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全球治理变化与中欧合作拓新
作者：冯存万
| 文章来源：http://www.cssn.cn
| 更新时间：2020-09-07 11:04:00
来源：《国际论坛》2020年第1期
当今全球治理体系正经历着自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对中国与欧盟等主要国际行为体的内部治理与对外关系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中国与欧盟也正基于力量及责任而对全球治理的新形势作出战略应对。
一、全球治理的结构变化与需求转向
当前，全球治理正经历着21世纪以来最为显著的变化和最为严峻的挑战，全球治理所包含的问题领域、参与力量、政策协调等均呈现出显著的结构性变化，进而在世界范围内对制度设计等公共产品提出新的要求。
首先，全球治理所对应的全球问题之严峻程度普遍走高，甚至有导致全球治理整体形势倒退或恶化的可能。进入21世纪以来，金融危机使得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遭受重创，美元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不断被削弱，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也导致欧元一度濒临崩溃。国际安全与发展形势虽有局部调整但总体依然不容乐观，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在世界各地均有分布并呈现深度交织的态势，由恐怖主义和极端宗教势力等多重因素引发的地区冲突和难民流动的问题十分突出。其次，全球治理的局部实践模式和层级发生弱化。全球治理在整体架构上包含以联合国为核心机构的国家间协调制度建设和以民间组织为平台的非政府力量发展，也包含全球各地以区域一体化为表达形式的地区合作。再次，世界主要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和意愿发生结构性变化并导致全球治理需求出现重大转向。当前主要国家在一系列全球问题领域的立场及政策出现显著变化，特别是中国、欧盟与美国各方的参与能力及意愿此消彼长，不仅各自政策立场及能力出现纵向伸缩变化，且彼此间合作的意愿及行动也出现横向亲疏变化，导致全球治理总体架构步入关键性的转型期。
如上种种，均说明世界主要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及意愿结构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新的公共产品提供者须具备积极而持续的参与意愿和供应能力。
二、欧盟的自我及对华角色认知
当前欧盟对自身的角色认知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首先，与欧盟实力相近的行为体数量呈现多元化。作为世界三大贸易力量之一的经济体，欧盟通过复杂而发达的技术标准、贸易规则、环保理念而成为世界发展领域的先锋。但当前无论从横向比较的空间维度或纵向比较的历史维度来看，欧盟的综合实力已经处于下滑状态。
其次，欧盟在区域一体化领域的示范能力受到挑战。英国举行全民退欧公投使得欧洲一体化进程面临启动以来的最大挫折，英国退出将使得欧盟减少15%的经济总量和12%的人口，其经济资源和规模必然遭到弱化。
再次，欧盟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依赖相应的盟友或伙伴关系。欧盟所处的国际环境的变化、尤其是欧美伙伴关系的结构性变化是其面临的主要外部危机。部分学者甚至认为，“当前欧盟因内部分裂而逐渐丧失对世界舞台的影响力，美国特朗普政府不仅放弃了其作为欧盟伙伴的应有担当，反而如同肉食者般利用欧盟的弱点。”
随着各类危机的持续存在，欧盟近来对中国的角色判定和作用预期开始出现积极转向，其关注点和切入点也更加多元而正面。总之，欧盟因为缓慢的经济复苏速度和相对滞后的外交与安全合作而难以成为“全球性欧洲”，中国则通过不断深化扩展的国际合作网络以及持续上升的国家实力而日益彰显全球影响力，中欧关系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欧盟也开始缓慢地正面认识和接受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
三、中国与欧盟的全球治理政策对接
作为利益链遍布全球的地区一体化组织，欧盟的国际地位及能力与全球治理密不可分。欧盟全球治理衍生自并服务于内部治理，全球治理是欧盟政策体系的外向型目标，也是其促进和健全欧盟发展的关键路径之一。在自身实力显著下降的情况下如何理解并应对来自中国的影响与诉求，对于欧盟而言是一个需要逐层深入解析的重大战略议题。不过，此后欧盟深陷多重危机，其全球治理及对华战略的推进力度趋弱，直到2016年英国退欧公投发生并严重动摇欧洲一体化基础，欧盟才启动全球战略调整，由此因应而生的中欧双方政策对接方式与成效，成为影响当下和塑造未来中欧关系的重要动因。
中国与欧盟均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全球治理在中国与欧盟的外交战略中的地位并不完全相同，因而中欧关系取决于双方全球战略目标是否趋同、合作意愿是否明确、合作平台是否稳固。如果说欧盟外交战略在版图上呈现以地缘和利益为轨迹、以欧洲为圆心的平面延伸状态，中国外交战略则是一个基于发展和能力为基准的、以国家为单元的立体空间结构。中欧双方均积极维持对全球治理的责任意识和政策主张，这是双方在全球治理领域开展合作的重要前提。中欧双方在全球治理领域存在广泛的共识，认同在维护现有多边机制的同时对全球治理体系进行必要的改革。中欧双方均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全球治理政策架构及治理成果，深刻理解世界各国日益增长的全球治理需求并积极提供新型的公共产品。
从全球治理中的合作关系来看，中欧双方对彼此的包容及信赖程度上升并转化为相应的合作机制。随着中国国家力量的增强，欧盟的全球治理合作目标亦已发生转变，从最初将中国作为治理“客体”纳入其主导的国际治理体系，逐渐演变为将中国作为全球治理的“主体之一”及主要伙伴，通过加强接触来影响中国的对外政策，要求中国在承担更多责任的基础上参与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挑战。从中欧双方的全球治理政策对接实践来看，在美国受到民粹主义推动而采取单边政策的情势下，中国与欧盟在维持多边主义、推进全球治理层面的战略相互依赖显著增强。
总体而言，欧盟的对华战略心态相当矛盾，既抱有希望又倍加防范，既期待合作又试图控制，这意味着，在全球治理框架下强化中欧双边关系，仍需强化各方的战略包容与对接，并在关键合作领域有所突破。
四、中欧合作的路径拓新：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思考
“一带一路”倡议实践初期，尽管欧盟对维持经济稳定及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有强大的需求，但对中国同欧盟成员国乃至欧盟周边国家的合作则持怀疑而警惕的态度，这种态度频繁影响欧盟对华政策，使得中欧关系长期处于摇摆状态。到2019年，积极对接“一带一路”倡议的欧盟成员国数量已经持续增加至17国。但囿于欧盟对华政策的惯性以及西方国家的固有思维，仍难以由此判定中欧关系将从此步入积极合作的轨道。基于对全球治理的共识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有序推进，中欧双方可以在如下几个方面实现合作路径拓新，即开拓潜在的广阔合作领域，创设超越既往的新型合作模式，进而推动中欧关系乃至全球治理的发展。
第一，立足“一带一路”倡议，实现中国与欧盟的战略复合对接。一体化进程中的欧盟及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均是具有战略创新能力及意愿的重要行为体。第二，坚持“一带一路”倡议，夯实中欧合作关系的战略自主性。主要国际力量的自主参与是全球治理得以持续的关键所在，其中包括部分国家积极自主地提供公共产品，部分国家则基于自愿原则而集中意志对可选择的公共产品进行甄选，在排除外部控制的前提下确保所选公共产品持续发挥效能。第三，扩展“一带一路”倡议，深化中欧关系在多个领域的战略发展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中国与欧盟的共同要务。当前欧盟治理的核心议题是依据各国利益及诉求的不同而实行多速欧洲，而多速欧洲仅仅是缓解当前欧盟体制张力负面后果的阶段性措施。
在近年来的对话与合作过程中，中欧双方对全球治理议程的共识日渐增强，特别是对当前的全球治理议程及重点问题达成了共识。应该看到，“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实现其全球治理目的的重大路径选择，因而是一个中间公共产品，具有过程性和可调试性。因此，“一带一路”是中国与欧盟强化均衡发展、构建战略合作、推进全球有序治理的路径拓新，而这一拓新尚处于起步阶段，仍具有更为广阔的探索空间。
在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暗流涌动的国际形势下，作为当今世界至关重要的两大力量，中国与欧盟之间的相互协调与合作势必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可持续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在全球治理的关键转型时期，中欧双方需要充分挖掘内在潜力、把握发展机遇、拓新合作机制，将中欧关系构建成为推进全球治理、增进各方收益的新型双边关系。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系。《国际论坛》2020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汪书丞 /摘）
http://www.cssn.cn/gjgxx/gj_ozyj/202008/t20200831_5176481.html
当今全球治理体系正经历着自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对中国与欧盟等主要国际行为体的内部治理与对外关系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中国与欧盟也正基于力量及责任而对全球治理的新形势作出战略应对。
一、全球治理的结构变化与需求转向
当前，全球治理正经历着21世纪以来最为显著的变化和最为严峻的挑战，全球治理所包含的问题领域、参与力量、政策协调等均呈现出显著的结构性变化，进而在世界范围内对制度设计等公共产品提出新的要求。
首先，全球治理所对应的全球问题之严峻程度普遍走高，甚至有导致全球治理整体形势倒退或恶化的可能。进入21世纪以来，金融危机使得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遭受重创，美元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不断被削弱，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也导致欧元一度濒临崩溃。国际安全与发展形势虽有局部调整但总体依然不容乐观，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在世界各地均有分布并呈现深度交织的态势，由恐怖主义和极端宗教势力等多重因素引发的地区冲突和难民流动的问题十分突出。其次，全球治理的局部实践模式和层级发生弱化。全球治理在整体架构上包含以联合国为核心机构的国家间协调制度建设和以民间组织为平台的非政府力量发展，也包含全球各地以区域一体化为表达形式的地区合作。再次，世界主要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和意愿发生结构性变化并导致全球治理需求出现重大转向。当前主要国家在一系列全球问题领域的立场及政策出现显著变化，特别是中国、欧盟与美国各方的参与能力及意愿此消彼长，不仅各自政策立场及能力出现纵向伸缩变化，且彼此间合作的意愿及行动也出现横向亲疏变化，导致全球治理总体架构步入关键性的转型期。
如上种种，均说明世界主要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及意愿结构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新的公共产品提供者须具备积极而持续的参与意愿和供应能力。
二、欧盟的自我及对华角色认知
当前欧盟对自身的角色认知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首先，与欧盟实力相近的行为体数量呈现多元化。作为世界三大贸易力量之一的经济体，欧盟通过复杂而发达的技术标准、贸易规则、环保理念而成为世界发展领域的先锋。但当前无论从横向比较的空间维度或纵向比较的历史维度来看，欧盟的综合实力已经处于下滑状态。
其次，欧盟在区域一体化领域的示范能力受到挑战。英国举行全民退欧公投使得欧洲一体化进程面临启动以来的最大挫折，英国退出将使得欧盟减少15%的经济总量和12%的人口，其经济资源和规模必然遭到弱化。
再次，欧盟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依赖相应的盟友或伙伴关系。欧盟所处的国际环境的变化、尤其是欧美伙伴关系的结构性变化是其面临的主要外部危机。部分学者甚至认为，“当前欧盟因内部分裂而逐渐丧失对世界舞台的影响力，美国特朗普政府不仅放弃了其作为欧盟伙伴的应有担当，反而如同肉食者般利用欧盟的弱点。”
随着各类危机的持续存在，欧盟近来对中国的角色判定和作用预期开始出现积极转向，其关注点和切入点也更加多元而正面。总之，欧盟因为缓慢的经济复苏速度和相对滞后的外交与安全合作而难以成为“全球性欧洲”，中国则通过不断深化扩展的国际合作网络以及持续上升的国家实力而日益彰显全球影响力，中欧关系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欧盟也开始缓慢地正面认识和接受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
三、中国与欧盟的全球治理政策对接
作为利益链遍布全球的地区一体化组织，欧盟的国际地位及能力与全球治理密不可分。欧盟全球治理衍生自并服务于内部治理，全球治理是欧盟政策体系的外向型目标，也是其促进和健全欧盟发展的关键路径之一。在自身实力显著下降的情况下如何理解并应对来自中国的影响与诉求，对于欧盟而言是一个需要逐层深入解析的重大战略议题。不过，此后欧盟深陷多重危机，其全球治理及对华战略的推进力度趋弱，直到2016年英国退欧公投发生并严重动摇欧洲一体化基础，欧盟才启动全球战略调整，由此因应而生的中欧双方政策对接方式与成效，成为影响当下和塑造未来中欧关系的重要动因。
中国与欧盟均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全球治理在中国与欧盟的外交战略中的地位并不完全相同，因而中欧关系取决于双方全球战略目标是否趋同、合作意愿是否明确、合作平台是否稳固。如果说欧盟外交战略在版图上呈现以地缘和利益为轨迹、以欧洲为圆心的平面延伸状态，中国外交战略则是一个基于发展和能力为基准的、以国家为单元的立体空间结构。中欧双方均积极维持对全球治理的责任意识和政策主张，这是双方在全球治理领域开展合作的重要前提。中欧双方在全球治理领域存在广泛的共识，认同在维护现有多边机制的同时对全球治理体系进行必要的改革。中欧双方均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全球治理政策架构及治理成果，深刻理解世界各国日益增长的全球治理需求并积极提供新型的公共产品。
从全球治理中的合作关系来看，中欧双方对彼此的包容及信赖程度上升并转化为相应的合作机制。随着中国国家力量的增强，欧盟的全球治理合作目标亦已发生转变，从最初将中国作为治理“客体”纳入其主导的国际治理体系，逐渐演变为将中国作为全球治理的“主体之一”及主要伙伴，通过加强接触来影响中国的对外政策，要求中国在承担更多责任的基础上参与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挑战。从中欧双方的全球治理政策对接实践来看，在美国受到民粹主义推动而采取单边政策的情势下，中国与欧盟在维持多边主义、推进全球治理层面的战略相互依赖显著增强。
总体而言，欧盟的对华战略心态相当矛盾，既抱有希望又倍加防范，既期待合作又试图控制，这意味着，在全球治理框架下强化中欧双边关系，仍需强化各方的战略包容与对接，并在关键合作领域有所突破。
四、中欧合作的路径拓新：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思考
“一带一路”倡议实践初期，尽管欧盟对维持经济稳定及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有强大的需求，但对中国同欧盟成员国乃至欧盟周边国家的合作则持怀疑而警惕的态度，这种态度频繁影响欧盟对华政策，使得中欧关系长期处于摇摆状态。到2019年，积极对接“一带一路”倡议的欧盟成员国数量已经持续增加至17国。但囿于欧盟对华政策的惯性以及西方国家的固有思维，仍难以由此判定中欧关系将从此步入积极合作的轨道。基于对全球治理的共识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有序推进，中欧双方可以在如下几个方面实现合作路径拓新，即开拓潜在的广阔合作领域，创设超越既往的新型合作模式，进而推动中欧关系乃至全球治理的发展。
第一，立足“一带一路”倡议，实现中国与欧盟的战略复合对接。一体化进程中的欧盟及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均是具有战略创新能力及意愿的重要行为体。第二，坚持“一带一路”倡议，夯实中欧合作关系的战略自主性。主要国际力量的自主参与是全球治理得以持续的关键所在，其中包括部分国家积极自主地提供公共产品，部分国家则基于自愿原则而集中意志对可选择的公共产品进行甄选，在排除外部控制的前提下确保所选公共产品持续发挥效能。第三，扩展“一带一路”倡议，深化中欧关系在多个领域的战略发展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中国与欧盟的共同要务。当前欧盟治理的核心议题是依据各国利益及诉求的不同而实行多速欧洲，而多速欧洲仅仅是缓解当前欧盟体制张力负面后果的阶段性措施。
在近年来的对话与合作过程中，中欧双方对全球治理议程的共识日渐增强，特别是对当前的全球治理议程及重点问题达成了共识。应该看到，“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实现其全球治理目的的重大路径选择，因而是一个中间公共产品，具有过程性和可调试性。因此，“一带一路”是中国与欧盟强化均衡发展、构建战略合作、推进全球有序治理的路径拓新，而这一拓新尚处于起步阶段，仍具有更为广阔的探索空间。
在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暗流涌动的国际形势下，作为当今世界至关重要的两大力量，中国与欧盟之间的相互协调与合作势必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可持续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在全球治理的关键转型时期，中欧双方需要充分挖掘内在潜力、把握发展机遇、拓新合作机制，将中欧关系构建成为推进全球治理、增进各方收益的新型双边关系。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系。《国际论坛》2020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汪书丞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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