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充分利用双多边对话机制与欧洲盟友协调立场，通过“返群复约”修复和强化跨大西洋关系。拜登上台之初就着手修复与欧洲盟友关系，其本人及其政府成员多次与英法德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外长通话，强调致力于加强跨大西洋合作。2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受邀参加欧盟外长理事会；3月，拜登受邀出席欧盟领导人视频峰会；5月G7外长会和6月G7领导人峰会期间，拜登和布林肯多次与欧盟及其成员国政治高层会晤，向欧洲表达重振美欧关系、共同抗击疫情、应对气候变化、深化美欧贸易投资关系等意愿。拜登政府回归多边主义和国际组织，签署重返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行政令，并宣布有条件重回《伊核协定》，加强北约防务对话，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美欧关系。
二是照顾欧洲盟友关切，适当让利，拓展可合作领域。防务能力不足是欧盟的一大短板。欧洲国家对美军事依赖及对俄军事忌惮为美国依托北约牵制欧洲对外政策提供了抓手。拜登上台后，通过叫停从德国撤军计划、缓和北约内部关于军费支出的争吵、关注俄乌边境紧张局势并对俄施压，缓和了美欧关系。北约峰会会议公报强调北约面临来自“专制大国”的制度性竞争以及各方面不断上升的战略安全挑战，认为中国崛起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及与北约安全相关的领域构成“系统性挑战”，指出俄罗斯威胁欧洲-大西洋安全。此外，拜登政府中止与欧盟贸易战，叫停对“北溪二号”项目部分制裁，美欧互相承诺暂停航空补贴争端等，亦为美欧加强对话与合作提供了空间。
三是强调在全球性问题上与欧洲盟友开展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拜登政府关注合作抗疫、气变问题和网络安全等挑战，这与欧盟不谋而合。美欧承诺开展对外疫苗援助，帮助发展中国家抗击疫情，共同推动疫后经济复苏。G7公报承诺到2030年前将碳排放量较2010年水平减少约50%，到2050年前实现碳净零排放，努力将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1.5摄氏度范围内。美欧承诺推动世贸组织规则改革，并就降低全球企业最低税率形成共识，在数字科技、卫生安全、性别平等、恐怖主义等领域对话协调，为美欧在全球治理领域开展合作扩大了空间。
四是试图将处理对华关系作为外交优先项，联合欧洲孤立中国。
拜登上台后大肆鼓吹“价值观联盟”，美欧频繁就中国议题交流看法，含沙射影污蔑中国是“独裁国家”，声称要用所谓的“民主、法治、人权和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等价值观”维护国际规则，并多次就新疆、香港、西藏的“人权问题”对中国发表抹黑言论，甚至发起制裁。G7峰会联合公报宣布建立“重建更美好世界”（B3W）伙伴关系，亦颇有对冲“一带一路”倡议之意。七国集团甚至污蔑称中方的“非市场化政策和行为破坏全球经济公平透明运行”，鼓吹西方国家“团结一致”，共同推动多边贸易体系改革，在规则领域对华联合施压。美国还怂恿欧洲国家强化在亚太地区军事存在，借此帮助美国加强对中国的战略围堵。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拜登多次提及将中国列为外交优先事务，欧盟主要国家却犹疑不定，G7、北约和美欧三场峰会也未能弥合美欧在中国问题上的分歧。欧盟主要成员国认为中国既是竞争对手，又是合作伙伴。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中国不应成为北约优先事项，G7不是敌视中国的俱乐部，强调涉华关系的多面性，指出“中国是应对全球问题需合作的大国”。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多次强调推动《中欧投资协定》批准、妥善处理涉华议题的重要性，认为北约既不能忽视中国，也不能夸大中国威胁，而应找到平衡点。
可以看出，拜登政府的欧洲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被特朗普破坏的跨大西洋关系，但其政策效果并未完全达到预期，美欧关系也难以再回到过去。一方面，疫情后的美国和欧洲主要国家都存在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风险，各国不断加强的内顾性，掣肘外交政策的出台、资源投入和具体实施。另一方面，美欧利益协调面临结构性矛盾，美对欧让利空间与可持续性较不确定，因此恐难长久维系美欧外交步调一致。
此外，欧盟内部存在欧洲战略自主与大西洋主义两大路径之争，尤其是在英国脱欧后，欧盟日益强调欧洲认同，战略自主意愿日益强烈，对美国支配与控制的容忍度降低。因此，拜登政府的欧洲政策虽然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美欧关系，但无法做到美欧“同步走”，无法让欧洲死心塌地跟着美国跑。
（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所研究实习员，原文载中国网，2021年6月23日）
http://www.ciis.org.cn/yjcg/sspl/202106/t20210624_799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