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欧洲视野下的大变局，一是西方所谓普世价值体系遭遇困境，西方霸权正趋于终结；二是欧洲在世界地缘政治中可能无可挽回地趋于边缘化；三是非西方世界特别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功带来冲击。在大变局之下，欧洲虽未制定明确的因应战略，但内外政策已经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方向性特点。第一是防卫性上升，“保护”成为其内外政策主基调；第二是尝试走“第三条道路，”体现出欧洲在全球的独立地位和影响力，作为角逐的一方而不是作为角逐场存在；第三是战略收缩，固本靖边。欧洲是具全球性影响力的主要力量之一，其战略取向的变化必然会产生较大影响，包括对欧洲自身发展的影响，对大国互动的影响，中欧关系的未来将更为复杂。
关键词：大变局；欧洲战略；中欧关系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发展，如滚滚洪流将全球各地、各国卷入其中，如何在这股洪流中站稳脚跟，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是当今世界各国都面临的首要问题。欧洲作为全球主要力量之一，自然不愿随波逐流，被主宰，被边缘化，也希望趋利避害，有所作为，在一个剧烈变化的世界中找准自己的位置，捍卫自己的利益。过去几年来，欧洲的全球行为方式已发生重要变化，其所带来的地缘政治影响也已经显现并将长期发酵。
一、欧洲视野下的大变局
“由于立场、站位、视野、知识储备有别，更重要的原因是‘当局者迷’，我们都还处在变局之中，”所以对大变局的理解也是“见仁见智，”看法不一，但毫无争议的是，这一变局影响重大而深远，是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威胁多元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的结果，而且还在深入演进。欧洲视野下的大变局，是西方所谓普世价值体系遭遇困境，西方霸权正趋于终结；是欧洲在世界地缘政治中可能无可挽回的趋于边缘化；是非西方世界崛起带来真实的经济和“制度竞争”，等等。
首先，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体系陷入困境，不仅在全球，甚至在西方内部也受到质疑。二战后，西方国家倡导并极力推广一系列所谓普世价值观，包括民主、人权、法治、自由贸易以及自由市场经济等等，这被视为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的基石。20世纪40和50年代，在美国主导下，西方建立起一系列多边机制，包括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等，助力西方在全球推广和巩固西方价值观。苏联解体和冷战的结束标志着西方价值体系在全球的声势达到最高点，甚至出现了所谓的历史终结论。但是历史并未按照西方的设想和规划演进，世界各国均拥抱西方价值观终归只是一种幻想。民主、人权、法治和自由贸易、自由市场经济等概念本身并无问题，问题是由谁来解释，由谁来评判，只不过西方凭借其强势地位，长期垄断这些概念的解释权，广大发展中国家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
过去十余年来，这一状况正在改变。一方面，西方价值体系并不足以保证产生好的经济和社会效果，其在全球的榜样力和影响力大幅下降。欧美国家贫富分化、阶层固化现象均更为严重，民众对未来生活充满悲观情绪。民调显示，绝大多数欧洲人和美国人对本国政治精英失去信任，认为他们没有代表人民利益；在美国和欧洲国家，对民主的不满成为普遍现象，多数国家对民主的不满意率都超过满意率。这也是为何欧美民粹主义都在大行其道的主要原因。2020年初以来，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号称最民主、最重视人权的欧美国家，疫情却最为严峻，截至2020年12月30日，美国死亡人数已经超过35万，意大利、英国死亡人数均已超过7万，而且还在快速增加，更是表明西方价值取向存在问题。
另一方面，西方所作所为充分展现了其价值观的双重标准和虚伪性，进一步弱化西方价值体系的全球感召力。西方的民主、人权只是本国甚至只是本国部分人的民主、人权。西方国家肆意干涉他国内政、颠覆他国政权，阿富汗、叙利亚、利比亚等诸多国家的遭遇惨痛而深刻。在美国，黑人群体长期遭遇歧视，导致“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风起云涌。在欧洲国家，族群矛盾愈益尖锐。在跨大西洋两岸，经济民族主义都在盛行，特别是美国特朗普政府毫无顾忌推进单边主义保护政策，为自由贸易设障，对外来投资筑墙，显然是违反了其自身倡导的自由贸易及自由市场经济价值观。
长期以来，西方所谓普世价值体系很大程度上只是其干涉他国内政、维护自身垄断利益的工具，正因为如此，其在全球范围内遭到愈来愈大的抵制。比如，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过去曾是西方干涉他国内政的主要工具，但现在发展中国家价值理念正得到其越来越多的认可，西方已经无力主导这一机构，美国因此于2018年6月宣布退出。2020年6月22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再次通过中国提交的“在人权领域促进合作共赢”决议。决议倡导坚持多边主义，呼吁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各国应在人权领域开展真诚对话与合作，分享促进和保护人权的良好做法和经验，加强人权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实现合作共赢。2019年7月10日，西方纠集22个国家发表声明，就所谓新疆问题谴责中国，但随后却有50个国家签名称赞中国在人权领域取得的重大成就，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对他国施压。2020年10月29日，联合国大会负责社会、人道主义和文化事务的第三委员会向会员国汇报例行工作并审议人权问题，以英美为首的23个国家就新疆问题向中国“发难，”但却遭到54个国家的批驳。实际上，大多数亚洲和非洲国家对欧美滥用民主、人权等价值观议题干涉其内政早已极为不满。西方在价值体系上的话语权虽仍然强大，但显然已经无法主导世界。
西方价值体系之所以长期占居全球主导地位，并不在于其本身的所谓普世性，而在于西方实力特别是经济和科技力量的强大。但近十余年来，美欧先后爆发了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经济神话被打破；其科技实力也无法做到垄断世界，并开始遭遇真正的挑战，美国以举国之力打压中国民营企业华为就凸显其这一焦虑心理。西方价值体系可能正处于崩解的进程之中，这正是西方总体实力下滑的反映。法国总统马克龙已公开承认“西方霸权地位可能正趋于终结”。国内生产总值（GDP）、军事实力和科技实力这些硬指标很大程度上能说明这一问题，但软实力特别是价值理念影响力上东西方的“再平衡”则更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西方主导世界的能力正在丢失，随之而来的既有科技、经贸利益上的削弱，更有心理上的巨大落差和不适应。
第二，欧洲正远离世界地缘政治中心，相对边缘化的趋势可能难以逆转。欧洲曾经雄霸世界400年，长期是世界政治经济绝对的中心。即使二战后其实力大损，但作为冷战前沿仍能发挥关键性作用。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过去十余年来，欧洲颓势尽显，在重大国际事务上的引导性作用趋于下降。一个无可挽回的事实是，欧洲占全球人口及GDP的比例过去几十年来一直在持续下降，到2050年时，全球最大的七个经济体中将无一欧洲国家。
欧洲在世界政治中趋于边缘化的一个重要迹象是，中美博弈对世界政治发展的“牵引力”上升，欧洲人发现，自己正在成为地缘政治的角逐场而非角逐者，面临选边站队的强大压力，也就是说，欧洲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无法主宰自身命运。过去十余年，特别是特朗普执政以来，中美竞争加剧，美国启动了全政府对华遏制模式，包括拉拢、胁迫欧洲与美国一起共同遏制中国。
应该说，欧洲与美国一样，对中国有相似的诉求，包括在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开放、所谓不公平竞争以及价值观等方面，但中欧分歧和矛盾可以在对话中解决，中欧事实上在国内发展及国际事务上有越来越多的共识。但美国全力施压，比如威胁停止情报共享、从欧洲撤军等等，欧洲国家被迫选边站队，也就是与美国站在一起对华施压。5G就是一个代表性案例。美国为打压华为，无所不用其极，以莫须有的国家安全问题为由，要求欧洲国家拒用华为。欧洲国家虽然声称自主决策，但大多数实际上基本屈从了美国的意愿，做出了明确或事实上禁止使用华为5G产品的决定。2020年英国约翰逊政府在华为5G问题上的出尔反尔，就表明了欧洲国家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主权及自主性的缺失。毫无疑问，美国为维护霸权地位，不惜损害自身经济利益也要打压华为和中国高科技产业，推动“脱钩”。但欧洲本无霸权地位，自然无须不惜代价去维护。中国经济的发展、科技上的进步对欧洲来说也是个机会。打压华为，并非欧洲主动政策选择，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施压的结果，事实上严重损害了欧洲国家自身经济利益，也损害了中欧关系。
欧洲在世界政治中趋于边缘化的另一重要迹象是，在至关重要的周边安全问题上，欧洲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沦为看客。对欧洲来说，其大周边包括非洲、中东、东欧，安全与发展问题越来越突出，难民、非法移民以及恐怖主义甚至传统军事安全等问题对欧洲构成越来越大的压力，可以说是欧洲的核心关切。但就是在这一核心关切问题上，欧洲越来越无法掌控事态的发展。2020年10月爆发的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在纳卡问题上的冲突，基本上是由俄罗斯和土耳其两个欧洲边缘的国家在做决定，欧盟和德、法等国无法也无力介入。欧洲“曾经在2008年无助地看着俄罗斯入侵格鲁吉亚、2014年分割乌克兰，如今在纳卡战事上再次靠边站，眼看着俄罗斯在东欧地区再次获得地缘政治的胜利”，而毫无办法，最后只能接受既定事实。在叙利亚和利比亚等战乱国家，也是俄罗斯和土耳其在起主导性和决定性作用。法国试图在黎巴嫩重建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马克龙总统本人也付出了极大的政治资本，但也无功而返。在伊朗核问题、巴以和平等问题上，欧洲更是只能看美国眼色，寄望于美国回心转意。在乌克兰问题上，欧洲必须服从美国和北约的战略意图，即使法国、意大利甚至德国在内均有强烈改善与俄罗斯关系的意愿，也无法付诸行动。对地区重要国家土耳其，欧洲向来执行既拉拢又拒止的政策，但随着欧洲困境的加剧以及土耳其自信心的上升，土耳其已经基本脱离了欧洲的掌控，并与希腊、塞浦路斯、法国等欧盟国家在诸多问题上形成尖锐对立。
更重要的是，欧洲一体化倒退风险增大，这将削弱欧盟国际地位，这是欧洲在世界政治中趋于边缘化的又一重要迹象。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对欧盟投下震撼弹。2021年1月1日，英国在结束过渡期后，正式完全脱离欧盟，与中、美、俄一样，成为一个欧盟外国家。而且，从长期来看，英国对欧盟构成的挑战和威胁可能将远远超过中、美、俄等国。但欧盟迄今仍不愿接受、也不愿面对这一现实，并未对英国这样一个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宁愿承受巨大经济损失也要离开欧盟的做法作深入检讨，而是基本上将脱欧原因归咎于英国国内政治。应该说，二战后启动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取得了重大成功，解决了欧洲的战争与和平问题，将分散的欧洲国家凝聚起来，欧盟凭借其巨大的单一市场、共同的贸易政策和货币政策（欧元区）、强大的规则制定能力（即所谓“布鲁塞尔效应”），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世界性力量。但与此同时，欧盟内部问题逐渐累积，南北经济分化形成的鸿沟难以弥合，东西价值观矛盾冲突加剧，民粹主义、国家主义思想泛滥，欧盟层面的民主赤字与成员国民主的被限制、被剥夺更是形成难以克服的巨大冲突，这些都严重削弱了欧盟的凝聚力和行动能力。英国脱欧是第一例，但很难说这就是最后一例。
正因为如此，欧盟2016年发表其最新一份全球战略时就已经宣称，“我们生活在一个面临生存危机的时代”，“我们的联盟遭受威胁”，“带来了和平、繁荣和民主的欧洲计划受到怀疑”。
第三，非西方世界特别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功。尽管欧洲和西方不愿承认，但中国无疑是成功的，无论是从经济、科技、社会、教育，还是国际影响力等诸方面来说均是如此。从经济上来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制造业和货物贸易国以及外汇储备国。正如德国总理默克尔所说，“我们正在目睹世界发生的巨大变化，1990年德国统一那年，中国占世界经济产出的1.7%，德国占6.8%，今天，德国占4.5%，中国占16.3%。30年来，中国的份额从1.7%增长到16.3%，中国经济总量在2007年就超过了德国”。2020年，中国GDP还可能超过欧盟，与美国GDP也将更为接近。民调显示，多数欧洲国家民众认为，中国而非美国是世界上的领先经济体，这反映了欧洲社会的一种焦虑情绪。
从科技上来说，尽管欧美仍占优势地位，但美国对中国科技企业的打压反过来表明，中国科技实力、创新能力、在全球的市场占有率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平。
从全球影响力来看，中国方案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和认可，2016年11月，联合国大会首次在决议中写入“一带一路”倡议，法国总统马克龙宣称，“‘一带一路’是近几十年来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理念”；2017年2月的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2017年9月，第71届联合国大会将“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写入“联合国与全球经济治理”决议；2018年12月，第73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关于农村贫困问题的决议，“精准扶贫”等理念明确写入其中。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全球各国的一场大考，毫无疑问，中国经受了考验，经济社会发展基本恢复正常，将是2020年唯一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相反，欧美疫情未能得到很好的控制，严重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并可能造成严重的后遗症。
中国的成功超出了西方的预料，因为按照西方的逻辑，一个不民主（西方语境下的民主）、不实行自由市场经济（西方语境下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无法取得经济和科技发展的成功，德国总理默克尔说，“对于从冷战中走来的人而言，他们自然也面临一个难以置信的挑战：一个更接近于共产主义制度而非民主制度的政治体系突然崛起了，这样的一个国家突然在经济上如此成功。冷战的经历告诉我们，独裁、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政权，不管怎么称呼它吧，无论迟早都不会在经济上取得成功”。但是中国成功了，显然，中国的发展颠覆了西方传统观念，也带来了一个欧洲和西方无法解释的根本性挑战。
二、欧洲的战略取向
作为美国小伙伴，欧洲能分享霸权红利的美好时代已经一去不返，这几年欧洲内部讨论最多、考虑最多的是，如何因应大变局，更为有效地捍卫自身利益。从目前来看，欧盟虽未制定明确的因应战略，但其内外政策已经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方向性特点。
首先是防卫性上升，“保护”成为欧洲内外政策主基调。2017年9月26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法国索邦大学发表演讲，提出要建设一个“主权的、联合的、民主的欧洲”，为欧洲未来发展规划了一幅蓝图。当时这一概念并未能得到德国及其他国家的积极呼应，仅被视为法国又一项令人怀疑的欧洲倡议，目的仍然是将法国利益欧洲化，拓展法国影响力。随后几年，“欧洲主权”成为热词，开始为欧盟机构及德国等成员国广泛接受，并被细分为技术主权（数字主权）、货币主权、防务主权，甚至健康主权、卫生主权等等。德国总理默克尔就曾表示，欧洲要拿回“数字主权，”减少对美国企业的依赖。自一体化启动以来，主权一词主要为各国民族主义者所运用，目的是捍卫民族国家的主权权利，反对欧洲更为紧密的一体化，英国之所以脱欧，目的就是为了从欧盟拿回英国的主权。马克龙也承认，欧洲主权即意味着欧洲有一个类似“欧洲合众国”的政治实体，但这在可预见的将来都是不可能的。所以马克龙强调，欧洲主权的实质内容就是自治、自主的权利，即抵御外部压力，自主，包括自主决定与哪个国家合作。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欧洲主权与战略自主内涵相同，事实上，在欧洲政治领导人语境里，这两个词可以互换使用，只不过法国人更爱用欧洲主权的说法，而欧盟机构和德国领导人更倾向于使用战略自主的说法。马克龙自己也承认，欧洲主权的说法有点过，战略自主是更为中性的说法。在美国将货币和经济政策武器化，利用美元的霸权地位对欧洲进行长臂管辖，限制欧洲与伊朗正常的贸易关系，阻止“北溪二”管道建设的背景下，推进欧洲主权建设，保护欧洲利益和自主决策能力就显得格外重要。综而言之，欧洲主权虽然是一个范围广泛的概念，但其目的主要在于减轻对大国特别是对美国的依赖，增强自身实力，达到捍卫自身利益的目的。所以，从根本上讲，当前欧洲所谓主权建设，实质上是一种防卫性的保护行为。
从经济上看，欧洲的经济主权、数字或技术主权建设，目的是保护欧洲的所谓关键技术或关键基础设施，限制外国或外部企业对欧盟的经济、技术渗透，扶持欧盟本地的高科技企业发展，降低对外部技术的依赖。这种对欧洲经济进行全面保护的思想和观念已经在欧洲占居主导地位，成为一种新的思维范式，与过去几十年欧洲推崇自由竞争、自由贸易的自由主义世界观形成鲜明对比。而对于以往自由主义世界观，欧洲则认为自己那时“太幼稚”。“幼稚”这一说法现在为欧洲领导人广泛使用。所以保护、建设欧洲主权，推动战略自主就成为成熟的标志。但欧洲在经济上的保护性做法很多情况下与保护主义已无分别，也可称之为欧盟层面的经济民族主义行为。只不过由于保护主义以及经济民族主义是一个极为负面的标签，使用欧洲主权、战略自主的说法更容易让欧洲心安理得，尽管在实质内容上，二者大多时候并无分别。在贸易方面，欧盟出台了新的贸易救济措施，扩大欧盟委员会在反倾销、反补贴方面的权力，推动进口替代政策；计划推出碳关税，对进入欧盟单一市场的所谓污染产品征收关税，这实际上也是欧盟一贯声讨的单边主义行为。在投资方面，欧盟强化了投资保护措施，政府干预企业并购的门槛越降越低，而且随意性增大。制定新的产业战略，加大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力度，包括鼓励产业回迁，建立欧洲电池联盟，打造欧洲电动汽车冠军企业，建设欧洲的云计算平台等等。总之，欧盟对经济开放的信心下降，对自由市场经济的抵触加大，堡垒化趋向愈发明显。芬兰欧洲事务部长承认，欧盟的保护主义日益强大。
从价值观上看，欧盟和欧洲国家一直都是进攻为主，在全球推广民主、人权，甚至以所谓“人道主义干涉”为由，军事入侵他国，如2011年的“打卡”（利比亚的卡扎菲政权）战争；在格鲁吉亚、乌克兰等国推动颜色革命等等。而最近几年，欧盟战略发生明显变化，其重点不是在全球推广自身价值观，而是重在防范其他国家价值理念对本地区国家的影响和渗透。欧盟2016年全球战略就已经提出，“要强化自身民主的韧性”。2019年底成立的新一届欧盟委员会专门设立一项新职能“保护欧洲生活方式，”交由一名欧盟委员会副主席负责落实。至于所谓欧洲生活方式，按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说法就是“民主、人权、法治”等内容。也就是说，欧盟现在担心，外部所谓“专制”“不自由民主”等价值观念可能影响到欧盟国家，导致欧盟一些国家在价值观上发生倒退。匈牙利、波兰等中东欧国家的“专制”倾向更加大了欧盟及德、法等国担心。
从对待境内穆斯林群体以及移民和难民的态度来看，欧洲的保护心态更为突出。近十年来，欧洲国家穆斯林群体与主流社会关系总体呈恶化态势，骚乱、恐怖袭击层出不穷；与穆斯林的极端化相对，极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也表明欧洲主流社会也在激进化。欧洲国家普遍加大了对穆斯林群体的监控力度，出台系列针对性法案，包括禁戴头巾、禁穿罩袍等等。法国政府2020年12月9日提出一项新的法案《加强尊重共和原则法》，内容包括限制在家上学(目前法国有6.2万名儿童在家上学，其中许多为穆斯林），对民间协会和礼拜场所运作及资金来源加强管控，严格管制互联网上的仇恨言论等等。与此同时，欧洲国家普遍收紧了移民和难民政策。2020年9月23日，欧盟委员会推出新版“移民和难民庇护一揽子方案”，加强在欧盟边境对移民申请的审核，并对难民在欧盟境内的分配进行调整。11月5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要完善“申根协议，”“在欧盟边境部署真正的安全警察部队”。
另外，为加强防御和保卫能力，更为有效地反击、反制外部对欧洲采取的地缘政治经济行动，欧盟也开始积极打造地缘斗争“工具箱”。欧盟委员会就声称要做一届“地缘政治的委员会”，欧盟高官也一再宣称要学会使用“权力的语言”，更多展示欧盟的肌肉，主要是利用欧盟全球最大单一市场地位，推广欧洲规制、理念，将气候、环保、劳工标准、公平贸易等条文纳入自贸谈判框架；制定《通用数据保护条例》（2018年5月25日生效），正在制定新的“数字服务法案”“数字市场法案”等，限制、规范大型高科技公司；欧盟委员会获得授权，制裁涉嫌违反欧盟网络安全法的外国公民和企业。2020年12月7日，欧盟理事会通过一项全球人权制裁机制，对违反人权的个人、实体和机构实施资产冻结、旅行限制等制裁措施。
第二，尝试走“第三条道路”。欧洲认为，中美博弈是本世纪第三个十年，也可能是下个十年全球政治的最主要特征。拜登上台不会改变中美关系的对抗性和敌对性。如果没有特别的意外事件，中国的继续崛起将无可阻挡，与美国实力将愈益接近，在亚太地区及全球的影响力将进一步提升。美国作为霸权国家，试图使中国无论在科技、经济、还是军事、国际影响力等方面永远落在它的后面，并为此无所不用其极，“欧洲不想被卷入中美冲突之中，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但这却是欧洲不得不将长期面对的现实。当然，欧洲毫无疑问更倾向于美国，一是因为与美国价值观相似，历史、文化甚至血缘上的纽带紧密；二是欧美对华有相似的诉求；三是欧洲仍然依赖美国，特别是在安全问题上，所以欧洲事实上在很多问题上已经选边美国，只不过程度和范围有异。欧洲可以利用美国或者说通过与美国合作，达成自己的一些对华目标，比如借美国之手压中国改变经济运作模式，至少是更多更快开放市场；遏制中国科技进步，阻止中国标准成为全球标准；利用作为被拉拢一方的有利地位，化被动为主动，实现对美、对华政策目标，等等。但是，在对华长期目标上，欧洲毕竟与美国有很大不同，欧洲的目标是规范中国而不是让中国的崛起倒退，中国崛起很大程度上也有益于欧洲，因为中国市场是欧洲高质量汽车和机械产品以及奢侈品、旅游业的希望所在。欧洲与美国绑在一起会付出代价，比如失去在中国的商业机会，可能招致中国报复，这一代价可能让欧洲难以承受。再比如，中西对抗可能再次形成两极格局，弱化多边机制行动效力，等等。
所以，完全与美国绑在一起将严重损害欧洲自身利益，作为一个依附于美国的小伙伴，欧洲在国际地缘政治中将加速边缘化，最终甚至因内部压力和矛盾加大而走向崩溃和瓦解的道路。这是欧盟决不愿看到的。欧洲的最好办法就是，运用自己哪怕是有限的影响力，加强与中美两国的理解与合作，同时促进中美之间的理解与合作，降低中美对抗烈度，避免彻底选边美国。也就是说，要走所谓第三条道路，即欧洲对外战略既不同于美国，也不同于中国；既与美国携手，又保持独立性；既对华防范，又对华合作，总之，要体现出欧洲在全球的独立地位和影响力，作为角逐的一方而不是作为角逐场而存在。
欧洲的第三条道路，从目前看有三个维度。一是重建大西方，主要是重启跨大西洋关系。欧洲对西方有强烈的归属感，渴望美国的领导力，过去四年，很多欧洲人对美国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对美国和西方的没落充满失败感。2020年2月14～16日召开的第56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主题是“西方的缺失，”表明了欧洲人对重振西方的期盼。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既能获得保护，也能提升影响力。因此，对于拜登上台，欧洲充满期待，欧洲希望未来的欧美关系将不再是美国单方面对欧洲的霸凌式施压和要求，而应该是一种更为平等、理性协商的关系。
二是保持与中国的接触与合作，在对华问题上既尽量与美国保持一致，也凸显与美国的差异。欧洲对在与中国经济和制度的竞争中可能落败的焦虑感上升，未来配合美国遏制中国发展的意愿将有所增强。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欧洲也不愿严重损害有利可图的中欧关系。2020年1～9月，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欧盟最大贸易伙伴，这凸显中国对欧盟经济上的重要性。目前中美两国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中国国内凝聚力强，一心一意谋发展，且已基本克服疫情的影响；美国国内陷入分裂状态，且仍将较长时间内为疫情所困，加上欧洲自身经济形势十分危险，中国未来几年对欧洲在经济上的重要性将更为突出，欧洲不能不保持与中国的良好关系。
三是建设多边主义联盟。欧盟本身就是一个主权国家的联合体，多边协商是其存在的基础。作为一个主要性质是民事的力量，欧盟更习惯于在一个可预期的国际体系内生存发展，不习惯于大国之间的硬实力碰撞。所以欧盟一直强调有效多边主义的重要性，将其视为维护自身利益的根本。特朗普时期，为抵制美国单边主义霸权政策，法、德牵头提出建立“多边主义联盟”的倡议，将世界上所谓志同道合的中小国家联合起来，共同捍卫国际多边机制和架构，反对单边主义行为。拜登宣称将回归多边主义，这将为欧盟所乐见。未来欧盟可能与美国一道，共同推进国际机构如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的改革，加大解决全球性问题如气候变化的力度，也可能建立一个所谓的“民主国家共同体，”凸显多边机构的西方属性。
第三，战略收缩，固本靖边。大变局之下，站稳脚跟，赢得国际尊重和影响力的唯一办法就是做好自己的事，对于内忧外患的欧洲来说，更是如此。预计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欧洲的战略重点都将是解决好其经济、社会发展及各成员国之间的融合问题。一是经济发展。德国总理默克尔早在2020年6月时就曾表示，“欧盟要生存，经济首先要生存”。2020年欧盟遭受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经济陷入有史以来最严重衰退，预计欧盟经济2020年将衰退7.4%，2021年增长4.1%，直到2022年欧盟经济才可能恢复到疫情前水平。为应对疫情，欧盟支出了天量资金，造成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急剧增加，2020年第二季度，欧盟27国财政赤字率为11.4%，欧元区19国为11.6%；欧盟债务占GDP比例为87.8%，欧元区为95.1%，其中希腊、意大利、葡萄牙和法国分别高达187.4%、 149.4% 、126.1%、114.1%。未来这一数字还可能持续走高，并将在相当长时间内制约欧盟经济发展。未来欧盟经济形势将极为严峻，贫富差距的扩大、失业率的攀升可能演化为社会问题，刺激极右、极左民粹主义的发展，最终可能引发一体化危机。维护经济可持续发展是欧盟当前及未来很长时间内的首要任务。欧盟已经推出了规模达7500亿欧元的“复苏基金，”重点扶持成员国发展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
二是促进内部融合，凝聚共识，推动欧洲一体化持续发展。欧洲的力量在于联合，在于一体化，而过去十余年来欧盟在国际舞台上逐渐边缘化也正是因为欧盟内部团结和一体化出了问题。所以，欧盟决定启动“关于欧盟未来的大会，”这一会议原拟于2020年初启动，因疫情被迫推迟，预计将于2021年上半年启动。这是一次跨年度的系列会议，成员国、欧盟机构以及公众都将广泛参与，并于2022年形成会议结论，为欧盟及欧洲一体化发展提出对策建议，议题包括民众关心的卫生、环境、社会公平、创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欧盟民主以及欧盟的国际角色等等。欧盟还准备将英国打造成一个失败的脱欧案例。在欧盟看来，英国脱欧后要么仍然与欧盟紧密绑定在一起，接受欧盟的规则，要么就必须失败，如果一个主权的英国在欧盟之外成功发展，对欧盟而言将是一个致命性的挑战。这也是欧盟在与英国进行的贸易谈判中持强硬立场而且毫不退让的原因所在。对欧盟来说，对英国强硬必须起到“杀鸡儆猴”的效果。
三是关注周边安全。与美国不同，欧洲的周边安全问题十分突出，而且，由于域外大国如美国、俄罗斯的卷入，欧洲也无力掌控局势。从未来发展来看，欧洲的周边安全问题只会更加突出而不是趋于改善、缓和。随着美国势力和影响力逐渐淡出中东和非洲、甚至东欧，欧洲将不得不承担更多的责任。无论从意愿和能力上来说，欧洲都不可能对周边之外的安全事务进行实质性投入。法国、德国、荷兰等欧盟成员国均推出了所谓的印太战略，欧盟也可能在2021年推出自己的印太战略，但其主要关注点在于经济机遇。英、法在印太地区推行所谓自由航行行动，举行军演，甚至德国也准备参与其中，但这只具象征意义，并无实质影响力，更多只是一种配合美国的印太表演。未来，随着欧洲内部压力的增大以及中东、非洲、东欧等欧洲大周边地区矛盾甚至军事冲突的爆发，欧洲在印太地区的象征性军事行动也将难以维系。
三、欧盟新战略的地缘政治影响
欧盟作为一个整体，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具全球性影响力的主要力量之一，其战略取向的变化必然会产生较大的地缘政治影响。
首先是对欧洲自身的影响，欧洲在经济和价值观上的保守性和不自信心态将在很大程度上压缩其发展空间，弱化其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从经济上看，欧洲从开放到保守、从自信到怀疑的世界观不利于欧洲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小国家由于自身市场有限，其经济上的繁荣特别有赖于开放的全球市场，欧盟由中小国家组成，自然也特别依赖对外贸易和全球市场。2019年欧盟货物和服务出口占GDP比例为47.1%，美国是11.7%，中国也只有18.4%。也就是说，中美不依赖全球市场也可依靠内部消费而生存发展，但欧盟就难以做到。由于欧盟体量的巨大，其贸易保护主义上升将严重损害全球生产的自然分工，削弱欧盟比较优势，损害欧盟消费者利益。值得指出的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尽管欧盟进口了大量的口罩、手套、消毒液等医用产品，但这些都是价格低廉的低端消费品；与此同时，欧盟出口了大量高端医用设备。如果欧盟强行推动制造业回迁，在本地生产口罩等医用产品，将得不偿失。如果欧盟的贸易保护措施招致他国报复，欧盟也难以承受。欧盟的投资保护主义也不利于生产要素的自然分配。生产力的提升和技术进步要靠创新获得，而没有竞争也很难创新，所以，欧盟对其科技的过度保护从长远看难以维持，不会促进而只会阻碍欧盟的科技进步和产业竞争力的提升。欧盟过去长期支持自由贸易和相互投资，现在却只愿进行选择性的自由贸易和投资，自己保护，却要求他国开放，这将产生严重的负面示范效应，刺激全球各国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情绪，这一结果应该也是欧盟不乐见的。
从价值观差异和文化多样性的角度看，欧洲对其价值观的执着、对他国干涉其生活方式的疑虑也将给欧盟带来严重后果。其一，欧洲社会将进一步撕裂。欧洲国家特别是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国存在大量的穆斯林人口，从人口发展趋势来看，欧洲穆斯林群体还将继续扩大，占欧洲总人口比例也还会持续上升。欧洲的任务是给这部分人群提供公平公正的就业和生活环境而不是差异化对待。但欧洲过于看重自身价值观，以立法等形式强制要求穆斯林群体改变生活方式，客观上造成了穆斯林群体与信奉基督教的欧洲白人群体的对立，引发“文明冲突”的担忧，这将无益于解决欧洲内部的族群冲突和部分穆斯林的激进化问题，反而会让这一问题更加严峻。未来穆斯林群体的激进化与极右翼民粹主义将相互刺激，形成恶性循环，“文明的冲突”在欧洲也可能成为现实。
其二，加剧成员国矛盾，削弱欧盟凝聚力，并可能最终导致某一或某些成员国退出欧盟。波兰、匈牙利等中东欧国家近年来与欧盟及德、法等西欧国家关系持续紧张。原因有二：一是这些国家拒绝接收难民、特别是穆斯林难民；二是欧盟认为这些国家正在走向“专制”的道路，违反了欧盟价值观和法治原则。波、匈两国一度威胁否决欧盟2021～2027年长期预算，因为欧盟将法治要求与资金分配挂钩。欧盟对该两国国内政治的过度干预将激发两国对欧盟的愤怒情绪，将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尽管目前看来波兰脱离欧盟好像仍很遥远，但波兰国内部分人士已经开始担心，如果波兰与欧盟的对抗持续下去，未来某一天，就像英国一样，波兰最终也可能选择离开欧盟。
其三，增加欧盟与其他国家的摩擦和冲突。2020年10月16日，法国巴黎因为《查理周刊》漫画事件引发了恐怖袭击事件，一名穆斯林青年当街斩首法国历史教师，引发法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冲突，多个伊斯兰国家对法国商品发起抵制行动，抗议法国侮辱伊斯兰教先知，而法国和欧洲则坚持“言论自由”。可以预料，法国、欧洲与伊斯兰世界的冲突还将持续延烧。
其次，国际地缘政治对抗性上升，特别是阵营化对抗风险加大。过去四年，中美博弈日趋激烈，但特朗普在贸易上全面出击的做法，加上其善变、多变的性格，难以凝聚西方共同对华立场。与特朗普政府试图拉拢俄罗斯共同对付中国不同，拜登视中国为最大的竞争者，视俄罗斯为关键威胁。拜登上台后，西方国家归队意识强烈，欧美在价值观问题重新找到共同语言，并欲以意识形态划线，更为明确地区分敌我。预计未来美、欧盟、英、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对外政策将更为协调，并试图拉拢日本、印度以及其他所谓民主国家，形成一个更为广泛的民主同盟，共同向中、俄等国施压。英国已经宣布，作为2021年的G7峰会的举办方，将邀请澳大利亚、印度、韩国与会，将G7转变为D10（即所谓10个民主国家）。
中、俄面对西方的集体施压，也势必在本已十分紧密的战略协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合作力度。因此，未来西方与中、俄这两大阵营对立的战略态势可能很难逆转。这甚至可能演化为类似冷战时期两极对抗，其他国家将面临更大的选边站难题。这将不利世界和平稳定，也不利于恐怖主义、气候变化、数据安全、生物安全等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也必将拖累包括西方国家在内全球经济的疫后复苏与重建。这一风险切实存在，实际上也正是欧洲国家想要避免的。未来是否形成两大阵营，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欧洲“第三条道路”的成功与否。
欧洲的第三条道路重在平衡，一是平衡价值观及制度对抗与经济利益及国际合作收益二者之间的关系；二是平衡迎合美国的需要与可能遭受中、俄报复而受损失二者之间的关系；三是平衡拒绝美国要求与可能失去美国保护二者之间的关系。欧洲虽然想走第三条道路，但能不能走通，能走多远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其一是欧洲内部存在分歧。大多数国家主张仍然依赖美国，对于独立于美国、甚至违反美国意愿行动持保留甚至反对态度。法国是走第三条道路的最坚定支持者，但很难说服欧洲其他国家与其一同行动。其二是美国对欧洲施加何种压力。如果美国对欧洲极限施压，那么最终欧洲可能将不得不跟随美国，欧洲将完全失去自主性，也就谈不上第三条道路了。其三是看欧洲的外交能力。如果欧洲国家采取务实立场，在中美俄之间穿针引线，化解分歧、促进合作、降低冲突，则可能促进中美欧俄四大力量之间的良性互动，欧洲的第三条道路也能走通。
中美欧俄之间未来的互动形态不确定性较大，既潜藏大双边对抗的风险，也暗含求同存异、加强合作、良性互动的机会，而欧洲能否起到平衡者的作用，将是决定中美欧俄互动性质的重要因素之一。
再次，对中国及中欧关系的影响。中美博弈态势难改，欧洲如何应对影响重大，其战略取向表明，未来欧洲将更多站队美国，联合西方国家共同应对中国。所以未来中国国际环境可能更为不利。一是科技上的封堵。欧洲对华科技政策已经开始出现美国化迹象，比如限制与中国的高科技合作；阻止中国资本在欧盟国家的并购；排斥华为5G；对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内的脱钩接受度上升，打造所谓“闭环”产业链，鼓励企业回迁；对中欧之间的学术往来疑虑上升，也开始设置障碍，等等。欧美之间在数字科技、绿色经济等关键领域虽然也有分歧，但在阻止中国科技进步方面有共同诉求，预计未来欧美在相关领域的规则、标准制定等方面的合作会更加密切，而中欧经贸特别是科技领域的务实合作将会面临更多障碍。二是国际上的排斥。拜登上台后，欧美价值观合流，在G20、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以及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将加码拉帮结派，炒作涉华议题，诋毁中国国际形象。三是增加中国处理周边问题的难度。美国的意图是在中国周边找问题、下绊子，不遗余力挑拨离间。欧洲在亚太有日益增长的经济利益，加上需要迎合美国，也会配合美国行动。总之，树欲静而风不止，中国的周边事态将更为复杂，不确定性大大上升。
过去几年来，中欧关系更为微妙、复杂，欧洲对华抱怨、不满增多，将中国定位为经济上的竞争者和制度上的对手，防华甚至排华情绪上升。但与此同时，中欧务实合作仍然持续深化发展，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欧班列”2020年开行10000多列，将中国和欧洲更为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中国2020年可能成为欧盟最大贸易伙伴；中欧在共同抗疫上的合作也富有成效。中欧领导人之间通过实地访问、视频会议及电话保持了密切的沟通；《中欧地理标志协定》正式生效；中欧投资协定也于2020年12月30日完成谈判。这些表明，中欧之间有强大的共同利益，一是经济上的共同利益，中欧双方经济发展都离不开彼此市场和投资，特别对欧洲来说，未来中国市场的作用会更加突出；二是维持一个稳定、可预期的国际秩序的共同利益，中欧都反对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长臂管辖”；三是改善、加强全球治理的共同利益，全球性问题如气候变化、核扩散、生物安全、恐怖主义，需要各国共同努力，任何一国都不可能单独面对。强大的共同利益催生强大的务实合作需求，欧洲在将中国定位为经济上的竞争者和制度上的对手的同时，也将中国定位为合作伙伴，用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的话来说就是，在如何对待中美博弈的问题上，“我们欧洲人要用自己的方式”。
与中美之间的竞争性甚至对抗性关系不同，未来中欧之间仍将是一种总体良性的竞合关系。但有鉴于欧盟心态变化及其战略取向的保守性，中欧之间需要加强沟通，增进理解，扩大合作，管控分歧，维护中欧关系以合作为主的发展态势，避免恶性竞争甚至对抗。这需要中欧双方的共同努力，特别是欧洲需要避免负向思维，多从积极、正面的角度看待中国发展带来的机遇，中欧关系潜力仍有待挖掘。
本文原载于《现代国际关系》2021年第1期
（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兼欧洲研究所所长）
http://www.cssn.cn/gjgxx/gj_ozyj/202103/t20210311_531734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