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四年来，欧美关系急转直下，陷入前所未有的糟糕境地，欧洲很多人“担心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不仅会危及自由国际秩序，甚至欧盟自身也将不能幸免”。可以说欧洲从特朗普上台之日起就开始企盼美国选举，特别希望特朗普能被选掉。当拜登当选美国新一任总统基本成定局后，欧盟和欧洲国家就已经开始筹划未来双边关系发展。可以预料，欧美关系将在较大程度上得到缓和，对华协调性也将得到加强，中欧关系不确定性上升。
二战以来，欧美结成了特殊的跨大西洋联盟，几十年来，双方关系有起伏，但从未像特朗普时期那样遭遇挑战，特别是双方最强大的安全纽带北约遭遇危机。拜登与民主党对特朗普深恶痛绝，执政后肯定会加速调整对外政策，其中最突出的将是大幅改变与盟友特别是欧洲的交往方式，欧美关系改善势在必行。
其一，双方均有重启跨大西洋关系的强烈意愿。就欧洲来说，过去四年是跨大西洋关系也可以说是西方失去的四年，四年时间虽短，但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却造成沉重打击。而与此同时，非西方世界特别是中国仍然在大踏步前进。所以，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我们也许正在经历西方霸权的终结”。2020年召开的第56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主题是“西方的缺失”，也凸显了欧洲人的这种情绪。拜登当选被欧洲视为挽救跨大西洋关系，重振西方士气的重要契机。2020年12月，欧盟委员会出台了一份名为《欧美应对全球变革新议程》的文件，表明欧洲对加强欧美合作已经迫不及待。从美国方面来说，拜登既是大西洋主义者，也认识到单边主义和美国力量的局限性，重视和盟友特别是欧洲的合作，将恢复欧美关系视为其重要任务之一，声称“欧盟是不可或缺的首选伙伴”。
其二，欧美三观（世界观、盟友观及价值观）再趋一致。特朗普是一个非典型美国总统，其眼里只有利益和交易，对传统西方价值理念并不在意。特朗普公开宣称“美国优先”，奉行单边主义政策；特朗普还是首个公开敌视欧盟和欧洲一体化的美国总统，称欧盟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占美国便宜”，“欧盟只不过是德国的工具”，欧盟是美国的“敌人”，“对美国很坏，比中国更坏”，“英国脱欧是好事”，等等。但拜登已经表示要回归多边主义，多与盟友协商，他曾反对英国脱欧，对波、匈两国领导人不屑一顾，称两国政府为“极权政体”。因此，预计欧美将有更多的共同语言，而非像特朗普时期那样话不投机半句多。
其三，冲突点减少，国际合作面上升。在贸易方面，美国可能不会再以国家安全受威胁为理由，向欧洲商品比如汽车征税，甚至可能取消对欧洲钢铝产品征收的关税，贸易纷争将更加有章可循。在气候变化、伊朗核问题、世贸组织等国际多边机制问题上，欧洲也能期待美国的合作而非单边主义政策。拜登已经宣称，其执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重回《巴黎气候协定》，并有条件重回伊核协定。预计欧美在G7、G20、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合作将远大于分歧和对立。总之，拜登政府在多边主义以及重视盟友等问题上将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转变，欧洲可能再次得到美国的“尊重”而非霸凌。
欧美双方虽均有加强合作、强化盟友关系的较强意愿，但世异时移，欧美内部社会政治及国际地缘经济政治形势均已发生重大变化，简单回到过去已不可能，欧美关系仍将面临重重挑战。
其一，美国社会、政治已经发生深刻变化。美国大选表明，美国社会已经高度分裂，民主、共和两党已经势成水火，特朗普仍得到几乎一半选民的支持，四年后拜登政策被另一个“特朗普”推翻并非不可能。而且民主党在众议院议席减少，对众议院的掌控力已经下降，也很可能仍然无法获得对参议院控制权，也就是说，拜登政府将面临共和党的强力掣肘，在国家治理上很可能一事无成。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口号已经深入人心，其获得比2016 年更多的普选票表明，美国内经济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已经根深蒂固，这是拜登新政府必须面对的现实。实际上，拜登竞选时也允诺要重振美国制造业，迫使联邦机构购买美国产品，对那些试图迁出美国的企业加税，等等。所以，拜登可能不会再提“美国优先”口号，但其国内经济及贸易政策与特朗普相比不会有实质性不同，这些也都注定欧美经贸合作难有作为，重启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将难上加难。拜登已经表明，暂时不会考虑签署新的贸易协定。因此，欧洲虽然对美国新政府充满期待，但仍然将信将疑。
其二，欧洲也在变化，自主性上升。欧洲自二战以来就对美国产生了强大的心理依赖，特别是在安全与外交政策领域。跨大西洋关系是欧洲国家外交和安全政策支柱，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注重与美国站在一起。特朗普执政以来，欧洲对美国的幻想逐渐破灭，对跨大西洋关系从失望到绝望，在现实面前开始痛定思痛。为在变化世界中更为有效捍卫自身利益，欧洲实施了B计划，即寻求在没有美国帮助的情况下如何面对正在急剧变化的世界，采取了系列对冲美国单边主义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寻求建设欧洲主权，包括建设防务主权、金融主权、数字或技术主权等等，也就是推进所谓的战略自主，在防务、数字、金融等重要领域降低对美国的依赖。在对外政策上，欧洲试图采取独立于美国的政策，走所谓“第三条道路”，即在中美博弈中避免选边站，塑造其在国际事务上的平衡者角色。另外，拉拢一批中小民主国家，建设“多边主义联盟”，维护国际多边机制和架构，牵制其眼中的中、美两国的单边主义行为。拜登上台后，欧洲是否还会坚定推进战略自主和欧洲主权建设成为欧盟内部讨论的一个焦点话题。近期，法国总统马克龙就与德国国防部长卡伦鲍尔爆发激烈争执，卡伦鲍尔称欧洲必须“放弃战略自主的幻想”，依赖美国这一事实无法改变；法国总统声称对这一看法持“根本性反对”立场，主张继续推进欧洲的战略自主建设。值得指出的是，美国对欧洲的要求向来都是从属、帮助，而非欧洲主权或战略自主；应该注意到，不仅特朗普，而且包括民主党人在内的美国建制派都对欧洲战略自主努力心怀怨恨。可以预料，拜登政府对欧洲的要求不会比特朗普少，而且鉴于拜登的“友善”，相比特朗普欧洲将更难拒绝。而这可能加大欧盟内部矛盾，弱化凝聚力和一体化，也将不可避免引发欧美分歧和矛盾。事实上，从马克龙和卡伦鲍尔的争论看，欧洲内部在欧美关系及欧盟未来发展方向等重大问题上已经产生了较大分歧。可以预见的是，欧洲在特朗普时期启动并加速推进的战略自主努力不会完全停止。正如法国外交部长勒得里昂所说，“欧洲过去四年已经在安全、防务、战略自主等领域宣示了自己的主权”“到跨大西洋关系的美好时代”。
其三，欧美之间的结构性问题仍在，不会因为拜登上台而消失。一是经济竞争。美国对欧盟有1779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对这一现状的不满不只是特朗普才有，奥巴马时期也有，拜登受制于国内保护主义压力，也很难对“欧洲利用美国的开放性”不闻不问。波音和空客十余年的争执并未结束，在全球航空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未来二者竞争性也只会更大。实际上，经济民族主义、保护主义正在大 西洋两岸同时兴起，作为两个经贸关系十分紧密的大型经济体，二者某种程度的对抗将不可避免。二是科技上的控制与反控制。欧洲的数字市场基本上由美国大型高科技公司如谷歌、苹果、亚马逊、脸书等把控，事实上形成在欧洲数字科技领域的垄断地位，比如欧洲绝大多数云计算服务由美国科技公司提供，西方世界92%的数据存储在美国。对于这一现状，欧洲极不满意。目前，欧盟的数字和技术主权政策还将持续推进，数字税以及正在制定的数字服务法案，矛头都对准美国大型科技企业。欧美之间的数据共享协议已经两次遭到欧洲法院推翻，也凸显双方在隐私保护问题上的矛盾和冲突。总体而言，在数字科技问题上，美国一直希望欧洲是一个听话的伙伴而非一个自主的竞争者，拜登也将是如此。三是地缘政治上的差异性。欧盟的地缘政治重点在周边，特别是在中东和非洲地区，穆斯林融合问题、恐怖主义、非法移民和难民问题都是头等大事，但美国对此缺乏兴趣，其兴趣和重心在印太。奥巴马时期就已经很明显，美国不愿出力解决欧洲大陆及其周边地区的安全问题，特朗普实际上延续了奥巴马这一政策，只不过表现更为粗暴而已。几乎可以肯定，拜登政府外交重心也将在“印太”地区，因此欧美外交可能将越来越不合拍。
欧美关系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世界局势及其他双边关系。中欧关系也不例外。毫无疑问，中国是美国也是欧洲的关注重点，也将是未来欧美协调的主要对象。
美国将中国视为最主要竞争对手，遏制中国发展特别是科技进步是维护美国霸权地位的逻辑结果。欧洲认为，拜登政府不会根本改变遏制中国的政策，也将像特朗普政府一样，要求欧洲配合美国对华施压，改变的可能只是策略和方式。从另一方面来说，欧洲近年来对华态度也发生较大改变，虽然仍然坚持接触政策，但防范甚至遏制的一面明显加强，对华三重定位，即伙伴、经济上的竞争者和制 度上的对手，正凸显欧洲对华矛盾心态。与美国携手应对中国发展带来的挑战，是欧洲的期待和诉求，一方面借美国之手压中国改变经济运作模式，至少是更多更快开放市场；另一方面遏制中国科技进步、阻止中国标准成为全球标准，并最终赢得制度竞争的胜利。欧洲也试图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捞取好处。只不过在特朗普时期，美国并不愿与欧洲协商，而只是粗暴要求欧洲服从，并以停止情报和安全合作相威胁。所以，尽管欧美对华有共同的诉求，也采取了一些共同的行动，比如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问题上加强协调，对中国共同施压等，但在特朗普时期，双方对华的协调性有限。拜登明确提出，将以平等的姿态与盟友协商，改变特朗普对欧洲霸凌式施压政策，这自然为欧洲所乐见。可以想见，未来欧美对华政策将更为协调、顺畅。
因此，未来中欧关系将面临更大压力。在价值观领域，拜登提出要在2021年召开一次所谓“全球民主峰会”，以解决全球的腐败问题、捍卫人权、狙击所谓专制主义的发展、打击干涉选举行为等等，而欧洲也作出了积极回应，声称要支持、配合美国办好这次峰会。欧美在将G7转变为D10（纳入澳大利亚、印度及韩国，变成为民主10国）这一问题上也可能形成共同立场。预计价值观问题在中欧之间将更为突出。在贸易、投资、数字科技发展等领域，欧美也将形成更为统一的立场，联手对中国进行挤压、遏制，不排除中欧之间某种形式和某种程度上的脱钩，2020年德国已经多次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中企对德企的收购。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欧美也可能要求中国作出超出其发展阶段和能力的承诺。在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的改革问题上，欧美也将形成统一战线。在南海等中国周边问题上，欧洲国家配合美国的意愿也会有所加强。法国和德国都相继出台了“印太战略”，预计欧盟也可能在2021年推出自己的“印太战略”，既显示自己在这一地区的存在感，也更是为了呼应美国。这些都将不利于中欧之间形成有利于合作的氛围，双方务实合作也将面临美国更大阻力。
值得指出的是，中欧之间仍有合作空间。其一，欧洲与美国不同，没有霸权利益，并不视中国为切实的安全威胁。美国为维护自己的霸权地位，可以忽视经济利益，宁愿自损一千，也要伤中国八百。而欧盟则很难这样做。无条件支持美国的战略和地缘政治利益并不一定符合欧洲利益。其二，中欧之间有紧密的合作机制和坚实的经济基础，形成了互利互惠的关系，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和惯性，损害这种关系，实质上是在损害欧洲的自身利益。其三，欧美利益不同，欧洲关切的一些重大问题，比如中东稳定、非洲发展，可能得不到美国的有力支持，而需要中国的支持与配合。
综合言之，由于美国大选及拜登新政府的上台，欧美关系将出现一些新的变化，这会影响到中欧关系。但中美欧三边互动性质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欧美关系将更为紧密，但变化更多的是形式，双方关系将更为融洽，实质性合作仍有限度；中美关系很难好转，但至少可预期性增强；中欧关系不确定性上升，但可以确定的是，欧洲不会放弃与中国的接触政策。
本文载于《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12期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兼欧洲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