险能力，也有利于企业扩大竞争优势。如果说德国的“闭环工业增值链”还是停留在纸面上的构想，那么新冠疫情暴发后，欧洲国家医疗物资供应严重不足，似乎增加了让“构想”走向现实的动力。欧洲认为，中国在湖北等地采取“封城”措施，导致了全球产业链出现不稳定倾向，包括欧洲在内的全球生产供应都受到了影响。有欧洲智库认为，在制药等领域对中国的依赖已经在欧洲引发了焦虑和恐惧，保障产业链韧性已经成为欧盟的优先目标。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法国和欧洲必须大规模增加口罩、呼吸机和其他“战略性”医疗设备的本地生产，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加强欧洲“经济主权”。在德国和法国2020年5月联合提出的规模多达5000亿欧元的欧洲经济复苏计划中，也明确提出“在产业链上要降低对中国的依赖，增加欧洲经济和产业的韧性”。鉴于欧盟出现产业回迁动向，中东欧国家也积极计划利用自身的地理、劳动力成本、工业基础等优势，希望能够成为欧洲产业回迁的落脚地。保加利亚副总理托米斯拉夫·东切夫认为，欧盟的产业链重组对保加利亚“是个好机会”。波兰经济研究所甚至准备了几套方案，用于将在中国制造的半成品和制成品基地转回欧洲。
　　四是对“政治安全”的担忧。欧盟是欧洲一体化的产物，而一体化是两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国家为避免再次发生战争，创新性作出的战略选择。可以说，一体化对欧洲来讲不仅是繁荣与发展的问题，更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是欧洲最大的政治安全问题。而要推动一体化进程，或者至少维系一体化既有成果，团结是前提条件。近年来在英国脱欧、中东欧出现“波匈”轴心、难民持续涌入、南欧国家质疑财政纪律等一系列难题困扰下，维系团结对欧洲来讲更加重要，也尤为敏感。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加上欧洲尚缺共同外交政策指导，各个国家分别与中国打交道，引起了中国影响力上升削弱欧盟团结的担忧。英《金融时报》刊文认为，欧洲成功还是失败，“终极考验”是能否形成共同的对华政策。
　　具体而言，在“政治安全”方面，欧盟的一个突出担忧就是，中国可能正在利用“17+1”合作机制和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对其“分而治之”。欧洲认为，经济往来会衍生出权力，而这种权力并非是“中性”的，而是非对称的，一个国家可以借此对他国施加政治和战略影响。中国可能利用投资威胁东道国政府在政治问题上与之保持一致，尤其是在“一个中国”“西藏”“人权”等问题方面。过去，中国多次使用经济手段对其他国家施加政治影响，有些取得了成功。2019年意大利作为唯一的七国集团成员和欧盟大国，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在欧洲引起较为强烈的反响，甚至有欧洲舆论认为“一带一路”已经成为“分裂欧洲之路”。
　　“17+1”合作机制和“一带一路”倡议，契合了中东欧地区国家的发展需求，得到了积极响应。从经济上看，这有利于解决欧洲的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对经济趋同有利。之所以引发担忧，主要原因在于欧盟认为，近年来在欧盟凝聚力下降和中东欧国家离心力上升的情况下，“17+1”合作机制中的欧洲国家将会以此作为平台，与欧盟讨价还价。疫情暴发初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齐公开表示“欧盟团结只是写在纸上的童话，能给塞尔维亚提供帮助的只有中国”，这对欧盟团结造成一定刺激。
　　二、欧盟对华经济合作“安全顾虑”的原因 
　　欧盟在处理对华经济关系中更强调安全顾虑，与中欧经济实力的相对走势和经济关系的结构性变化有关。中国经济持续崛起、欧盟全球竞争力相对下滑，双边经济关系的竞争性上升、互补性下降，这些变化都引发了欧盟对自身经济前景和经济安全的焦虑。同时，欧盟还有意以安全问题为抓手，谋求在更大程度上实现对华市场准入，并增强其自身软实力、实现“欧洲主权”等战略目标。
　　其一，中欧贸易增加与欧盟内贸易下降形成鲜明对比。在欧盟的对外贸易伙伴中，中国所占比重上升，因而成为欧盟政策重点目标。欧盟数据显示，2000年，中欧贸易仅占欧盟对外贸易的5%，但2018年已经上升至15%。更为重要的是，欧盟的研究显示，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日益上升的地位，还改变了欧盟内部贸易的结构，比如欧盟内部贸易占欧盟全部贸易的比重在下降，而与中国贸易的比重则在上升。欧盟成员国在中间产品方面更多与中国进行贸易，产业链越来越和中国融合在一起，而内部产业链却在缩水。由此引发了外界对中国在欧盟经济一体化方面所扮演角色的质疑。这种情况在欧洲则被解读为，欧盟和中国愈加紧密的贸易关系是以欧盟内部一体化程度的下降为代价的。
　　与此同时，在欧盟看来，中欧产业链的融合还具有非对称的特点。也就是说，在中国出口的产品中，所使用的从欧盟进口的中间产品相对少；而在欧盟的出口产品中，则从中国进口的中间产品更多。这在一定程度意味着，欧盟的出口越来越依赖从中国进口，而中国则不然。欧盟认为这种倾向应该引起警惕，因为欧盟出口产品的国内附加值下降，表明欧洲的就业机会和财富创造份额在减少。
　　其二，中欧经济结构存在竞争性上升、互补性下降趋势。欧盟研究报告认为，中国从生产低端劳动密集型产品向“世界工厂”转变，这极大地影响到欧洲的经济发展，并认为得益于收购外国企业，一些中国企业主导了其国内市场，成为欧洲企业的主要竞争对手。2019年的数据显示，中国向欧盟出口的主要产品中，很多都是高国内附加值产品，比如电信设备、数据处理器、电子器械等。全球财富500强企业中，很多中国企业和美国公司一样，已经成为欧洲企业的竞争者。中欧企业之间竞争不仅限于双方经贸关系，还涉及到第三方市场。在俄罗斯，中欧产品原本是互补而不是替代关系，中国主要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而欧洲主要提供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但有研究显示，中国产品在俄罗斯市场，对欧洲产品形成的替代性越来越强。欧盟的研究报告认为，这意味着，中俄愈加紧密的合作关系，将对欧洲出口造成负面影响，削弱了欧洲制造业公司的优势，包括电子器械、机械装备、核反应堆等领域。类似的竞争在拉美市场也愈加明显，主要领域是电子器械和陆地交通工具。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对欧盟的“替代效应”不仅是经济问题，还会引起欧盟外交上的忧虑。比如，欧俄互为强邻，在贸易和能源上相互依赖，但政治和安全方面存在严重分歧，如何处理与俄罗斯的关系是让欧盟头疼的问题。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经贸一直是欧盟借以对俄罗斯施加影响的手段。2014年乌克兰危机之后，欧盟对俄罗斯进行制裁，双方贸易量也随之下降。但有欧洲研究认为，俄罗斯有能力将自己的进口和出口重点转向其他经济体，尤其是中国，这无疑也会引起欧盟的警惕。
　　为扭转竞争力相对下滑局面，欧盟所谓“安全顾虑”以及相关政策动向，一定程度上也是谋求增加自己的谈判“筹码”，以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2019年3月，欧盟委员会在题为《欧盟—中国：战略展望》的报告中提出，鉴于欧盟公共采购市场开放程度远超中国，欧洲企业在中国市场获得的机会相对少，建议欧盟尽早通过“国际政府采购工具”（IPI）修正案，授权欧委会同第三国就市场准入进行谈判，帮助欧盟实现中欧市场的“对等开放”，为欧洲企业赢得更多机遇。可见，欧盟相关政策的最终目的未必是“加强保护”，而是实现“对等开放”。
　　其三，“中国模式”影响力引发欧盟焦虑。欧盟对华经济政策的制定，也离不开当前的政治环境。在中国加速发展的情况下，欧盟对华整体认知发生重大变化，提出了四个层面的对华定位，其中最值得关注的一点是认为，“在治理模式方面，中国是‘系统性对手’”，这体现了欧盟对中国发展模式的焦虑。欧盟作为一支重要国际力量，十分重视通过软实力实现战略目标，其软实力核心即其发展模式的吸引力。但近年，欧盟因为多重危机陷入战略困境，“中国模式”影响力却与日俱增，不可避免会引发欧洲的警惕和敏感。
　　在经济问题上，欧洲所谓的“安全顾虑”，在很大程度上也与“中国模式”有关。2017年底，欧盟出台长达466页的《中国经济严重扭曲》报告，认为中国经济体制存在严重扭曲，这是欧盟首次出台针对其他国家经济体制的评估报告。德国制造业工业联合会2019年1月发表的报告将中国形容为“系统性竞争者”（systemic competitor），表达了与日俱增的对中国有能力“扭曲市场”的挫折感，呼吁德国政治家采取更严厉措施，应对中国国家主导型经济的威胁。还有欧洲研究机构的报告认为，2017年的数据显示，中国68%的投资是国有企业行为，这些企业与中国共产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已经引起欧洲官方的不信任。欧洲认为，在投资的背后，中国政府“模模糊糊”地介入更加重了欧洲对国家安全的担忧。由于对中国模式的顾虑，技术问题也已经被政治化，甚至意识形态化。比如欧洲主流媒体宣称，中国如在人工智能、5G、量子计算等领域取得成功，将获得“史无前例的经济、政治和军事优势”，威胁整个“民主世界”，呼吁民主国家创建“技术联盟”，协调对抗中国“科技威胁”。
　　其四，欧盟机构有意借安全议题强化自身地位和权力。在英国脱欧、离心力上升等问题冲击下，欧洲各界对欧盟机构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期待。欧盟机构抛出“欧洲主权”等口号，意在推动国家权力进一步向“超国家”层面集中，以便能够“更有作为”，更多体现一体化的好处。对于日益崛起的中国及其对欧洲带来的影响，如果欧盟机构能够作出“强有力”的应对，将会强化其自身的价值和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中欧经济问题一定程度被“政治化”。比如中国入世后持续保持贸易盈余，既是经济现象，也是政治话题。欧盟报告认为，2000～2018年，欧盟对华贸易逆差从490亿美元增加到3000亿美元，相当于欧盟GDP的2%，尽管多数经济学家不主张将盈余或逆差作为衡量贸易得失的标准，但随着中美贸易战的到来，这在政治上受到极大关注。有欧洲学者也认为，欧委会将投资审查作为优先目标，其中考虑之一就是强化“欧洲主权”。但保护和保护主义的界限模糊，欧洲自认为采取的保护措施，在外界可能会被解读为保护主义。
　　最后，国际战略环境变化也促使欧盟更为关注安全问题。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变局，中美博弈持续紧张激烈，欧洲在中美间虽然总体保持“不选边”，但实际不可能不受影响。特朗普政府也并不隐藏其打算利用欧洲盟友对中国施加压力的想法。即便在新冠疫情下，美国国务卿仍然频繁造访欧洲国家，5G问题成为双方重要议题。欧洲虽然并未全盘接受美国的要求，但也在密切关注美国的对华政策动向，并将其作为欧洲的决策参考，认为美国2017年的国家战略清晰地阐述“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这一点也适用于欧洲。作为美国的传统盟友，在涉及安全的问题上，美欧之间的共识似乎也大于中欧之间，至少欧洲可以利用中美关系僵局下中国想和欧洲走近的心理，以抬高对华谈判要价。有欧洲学者认为，由特定类型投资引发的国家安全担忧并不新鲜，但中国投资引发的安全担忧更为明显。欧洲认为，与欧洲其他多数投资来源地不同，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超级大国，军队快速实现现代化，地缘政治雄心与日俱增，但在安全上不是欧洲国家的盟友，并且明确表示外交政策目标与欧洲及其在北美、亚洲的盟友不同。因而，在百年未有之变局下，欧盟在制定对华经济政策时，也不得不考虑中美博弈和美欧关系问题，这其中包括多项重要安全议题，比如北约军事设施安全、网络信息安全甚至台海、南海安全，等等，其结果就是中欧经济关系中被渗入“安全因素”。
　　三、欧盟对华经济合作“安全顾虑”的影响 
　　由于欧盟安全顾虑的增加和相应的政策调整，近年来中欧经济关系已经切实受到了影响，最突出的表现是中国对欧直接投资额近年来直线下降，投资主体和投资布局也发生改变，但相关负面影响也不宜夸大。
　　第一，中国对欧投资数量持续下滑。根据美国咨询公司荣鼎集团的数据，中国对欧直接投资在2016年到达峰值（373亿欧元）后，伴随欧洲国家以及欧盟层面审查机制的陆续出台，投资数量逐年锐减，2017～2019年分别下降到292亿、174亿和117亿欧元。预计2020年将进一步下降至十年来最低水平。在此次新冠疫情发生后，欧洲虽然面临大幅经济衰退，但对危机的反应较为迅速，包括欧洲央行的7500亿欧元的资产购买计划，加上成员国政府和欧盟“复苏基金”对企业的支持，荣鼎集团的分析认为，相比于2008-2009年金融危机后中国对欧洲直接投资大幅增加，此次很难出现上一次的“收购狂欢”。投资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对短期经济增长的影响立竿见影。在新冠疫情导致“史无前例”经济衰退的背景下，欧盟仍然在强调中国投资可能带来的“威胁”，显示其对中国投资的态度已经发生方向性转变，要很快扭转可能性很小，这意味着中国对欧投资至少短期内将难出现报复性反弹。
　　第二，中国对欧直接投资主体发生改变。统计数字显示，国有企业过去曾主导中国在欧直接投资。2010～2015年间，国企投资比例超过70%，之后这一数字出现波动，2018年降到41%，2019年进一步降到11%，达到2000年以来的最低点。从2019年的情况看，比较大的投资有两笔：安踏收购芬兰运动品牌亚玛芬（Amer）公司涉及资金达46亿欧元，以及海尔花费4.75亿欧元收购意大利电器制造商卡迪（Candy），这两者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投资企业是私企，不容易引起政府的警惕。鉴于欧盟对中国经济体制、国有企业补贴问题的担忧难以消除，私营部门正在对欧投资中扮演更重要角色。
　　第三，中国对欧投资布局发生改变。有活力的研发环境、先进的高科技产业、丰富的专业技术知识让欧洲主要大国成为21世纪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地。但近年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在中国对欧的年投资总量当中，投往英、法、德三大国的资金所占比例，从2017年的71%，2018年的45%，下降到2019年的34%。与此同时，中国对欧投资中，资金投往北欧国家的比重大幅上升， 2019年达到53%。这很大程度得益于一些大规模并购，比如安踏收购芬兰的亚玛芬公司，是有史以来中国对欧盟的第四大投资，中国恒大集团投资国能电动汽车瑞典有限公司（NEVS）规模也达到8.3亿欧元。由于主要大国在安全上考虑相对多，近年来也都出台了相关审查规定，因此中国在投资布局上，安全顾虑相对少的北欧“小国”有望成为中国投资的重要目的地。
　　从上面可以看出，欧洲的“安全顾虑”对中国投资产生了切实影响，这引起了人们对欧洲部分国家重塑产业链背景下中欧经济出现脱钩的疑虑。实际上，中国对欧投资下降的原因，除了上述安全因素外，还有其他宏观方面原因，比如2017年以来中国加强对外投资行政审查，一些关键领域的“非理性收购”被禁止，“去杠杆化”降低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融资能力等等。总之，中国对外投资下滑并非针对欧洲，也不表明中国企业对欧洲市场失去兴趣，而是与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有关。也就是说，中国对欧投资下滑并非欧洲政策变化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未来中欧经贸合作仍存在机遇。
　　其一，中国市场对欧洲投资者仍有吸引力。近年来欧盟对中国市场开放多有抱怨，从数据上看，欧盟对华投资也有所下滑，但这可能与统计方式有关。在外资进入中国这一问题上，香港一直扮演着桥梁或者管道作用。由于全球环境的不确定和资本管制的影响，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想通过离岸中心进入中国。欧盟对香港的直接投资从2011年的14亿欧元，增加到2017年的198亿欧元。这显示，欧洲企业仍对中国市场感兴趣，区别是更多取道香港投资。鉴于中国市场的规模和增长潜力，对于欧盟而言，至少在中期内，中国的机遇要大于美国。欧盟的投资审查具有保护主义色彩，但欧盟总体上仍属开放经济体，因而相关政策也在保护自身安全、保持对外资吸引力和打开外部市场等目标间寻求平衡。因此，欧盟对中国市场准入的期待，将令其不可能对中国投资关闭大门。近年，中欧关系的一个优先重点就是完成投资协定谈判。在2020年9月14日举行的中欧领导人视频会议上，双方再次重申了年内完成谈判的目标。
　　其二，中欧服务贸易具有发展前景。从1991年到2018年，欧盟内部服务贸易占GDP比重从9.6%上升到24.9%。但相对于制造业而言，中国的服务业发展慢，导致中欧服务贸易所占比重较小。尽管如此，中国已经是欧盟的第三大服务贸易伙伴，虽然总量较大幅度落后于瑞士和美国。与货物贸易不同，欧盟对华服务贸易是顺差，且呈现逐年递增趋势，2017-2019年顺差额分别为88亿、117亿和167亿欧元。欧盟对华服务贸易顺差主要来自旅行和技术服务两大领域，前者主要依靠旅游，后者则显示近年来欧盟相比于美国更愿意与中国进行技术合作。
　　其三，中国对欧投资仍有潜力可挖。虽然在安全顾虑下，欧盟及其成员国对中国的投资政策在收紧，但仍然有些投资不易引发欧盟官方的警惕，甚至会受到欢迎。第一个是绿地投资。相比于并购，绿地投资对就业的拉动更为明显，而且较少涉及“技术转移”，不易引发“安全顾虑”。从投资额看，中国对欧直接投资中，绿地投资仅占5%左右，随着近年来一些投资计划取得进展，比如无锡生化在爱尔兰的制造基地和疫苗厂，宁德时代在德国的电池工厂，未来几年均有较大的增长潜力。第二个是研发合作。当前欧洲的审查“工具箱”主要目标是产权投资，多数的研发活动并未涵盖在审查框架内。近年来中国在研发方面投入较多，研发占GDP比例已经超过欧盟，与中国联合研发也会让欧洲受益。比如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中欧都提出了颇具雄心的目标：根据欧盟委员会2020年3月提出的《气候法》，2030年欧盟温室气体排放量要比1990年下降55%，远高于之前设定的40%目标，而且2050年还要实现碳中和；2020年9月2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表示，中国将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各国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性机遇，推动疫情后世界经济“绿色复苏”。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技术革新至关重要，中欧双方要实现各自目标，在技术研发上有很大的合作必要性和可能性。
　　此外，由安全顾虑引发的欧洲一些动向在政策层面未必会落实。欧洲各国对中国投资的看法和利益也是多元的，依靠创新和技术推动的经济体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保护，而依赖旅游、消费和外资的经济体，对中国投资的风险评估则有所不同。同时，中欧之间也在彼此适应对方的行为模式。欧方虽然抱怨中国政府对经济的主导，但欧盟自己也在修改过去的规则，比如欧盟委员会同意对欧盟政府补贴的相关规则进行修改，允许成员国政府对新创立的创新型企业、微小企业等提供资金支持。
　　结  语 
　　回顾历史，可以看出，中欧关系发展一直存在重大有利因素，两者经济规模庞大且相互依赖，并不存在重要地缘政治冲突。即便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的今天也是如此。欧盟在对华经济合作过程中，“安全顾虑”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基于对快速发展的中国缺乏了解，或者说是不适应，也与其自身的经济形势和政治生态有关。这些所谓“安全问题”也未必导致坏的结果。比如，中国技术进步虽然会增加欧洲的竞争压力，但对于欧洲和世界来讲，都会提高效率和增进民众福利，这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和全球化的内在要求。欧盟承认，中欧企业之间愈加激烈的竞争，会给欧洲消费者带来更低的物价水平，与中国企业合作也会更好提高欧洲制造业的效率。中欧经济问题政治化将给合作带来困难，需要决策层务实看待。从欧方角度讲，如果欧洲竞争力确实在下降的话，应该在全球化的竞争中分析其原因，全球格局变化和新冠疫情冲击等重大事件似乎冲淡了欧洲的结构性改革议题，但这却是欧洲重唤经济活力的关键所在。从中方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就是不争事实，但如此丰富的实践和成果尚未理论化，也不便于世界了解“中国模式”，甚至会误认为这种模式是“不公平竞争”“利用国际规则漏洞”，而不是世界多种发展模式中的一种。总之，中国和欧洲、世界还需要更多沟通，减少安全领域的“零和博弈”，增加经济领域的“互利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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