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07月11日 10:59:57 来源：新华国际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所有的战争都是局部战争、地区性战争。1914年至1918年的大战就其规模和激烈程度，尤其是总体性来说，是破天荒的。可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总体战的世纪、全球战争的世纪。
从另一方面来说，一战又是一场真正的欧洲内战，欧洲人的一战记忆甚至超过二战。每年11月11日的一战停战日，已成为“阵亡将士纪念日”，英联邦国家的人们都会佩戴罂粟花以缅怀战争死难者。
一百年过去了，反思一战，可以看到有十个方面让欧洲人意想不到：
一、均势和平很脆弱
早在1887年，恩格斯就曾预言：“对于普鲁士德意志来说，现在除了世界战争以外已经不可能有任何别的战争了。”27年后，恩格斯所预言的这场世界大战果然爆发了，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一战标志着一个长时期的和平时代的结束。自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以来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里，欧洲没有发生过重大战争。这主要应归功于大国(英、奥、普、法)之间力量上的均势，它所依靠的是英国的经济优势和海军力量，实质上是英国强制下的和平。
但是力量的均势始终没能完全调整好。它在19世纪的中叶受到拿破仑三世的挑战，在1870年受到俾斯麦的冲击，在1878年又受到俄国的威胁。更为严重的威胁出现在1900年以后。那时德国已成为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一个新的、虎虎生威、野心勃勃的大国在欧洲的心脏地区日益壮大，并且向现代秩序发起挑战。于是，德国对英国这个头号贸易和海洋国家霸权的挑战，英国和其他列强对这种经济—军事—心理威胁的反应，成为一战爆发的首要原因。历史学家们指出：“德国给欧洲力量形成的均势所造成的威胁是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真正的和主要的原因。”
二、民族主义点燃战火
第一次世界大战把成千上万的人投入了无情的“绞肉机”。点燃战争之火的是欧洲列强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
与以往列强间冲突对抗情形不同的是，帝国自身已危机四伏，受到民族主义和革命的强烈挑战。这大概是一战有别于从前的显著特征和深刻意义所在。民族主义和民族自决的强烈愿望，早在1914年大炮发言之前很久就熊熊燃烧起来了。奥匈帝国这个种族大杂烩，依靠妥协和让步粘在一起，一直受到少数族群的四处攻击，特别是受到塞尔维亚人的攻击；在俄国，沙皇的专制受到此起彼伏的未遂革命的挑战；混乱、专制、中世纪的土耳其，只保留着昔日苏丹们遗存的外表，而不是实体。
1914年6月28日，在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被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组织成员刺杀，成为一战的导火索。萨拉热窝火药桶点燃了整个欧洲。
三、经济联系没能阻止英德交战
一战前，英国学者诺曼·安吉尔在风靡一时的著作《大幻觉》中写道：“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度如此之高，欧洲文明国家之间应该不会再发生战争。”历史无情地证伪了这种天真有害的看法。
1913年，一战主要参战国的经济依存度高达10.3%，然而这并未阻止他们兵戎相见。德国是西方列强的后起之秀，1871年才统一，而大英帝国却驰骋世界达一个多世纪之久。历史学家的研究表明，1897年时，德国占据世界出口市场份额还比英国低了11个百分点，而到了一战前的1913年，这一数据下降到6个百分点。如果没有一战，德国的出口将在1926年超过英国。英国阻止德国挑战其世界市场份额，造成英德矛盾不可调和。正是这种世界市场份额的争夺，引发了帝国主义间的矛盾，最终酿成战争。
在各国纪念一战的同时，不少西方政客、学者将历史与当下进行比较、联系，认为当前的国际环境和一战爆发时有诸多相似之处，或引发升级版的一战，而美国及其重要贸易伙伴中国则分别扮演着一战前英国与德国的角色——一个是老牌帝国，另一个是新崛起的经济力量。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年1月出席达沃斯经济论坛时甚至妄称，中日间的紧张关系就像一战前的德国和英国。这种简单的类比，不但不顾中国珍视、守护和平的现实，而且极具挑动性，是非常危险的。有句俄罗斯谚语说得好——忘记过去，失去一只眼睛；沉溺于过去，失去双眼。
四、战争迅速发展成总体战
大战爆发时，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韦格如此表态：“哦，我要是知道就好了！”更多的人则认为，在1914年，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丘吉尔曾这样描述民意——“空气中有股奇怪的味道。各国对物质繁荣还不满足，热衷于内部和外部争吵……我们几乎可以确定，世界想吃点苦头。显然各地的男人们都渴望冒险”。
与此同时，现代交通和信息的发展(铁路、公路网的萌芽，尤其是电报和印刷机的使用)，不仅远没有实现四海之内皆兄弟，反而加深了分歧。这样，社会变革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使这场欧洲列强的厮杀最终演变成一场世界性的战争。欧洲之外的国家参战，尤其是1917年美国的参战和广大亚、非、拉海外殖民地国家的参战，使这场战争真正变成世界大战。
五、欧洲淡出世界舞台中心
“全欧洲的灯光就要熄灭了”，一战爆发时，人们这样感慨。的确，欧洲作为世界的灯塔自从一战爆发那天起，就一去不复返了。
一战彻底击碎了欧洲中心论，尤以大英帝国的衰落为代表。原来为世界金融中心及世界霸主的英国，在战后虽然领土有所增加，但其对领土的控制力却因战争的巨大伤亡与物资损失而削减，而其经济亦因战争大受影响，出现严重衰退。
作为欧洲中心论破灭后联合自强的努力，欧盟在二战后的废墟上，经历一步步欧洲一体化进程而诞生了。说欧盟是为了维持欧洲和平而催生，倒不如说是欧洲列强再也无法承担战争代价的产物。的确，永不再战是欧盟创立的宗旨。欧盟不是在恢复罗马帝国而是在避免战争的使命中诞生。姗姗来迟的诺贝尔和平奖2012年授予欧盟，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六、世界霸权转移到美国
和欧洲中心论被一战击碎相对应的，是世界霸权向美国的转移。按照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的悲观说法，第一次世界大战显然标志着“西方没落”的开始；它刺激了西半球(美国、加拿大)和远东(日本)取代西欧成长为世界的权力中心。
一战削弱了英、法、德、意；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日本也由债务国变成债权国，并侵占了原属德国势力范围的中国胶州湾及山东半岛。这一方面助长了日本打着将欧洲列强赶出亚洲的旗号实施侵略扩张的气焰，另一方面也酿成了日美结构性矛盾，播下了太平洋战争的火种。
七、俄罗斯与西方对抗长期化
亨利·基辛格在《大外交》中这样写道，一战的结果是社会动荡、意识形态冲突和另一场世界大战。
的确，一战的一个重要影响，是大战期间沙俄爆发十月革命，世界上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俄国，给中国送来了共产主义，同时也将俄罗斯与西方的矛盾永久化。因此，一战不仅直接导致了二战，还引爆了人类最大的意识形态对抗——冷战。
俄罗斯与西方的对抗，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乌克兰危机。美国策动乌克兰危机，旨在消除俄罗斯从文明道统上挑战基督教文明的合法性，即俄罗斯作为第三罗马帝国的底气。美国外交战略家布热津斯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乌克兰对俄国的地缘政治意义：“失去了乌克兰，俄罗斯将不再是个帝国；有了听从使唤且服从(俄国)意志的乌克兰，俄罗斯自动成为帝国。”
八、帝国解体一发不可收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兴起于欧洲东部和中部地区的沙皇俄国、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以及兴起于亚洲西部、曾一度向欧洲东南部和非洲北部扩张、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奥斯曼帝国覆灭了。而巴尔干半岛与中东地区的民族国家随之而起，如南斯拉夫、匈牙利及伊拉克等。
一战推倒了帝国解体的多米诺骨牌，埋下民族自决与独立运动风起云涌的伏笔，推动第三世界半个世纪后登上世界历史舞台，改写了世界政治版图，同时也孕育了一系列第三世界内部边界领土划分、民族与宗教而导致的纠纷，包括今天的伊拉克教派冲突等。
九、一战之后还会有二战
一战的仗没有打完。1919年，法国的福煦元帅就曾断言：“这不是和平，只是20年的休战。”果不其然，在停战短短20年后，更大规模的真正的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一战后列强签订的《凡尔赛条约》将发动战争的责任全部推给了德国，从而对德国实行条件极为严厉的经济与军事制裁，德国失去了13%的国土和12%的人口，德国被解除武装，德国的陆军被控制在10万人以下，不准拥有空军。
然而，德国虽然在一战中战败，但元气并未受到过大的伤害，工业体系依然保存完整，而且德国本土并未受到战火波及。《凡尔赛条约》过多考虑战胜国的利益分配，完全没有考虑战败国自身的利益，加上条约的空前苛刻和掠夺本质，使得德国国民对强加给他们的条约有极强的抵触情绪，引发了德国民众强烈的复仇意志。日耳曼民族为了摆脱《凡尔赛条约》的桎梏，各派政治势力、各种政治思想在德国你争我夺，显得尤为激烈，这为德国成为一次新的大战的发动者提供了条件。结果德国在希特勒的纳粹党的领导下，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十、世界大战会“过时”
黑格尔说过：“各国人民和政府从研究历史中学到的唯一的东西，就是他们从研究历史中学不到什么东西。”这位先哲的论断显然过于悲观。尽管人类一再重蹈战争覆辙，但历史并不循环往复。大战过时，成为冷战结束以来区别于20世纪的显著特征——冷战本身就已经在表明告别世界大战选项。
经历了世界性的战争浩劫之后，“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强盗逻辑在20世纪不得不作出某种修正。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家肯尼思·沃尔兹写道：“在20世纪，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这样的观点：战争中没有胜利可言，只有程度不同的失败。”
尤为重要的是，今天的中国，远比100年前的当事各方都更为清醒。“中国人民对战争带来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对和平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中国人民怕的就是动荡，求的就是稳定，盼的就是天下太平”。十八大以来，中国领导人在各种场合宣示着“和平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的理念，这也是13亿中国人共同的心声。中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受害者，也是世界和平的坚定维护者、建设者。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正在改写大国崛起的历史，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正在塑造世界历史。
王义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欧盟研究中心主任，“中欧学术连线”(CEAN)主任。出版《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等6部专著，翻译《大国政治的悲剧》等3部著作，主编“中国北约研究丛书”(10卷本)。（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王义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