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1-16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作者：徐剑梅
核心提示： 欧洲人对进步的信仰，轻易地失去了理性的守卫。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不知不觉届满百年，沧海已几度换了桑田。
回看一战前的西方世界，不知读者诸君如何，在笔者自己，最为动容的是对人类理性和进步的强烈信仰。虽然关于一战起源，百年来始终争论不休，但史家和文学家，普通人和政客，忆述之时，每每不约而同地提及进步这一信念的流行。
一战前的欧洲，用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话说，“是一个太平的黄金时代”，“好象一切都会天长地久地永远存在”，人们对世界充满信心，进步成为“时代的宗教”。“对这种不可阻挡的持续进步所抱的信念，是那个时代的真正信仰力量，人们相信这种进步已超过相信《圣经》。”
茨威格1942年在巴西一间旅馆与妻子同服镇静剂自尽，终年61岁。他的死，实有类于民国初年王国维的自沉，“经此世变”，雨打浮萍，个人是平安的，旧世界却已粉碎一地无从收拾，而其中破坏最剧烈的，可能就是对人类理性和进步的信仰。
去世两年前，他完成了自传《昨日的世界》，字字含泪。这不奇怪，当时他在致友人的书信中说：“出于绝望，我正在写我一生的历史。”在序言里，他亦开门见山地强调，为自己作传，绝不是因为把个人看得如何重要，而是因为他这一代欧洲人，受到两次世界大战的煎熬，命运之多舛，史上罕有其匹。
这代人的特征，在茨威格看来，是技术与知识的极大进步，与理性的失败和野蛮的胜利不可想象地同步发生。一战前的40年间，欧洲经济日趋繁荣、生活日益富足、火车飞机的发明极大地缩短了地理距离，“人们用蔑视的眼光看待从前充满战争、饥馑和动乱的时代，认为那是人类尚未成熟和不够开化的时代”。
谁能想到，1914年6月萨拉热窝暗杀斐迪南大公的枪声响起，旋即便是7月的外交危机和8月的震天炮火，欧洲就此分崩离析，动荡无止无休。每个人，即便最年幼、最无足轻重的人，都永远和人类共同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与时代休戚相关”。
这一年，茨威格33岁，已经是欧洲文坛一颗耀眼的明星，生活富裕，交游广阔，写作进展顺利。在他的记忆里，“夏天从来没有这样美过，而且看来还会越来越美。我们大家都无忧无虑地眼望世界。”遇刺的斐迪南大公并不受奥匈帝国的百姓爱戴，报纸热衷讨论的是丧葬礼仪，至于事隔一周后突然发生的外交战和舆论战，“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茨威格关于一战爆发时刻的回忆，如同一张接一张拉出的西洋景画片，从晴空万里到阴沉的战云一层层涌来。他依旧无忧无虑地去比利时度假，那里讲英法德各种语言的游客愉快相处，只有报童的叫嚷会破坏几分钟气氛。然而，下一张画片里，比利时士兵在海滩上出现了，安放在小车上的机枪用狗拉着走过。接下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他登上经德国驶往维也纳的最后一趟列车，在抵达第一个德国边境站时，听到紧闭的车站大厅“门后面有军刀轻轻的叮当声和枪托放在地上的笃笃声”。
在茨威格看来，一战的爆发，找不出一个合情合理的理由，“既不是为了思想上的纷争，也说不上是为了边境几块小小的地方”。战争爆发之初，参战各国民众满以为自己在捍卫和平，相信发动战争的罪犯必定在别的国家，相信战争将速战速决，还相信通过战争获得的和平会正义和持久。
欧洲人对进步的信仰，轻易地失去了理性的守卫。这是茨威格最大的悲痛——“和我自己的意愿相反，我成了理性遭到最可怕的失败和野蛮在时代编年史上取得最大胜利的见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