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

　　早在冷战时期，随着美国与西欧、苏联和东欧国家分裂为两个敌对阵营，西方在意识形态上将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并列为“邪恶势力”，进而在政治和历史上为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和希特勒时期的德国寻找更多的必然联系。

　　上世纪80年代在欧美史学界兴起了一股“历史修正主义”思潮，试图通过重新诠释历史记录来推翻在学界、政界和社会中已获得公认的历史观点，从而赢得对历史的“解释权”。当时的德国学者就试图在苏联布尔什维主义和纳粹主义之间寻找并构建“因果关系”，声称“斯大林时代的集中营是纳粹种族屠杀在逻辑和事实上的前奏”，纳粹种族屠杀源于对布尔什维克“阶级屠杀”的恐惧，是对后者的“回应”。因此纳粹德国1941年入侵苏联，是一场制止对方提前发动进攻、带有自卫性质的“预防性战争”。这是德国少数人想通过修正历史来淡化和否认在二战中罪责的企图，客观上将发动或催生出二战的“原罪”栽到了苏联头上。

　　冷战结束、苏东阵营解体后，东欧国家在转向西方的过程中进行了大量、集中的历史和叙事修正，“去苏联化”不仅针对社会主义阵营时期，也延伸至二战时期，并在学界、政界和社会几乎同时发生。这些国家通过直接拆除或移走苏联红军二战纪念碑、不与俄罗斯一起纪念二战胜利日和更改与苏联相关的地名等方式，试图全面切断与苏联的历史联系，同时通过大量的学术研究、政治人物表态、文学、影视作品以及社会教育来改写历史记忆，将苏联从二战时期的“解放者”角色和冷战时期的“老大哥”形象迅速改写为战争“侵略者”和政治“压迫者”。

　　近年来，在俄罗斯与西方地缘竞争升级，以及欧美政治变化尤其是民粹抬头的背景下，欧美国家又兴起新一轮的重新诠释历史之风。一些欧洲国家公开指责俄“不是二战战胜国而与纳粹德国同为侵略者，应对二战爆发承担历史责任”。在历史记忆被改写、社会代际交替的相互作用下，欧美民众也更倾向于用现实感受来替代历史认知，因此对苏联在二战中历史角色和地位的认识，在一些国家成了随时代和政治变迁而伸缩不定的橡皮筋。

　　例如对法国民众从1945年到2015年的民意调查发现，认为“苏联在二战中贡献最大”的人群比例从1945年的57%变化为1994年的25%，并继续下降到2015年的23%。从暗流涌动到公开政治化，欧美国家对苏联在二战中的角色设定按既定轨道变化，为美国在当前公开修正历史并发起叙事之争提供了逻辑框架和社会基础。

　　历史之争的现实用意 

　　在俄罗斯与西方的战略对峙中，欧美对二战的历史修正已对俄罗斯的软实力空间产生了巨大的挤压效应。

　　普京总统意识到与欧美在“‘二战观’方面有巨大分歧”，“关于二战的谎言已像流行病一样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为此俄政府特意将今年命名为“纪念与光荣之年”，并建议在俄罗斯建立一个可供全世界访问的二战历史档案文件网络，来“纪念英雄、尊重过去，并为下一代保护历史真相”，决定在5月9日举行隆重庆祝活动来改变这一不利处境。

　　就在美俄展开历史“叙事之争”前不久，两国曾极为罕见地共同高调纪念二战期间的“易北河胜利会师”75周年，并借此强调“‘易北河精神’是两国克服分歧、为了更伟大的事业建立信任并进行合作的典范”。这是美俄借共同的历史叙事来对当前国际形势传递信号并施加影响，目的是确认两国要延续这种精神来共同面对“21世纪最重要的挑战”。外界曾据此认为俄罗斯借历史叙事实现了一次外交上完美的战术逆袭，不仅将进一步缓解与美国和西方关系，而且还借此再次确认了其与美国比肩的战略地位。

　　但仅仅两周之后，美国就公开将曾共同纪念二战会师的俄罗斯排除在了“二战胜利者”行列之外。这再一次表明无论欧美战略家们多么想通过笼络俄罗斯来实现“西方大一统”的梦，但在经过多番政治化的对历史修正和重新诠释之后，欧美社会已经不具备迅速接纳俄罗斯为“自己人”的自洽逻辑和民意基础。何况在“美国第一”的旗帜下，特朗普总统也绝不会允许普京总统作为二战的胜利者和“新秩序的缔造者”，和自己并肩而立。（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