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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华：从法中德中风波看中欧关系

作者：高华 | 文章来源：《和平与发展》 | 更新时间：2009-05-13 07:43:03

     [内容提要] 西藏事件和奥运火炬接力风波引起法国和中国、德国和中国频繁发生摩擦，从而导致业已进入良好发展势头的中欧关系急转直下。中欧关系出现逆转是多种因素使然。对新形势下的中欧关系需要进行新的思考。

     [ 关键词 ]  法中关系  德中关系  中欧关系

近几年来中欧战略伙伴关系一直发展良好，合作的领域不断得到扩大和加强。用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的话来说：“如果不是结婚的话，至少也是一个严肃的婚约。”然而正当全世界都在关注2008年即将开幕的北京奥运会时，西藏拉萨发生的“3.14”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和法国、德国等一些欧洲国家媒体借此事件掀起的反华舆论狂潮，不仅给中国人民本来充满阳光的心头平添一块阴云，而且使近年来处于上升之势的中欧关系出现了逆转和倒退。

一、     法中、德中关系几经周折

（一）法德在西藏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

自2008年3月14日西藏拉萨发生打砸抢烧事件以来，与过去单方面“插手”中国事务相比，美欧首次联合发布涉藏声明向中国施压。不仅如此，巴黎市议会21日还通过了授予达赖“巴黎荣誉市民”的提议。此举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是向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13亿中国人民进行严重挑衅。它不仅进一步助长了达赖及“藏独”分子的嚣张气焰，让奥运圣火和奥运精神蒙羞，更让世人清楚而真切地感受到这些以“民主、平等、自由、博爱”旗手自居的国家的虚伪和偏狭。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事务纯属中国的内政，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任何人利用达赖问题干涉中国内政。为此，中方要求法方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消除法方错误行径造成的恶劣影响，停止纵容和支持“藏独”势力从事反华分裂活动，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法关系。  

   4月24日，法国参议长蓬斯莱到访北京给中法关系带来了转机。法国连续派出3名特使访华，并与中国达成了中法关系五点共识，体现出中法关系又开始重新向正常道路迈进。然而，萨科齐在其特使与中国达成共识的同时，又在法国国内发表了与共识有所区别的讲话。他领导的人民运动联盟的新闻发言人表示，中国政府与达赖对话是萨科齐施压的结果，这反映出法国的国内舆论并未根本好转。在法国争论是否见达赖的问题上，法国外长库什内7月9日紧急召见中国驻法国大使时表示“不会屈服于中国的压力，法国有权决定是否会见达赖喇嘛”。萨科齐总统10日在欧洲议会既强硬又含糊地说“中国不能决定我的日程安排”，但没有确认他是否在8月会见达赖。此前萨科齐刚宣布将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给缓和中法间的紧张关系带来一线希望，但是他在被指责“向中国投降”仅一天后，似乎又要向欧洲支持“藏独”的激进派“再次投降”。萨科齐一会儿说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一会儿说要接见达赖，表面看似飘摇不定、忽左忽右，实际上是想左右逢源两边通吃。一方面他觉得中国是一个很重要的大国，北京的定单很诱人，难以放弃，是提高法国就业率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他又期望通过在“西藏问题”上表现强硬来赢得支持率，占据道德高地，提高法国的号召力。这种搞“平衡术”的政治投机心理，实际上只能两头落空。从萨科齐宣布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后，中国民众仍有高达80％－90％的“不欢迎率”就不难看出，中国民众对这种外交骑墙态度嗤之以鼻。

此后，法国当局做出了一系列举动来改善法中关系：围绕法国运动员参加奥运会，法国派部长级的体育国务秘书到中国，同时向法国传媒提供正确信息，巴黎没挂达赖像，警方阻拦示威者。直到8月份萨科齐以法国总统和欧盟轮值主席的双重身份出席北京奥运开幕式并和中国领导人会晤之后，法中关系才基本恢复正常。

2007年9月，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总理府执意接见了达赖喇嘛，在遭受执政联盟和德国企业界人士批评之后，发出了“作为总理，我可以自行决定在哪里接见谁”的不负责言论，导致中德关系一度陷入紧张 , 不仅政治层面的高层交往遭遇冻结，经贸往来也饱受冲击。此后，默克尔在原有的立场上有所后撤，并表示希望与中国维持亲密的伙伴关系。但在2008年3月西藏事件后兴起的新一波反华浪潮中，德国一些官员的表现对两国关系产生了消极影响。德国一些媒体对西藏骚乱事件的报道鱼龙混杂，大部分的报道看问题比较片面，代表了西方一些人对中国的固有偏见、歧视和敌意。偏见、歧视和敌意导致其对西藏骚乱事件严重的错误定性和舆论导向，更有甚者德国媒体刻意将西藏骚乱事件与抵制2008北京奥运会挂钩，默克尔宣称不出席北京奥运会，使本来已严重受损的两国关系雪上加霜，中德伙伴关系面临重大考验。

四川发生大地震后，德国政府、军方和民间都迅速做出反应，分批向中国提供数百万欧元的救援物资，并派出医疗队赶赴灾区。在双方认知仍存差距的情况下，这场自然灾害为两国打破政治坚冰、促进交流与合作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两国关系开始松动，出现了积极交互态势。在赈灾期间，外交部长杨洁篪亲切慰问了参与救灾的德方医疗人员。6月1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应约与德国总理默克尔通电话，默克尔除了再次就汶川地震向中方致以慰问，并愿意继续提供支持和帮助外，还表示德国重视对华关系，将继续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与此同时，德国前总理、对华友好人士施罗德先生访华，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与国务委员戴秉国相继与其会面。主张改变默克尔对华强硬路线的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也于13日赴北京进行工作访问，对修复中德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法德歪曲抹黑奥运圣火传递，抵制出席奥运会

2007年底，中国在奥运会规划的问题上首次遭遇国际阻力。2008年4月7日，奥运火炬传递在巴黎受阻，法国警方保护火炬不力致使中国留学生和记者被打，特别是对坐轮椅的中国残疾击剑运动员金晶的攻击，尤其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慨。对巴黎街头出现的纵容“藏独”恐怖暴徒的行径，法国一些人及媒体罔顾事实，不断发表极为消极的涉华言论和报道，严重误导了百姓。发行量很大的《费加罗报》竟然用“火炬在巴黎惨败”来“报道”圣火传递，而一向以“左派”、“客观”面目出现的《解放报》更是以“给中国一记耳光”之类语言，来抹黑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奥运。我们看到法国政府先是总统萨科齐等政客表态要“抵制”奥运开幕式，继而议会又特地“休会”以便为“藏独”分子破坏圣火大开方便之门，巴黎市政当局又纵容“藏独”暴徒“自由行动”，此时政府没有一个人出来说句公道话，法国政府和媒体对奥运、对中国人民的敌视，煽动起了法国对中国人民的敌对情绪，严重破坏了中法关系。他们发表的那些垃圾语言，一是挑拨了中法两国的关系，二是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为此，中国许多大城市和巴黎、伦敦、柏林、洛杉矶等爆发支持奥运、抗议西方媒体不实报道的集会和示威，开展针对法国商品的抵制活动，以各种形式表达对法国纵容袭击奥运圣火的愤怒。这才使得法国媒体明显收敛了对中国的负面报道，开始对前段时间在法国上演的激进反华行为进行反思。

从北京奥运火圣火传递开始，德国媒体就对北京奥运会进行了高强度不间断的攻击抹黑。攻击的内容从中国政府不重视人权，没有新闻自由，镇压藏人和不同政见者，到北京的空气质量恶劣，中国政府鼓励运动员滥用兴奋剂等等，无所不包。甚至有德国媒体鼓吹抵制中国奥运会，鼓励运动员在华期间进行抗议活动。在奥运会召开前夕，德国媒体也进入“奥运时间”，电视一台及电视二台总共进行了300小时的专题报道，并将400名编辑及技术人员投入到节目制作当中。德国《法兰克福汇报》文章称，北京街头日前出现大批全副武装的警察、特警和警察，而且，首次有警察手持冲锋枪上街。中国政府将动员10万名反恐特警。中国还印制了反恐手册，教民众发现可疑情况时如何应付。报道称，预计将有50万志愿人员投入街头巷尾的安全维护工作，中国提供相当于5万欧元的奖金给举报恐怖威胁的民众。德国电视二台主编布兰德称北京奥运“将是一起兼具魔力光环与人权阴影的世界性的大事件。”布兰德等人在一份共同声明中表示：“德国电视一台和电视二台将维护并行使他们的自由报道权利，对体育及政治事件作出适当反应。”德国外交部下面一些组织和基金会也在和“藏独”势力合作发动针对北京奥运会的抗议活动。“德国之声”电台中文部副主任张丹红因“亲华言论”被停职。德国政府高官整体缺席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派来的最高级别代表竟然只是一个州体育部长。

9月6日德国总统克勒出席了北京残奥会，并同胡锦涛主席举行短暂会谈。这一方面算是默克尔总理未出席北京奥运会的弥补；另一方面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也让德国政府有所触动。默克尔向中国示好，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双边关系看，关系恶化有损德国在华经济利益，令德国外交“不堪重负”，另外，德中关系受损将影响到欧中关系的大局。从德国自身来看，大联合政府中的社民党发挥了积极和建设性作用。权衡种种利弊得失，最终走向“回暖”这一步。中德关系目前虽然朝着正常化方向迈进，但默克尔的人权与价值理念根深蒂固，德国各界对中国崛起的担忧有增无减，因此中德关系的好转尚需时日。不能排除，默克尔未来在对华态度上有可能出现反复，要回归到施罗德时期的两国关系，默克尔政府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二、     导致中欧关系出现逆转的诸多因素

（一）欧盟对华政策的战略取向出发点是自身利益

 欧盟对华政策的战略取向是期望中国的变革最终导致中国放弃现行政治体制，并试图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施加影响。欧盟早在2002年的《对华合作战略报告》中就明确提出：欧盟发展对华关系的动机，就是把中国进一步纳入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为主的国际社会；支持中国在法制和尊重人权的基础上向开放性社会转型；希望中国的立法与联合国关于公民和政治权利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条款一致等。可见，欧盟热心同中国政治对话，其终极目的就是希望中国在经济、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等等各个方面全盘西化。只要我们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就势必会同欧盟在一些问题上产生分歧。

欧盟密切与中国合作关系的根本出发点是欧盟各国利益或作为整体的欧洲利益，而不是要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救世主”或使中国尽快强大起来。他们虽然看好中国的市场，但更多的动因还在于要把中国作为其产品销售地和资金投放地。一旦他们感到中国强大带给自己的竞争压力，就会想方设法约束和限制中国的发展。欧盟在关于未来10年同亚洲发展关系的战略文件中认为，随着中国的强大，中国会变成欧盟在亚洲乃至世界各地的竞争对手，因而认为同中国发展关系使欧盟既面临自身利益的发展机遇，同时也使它自身利益的发展及在亚洲乃至世界其它地区的地位受到挑战；甚至认为，中国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会在地区和国际舞台上独断专行”，不相信中国政府永不称霸的承诺。所以，在中欧发展经贸关系的过程中，不同观点的碰撞以及由此而来造成的不同政策、措施上的冲突在所难免。欧盟有些政治势力对华态度仍然存在冷战思维残余，一有机会就要表现自己，利用人权、西藏、台湾等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因此，我们要充分意识到，中欧关系的发展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还将会遇到种种曲折和反复。

（二）中欧伙伴关系中存在着广泛的“不对称性”[1]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对称使中国和欧盟优先发展和保护的产业有所差别，发展的方式和策略有所不同，内部市场发育的程度悬殊，吸引外资的能力相差很大。这些差别既可以提供合作的机会，也能够引起利益的分歧。

政治和社会制度的不对称可能对中欧伙伴关系的良好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社会制度方面的不对称表现在，欧盟历次对华政策文件中都不乏对于中国政治民主化和自由化的“关切”，也不乏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对中国现实政治的公开指责。在欧盟看来，尽管中国在开放社会和改革经济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仍不属于民主世界。相对而言，中国并没有对欧洲的政治和制度指手画脚，公开加以批评。政治制度方面的不对称表现在政治结构、特别是外交决策结构的不对称现象。欧盟既非传统的民族国家，又非国际组织，以“超级力量而不是超级国家”（布莱尔语）的身份在国际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这种有着多层外交政策机制的政体造成了大量的观念混乱。要了解它的外交策略的核心与动力，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国际社会来说，都是一种不对称的挑战。这种不对称是由欧盟的特性所决定，它不仅影响着中欧关系，也影响着欧盟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并对未来的国际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历史文化的不对称在于，欧洲文化经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一直以一种自我认定的强势文化态势向世界各地扩张，欧洲人更是将他们对于社会和事务的理解带到世界各地。比较而言，中国文化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处于自我批判的弱势地位，无论是“西学东渐”还是“西学为用”，总是中国向西方学得多，张扬或扬弃自己的文化少，从而形成了中欧之间历史文化的不对称性。因此，欧洲人习惯用用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思维模式来观察、评论中国的事务，而中国人很少去评论他们的内政。这就使中欧关系相对于美欧关系和俄欧关系有了一种质的差别。中欧之间不存在根本的利害冲突，但是不对称所造成的误解或错解仍然存在，这些误解或错解也有可能造成某种程度的“逆向选择”，因此值得我们关注。

（三）“蜜月期”后的中欧关系在一系列问题上出现分歧

1、有关中国贸易和政策的文件给双边关系带来冲击。 一段时间以来，欧盟方面一直坚持欧盟－中国《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将把双边关系带入“新的水平”，但是2006年10月欧盟有关中国的贸易和政策的一系列文件对中国态度的变化让中国政府和公众非常失望。该文件要求中国在人权、言论自由、知识产权、放松经济和金融管制等诸多领域发生变化，这一清单显然是没有顾及中国方面考虑的单方面要求。

2、欧洲议会与中国多次发生摩擦。在发展对华关系方面，欧洲议会有时和欧盟委员会、欧洲理事会的调子不一，出台一些不友好的对华决议，甚至给欧盟委员会施加压力。欧洲议会近年来通过了不少有关中国的决议，涉及所谓“西藏问题”、“台湾问题”和“人权问题”，还曾几次通过支持台湾作为“观察员”“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决议案，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欧洲议会一些议员的“冷战思维”仍然存在，他们中某些专吃政治饭的人就爱拿上述问题大作文章，以哗众取宠。另外，欧洲议会（包括许多西方国家）中可以接触到的关于中国的各种信息主要来自海外分裂势力和非政府组织以及西方媒体，大都是片面、负面甚至是黑白颠倒的，这些信息对议员们的中国观很可能起到了误导。

3、贸易问题遭遇麻烦。虽然欧洲在2004年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欧盟向瑞士的出口仍然超过了中国，造成这一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欧洲公司进入中国市场遭遇障碍。2007年，欧盟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以每小时1500万欧元的速度上涨，已经达到1600亿欧元，双边贸易规模已经超过3000亿欧元。然而中国出口的产品中有60％是由非中国公司（主要是欧盟公司和美国公司）生产的，这意味着事实上欧洲的跨国公司自己制造了一部分贸易逆差。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部分，欧洲向世贸组织提交的120例反倾销案涉及到了他们认为中国政府对出口商提供的“过渡”补贴打破了公平贸易和竞争格局的问题。为此，中欧首次经贸高层对话引人关注。4月25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率团抵达北京，着手新的“欧盟—中国高层经贸对话机制”（HLM）,以应对贸易和投资合作、创新、技术转让及其它与贸易简化有关的问题。但无论如何，HLM在短期内不会缓和欧中分歧。

4、中欧矛盾背后的美国祸首。中欧关系突然间急转直下，除了双方之间的矛盾分歧外，美国的刻意挑动和极力阻挠是不可忽略的因素。美国的影响经常显现，时而使中欧之间的外交与安全合作随之波动。[2] 从目前的国际战略格局看，为了共同制衡美国的全球霸权，中欧联手正在进一步推动世界多极化发展，从而对美国形成牵制。中俄战略合作已是既成事实，如果欧盟同中国也发展战略合作，甚至同中俄战略合作形成某种联系与合力，美国的领导地位将因此而受到十分严峻的挑战。正是出于对中欧合作前景的担心，美国才处心积虑地阻挠与破坏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关系。欧盟为了自己的战略和经济利益，一直想尽快解除对华军售禁令。但是由于美国的坚决反对，甚至威胁进行“报复”与“制裁”，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令一再延迟。此外，美国挑起中欧对立不只是想遏制中国，还有用中国遏制欧洲的意图。伊拉克战争使美国的地位大大降低，欧洲的老牌国家如德法都反对这场战争，近期美国的北约东扩计划又因为欧洲的掣肘而失败，美国在欧洲的影响力日渐式微。与此同时，欧洲各国与中国在各个领域的关系却在不断增强。美国乐见西藏事件的连锁效应，利用中欧间的矛盾可以帮助美国提高地位，挑动中欧民众的对立情绪，制造中欧难以弥补的损失，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中欧之间的民间对立情绪正中美国下怀。

5、除经贸问题之外，中欧关系中根本性的问题在于欧洲民众从心里不愿意接受中国的发展模式。老欧洲有一种奇怪的心态，看不惯中国人真正的进步和中国的崛起，担心中国的崛起对欧洲构成威胁，这次西藏问题，只不过是一条欧洲对华民意扭转的导火线罢了。欧洲一般都把中国看成一个“专制国家”，现在这个国家又拥有庞大的经济实力，中国的这种发展模式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都具有广泛的吸引力，这无疑将降低欧洲模式的吸引力。此种对中国政治制度与发展道路的根深蒂固的偏见，来源于意识形态扩大化。与此同时，包括法国在内，一些欧洲国家还存在着一种认为中国在经济发展上有求于欧洲的看法：欧洲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对欧洲的贸易顺差最大，凭这一点，对中国态度强硬一些，中国也能忍受。

三、     新形势下对中欧关系的几点思考

（一）改善中欧关系需要双方理智化解对立情绪

在欧洲谈中国崛起现在已经是一种时髦。但是一遇到有关中国的问题，媒体就大炒恶炒，这一方面反映出欧洲人的一种不理智情绪，另一方面也表明整个欧洲对中国的崛起尚无充分的心理准备。就目前来讲，双方理性地去梳理各自的情绪非常关键。

中国要求欧盟不再有人权决议；对全球和区域外交与安全政策行为提出建议；充足的技术和知识转移、技术和资金帮助，推动中国更加稳定、更加平衡、更加环保地实现高速经济增长。中国还希望欧盟取消对中国的武器禁运，赋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而在欧盟方面，则要求中国大幅度实现个人自由和政体民主，仍需确认欧洲公司在知识产权方面在中国是否每年损失了2000亿欧元；欧盟还鼓励中国在欧洲的海外直接投资有效增长，而不是保持在目前极低的水平上。总体来讲，不论是中方还是欧方都没有从对方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在这种互不理解和互相指摘的环境下，中欧冲突只会增大，势必引起双方的理念的激烈矛盾。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古老文明的发展中大国是不会逆来顺受、任人摆布的。一个认为自己文化优越、文明昌盛、发展模式进步的欧洲也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道德优势和经济发展，更不希望中国取代它成为新世纪经济进步和政治发达的发动机。误解会加深，偏见会恶化，仇视会发酵。这样的从误解到厌恶到敌对定会对中欧关系和国际秩序带来严重影响，甚至引发变革，其结果很可能会使中国失去战略机遇期。因此，欧洲需要反思，那些过去趾高气扬的西方绅士们必须学会适应像中国这样不同文明国家的崛起。欧洲必须抛弃那种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全面地审视现代中国，公正对待中国的进步，既看到中国存在的问题，同时不能忽视中国的整体发展。德国联邦总统克勒说得好：应该给予中国社会转型多一些时间，不能阻碍中西对话，“不能要求一切都按照西方模式进行操作”[3]，只有这样才能制定成功的对华政策。而中国自己也需要反思因体制问题而遗留下来的惯性思维和行为模式，认真想一想，怎样才能避免文化、价值观的冲突愈演愈烈？如果我们不能确信，我们通过与西方的较量就可以带来一个更为公正、更为和谐、更为稳定的新的世界秩序，我们也许就需要反思，需要去探讨中国应该怎么办，需要锲而不舍地寻找中欧的共同点、交汇处和可以相互取长补短的方方面面。中欧关系发展最根本的动力来自内部。用改变自己的方式影响外部世界才是中欧在后冷战国际体系中的根本立足点。[4] 作为世界秩序的共同构建者, 中国崛起并非与欧洲利益不可调和，中国和欧洲必须学会共同决定，而通过对话和协商，双方能够达到这一目标，保持既有合作与建设性同时又坦诚的关系。

（二）要正视欧洲对中国崛起的担忧

 我们搞的改革开放，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借鉴但不是照搬西方的模式。因为任何成功的模式都必须适合本国国情，而不是仅仅为了讨得西方的欢心。实际上，中国面临的各种“麻烦”并非始于今日，几年前就早已有之。欧洲的反对声音现在突然变得如此强烈，并非中国做错了，而是由于这些问题涉及到一个正在以惊人速度发展的大国。中欧关系之间的麻烦，归根到底是两种历史观、世界观和价值体系的对立。

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大国的麻烦”也正在考验着中国。一个大国，绝不可能指望在掌声中前进，只能在挑剔声中走自己的路。正如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公共关系和新闻专业系主任巴尔巴施教授所指出，“中国的麻烦源于它的崛起，”受到国际上，特别是西方掌控下的媒体和组织的指责或赞扬都说明不了任何问题。俄罗斯的历史证明。国际上一片赞扬并不说明你前途光明，国际上的一片指责也未必表明真的不行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俄罗斯迎来了世界的一片赞扬之声，而国家和人民却陷入深渊；现在俄罗斯几经努力逐渐复苏时，西方又拿出人权、间谍、能源等问题横加指责。[5] 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郑永年教授认为，“从长远看来，西方少数人为中国制造的那么多麻烦对中国来说‘具有正面意义’：中国如何理性有效的处理可能的危机，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崛起的标志。对中国来说，至少可以使很多人认识到国家崛起的困难。更重要的是，这一系列的危机让人思考中国应当崛起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6]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现在又经过北京奥运会的洗礼，历尽艰辛与磨难，中国看到了自己的实力，找回了失落的自信，中国应该不忧；对自身的缺陷和优点，要走什么样的道路，中国应该不惑；同时，对将要面临的国际和国内的各种风波，有充分的心理和物质上的准备，中国应该不惧。

（三）对西方媒体的责备持有正常心态 [7]

 首先，不能无视包括欧洲在内的西方媒体的存在，但是也不必害怕西方媒体的责难。西方媒体有其利益性和集团性。这一特点决定了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批评，反映了某一部分人的看法，有较为强烈的目的性，甚至代表着某种利益集团的偏好，但是并不代表所有西方受众的意见，离当地政府的政策也有一定距离。因此，在许多时候，在“国际压力”下如何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取决于我们如何与西方媒体展开有效地博弈，也取决于如何让更多的人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中国不必唯“西方媒体”是从，更不必轻易在西方舆论压力下低头。

 另一方面，如何化西方媒体的压力为中国发展之动力，将取决于中国各级政府如何有效地处理与西方媒体的关系。抢占先机、加强沟通、广传真相，应成为当前国际舆论竞争的要诀，也是中国相关部门需要在应对西方媒体时的主动心态。2008年5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开始实施，标志着中国人权的重大进步。上半年中国与西方媒体的关系，堪称新闻学、国际关系学甚至是世界史上的经典案例。经验证明，“第一时间”公布中国信息、让更多的信息传播者到新闻的发生地走走看看、用最大的力量传播事实真相，将是塑造中国新形象的关键。同时，要打破西方媒体的话语垄断，我们必须对世界上发生的重大新闻迅速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如今，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的正面效应正在逐渐释放出来，尽管批评之声永远存在，但世界的共鸣明显占了上风。通过一段时间以来的摩擦和认识，西方社会对与中国打交道的方式的反思已经开始形成。那些随心所欲攻击并丑化中国的做法正在受到诸多尖锐的质疑，越来越多的西方政治人物和媒体在中国问题上说出真话，西方公众将通过这一切认识一个全新的中国。

（四）加强双方相互了解和理解对中欧关系实现正常化尤为重要

了解是合作的基础，尊重是了解的前提。改善中欧关系的症结之一是增进欧洲对中国的了解，改善中国在欧洲的形象。许多中国人对欧洲情况不十分了解，不少欧洲人对中国更缺乏了解。他们不知道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存在种种疑虑。随着中国日益走向世界，树立和塑造中国的真实形象、提升中国对欧洲政策的有效性，让欧洲了解和理解中国，应该成为中国外交政策中急需提高认识和大力解决的一个重要目标。如同温家宝总理所说，“希望今后有更多的了解中国情况的欧洲专家，当然也要有更多了解欧洲情况的中国专家。这将是推动中欧相互了解和信任的一支力量。”[8] 在未来一段时间，为什么中国和欧洲不可以尝试用这样一种方式，让双方的民众直接地听到对方的声音。哪怕是误解，哪怕是偏见，哪怕是无知都没有关系，只要不是恶意的，都把它摆到桌面上，摊在阳光底下。

　　总之，中国对中欧双边关系的珍视并不意味着中国愿意放弃原则立场，特别是当双方分歧是来于深层次根源，来自两国在社会制度、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的时候，中国更不愿意接受简单粗暴、不负责任的处理方式。只有在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通过寻求对话而不是单方指责、施压甚至肆意破坏对方内政来解决分歧，才能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

 原载《和平与发展》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