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

　　世界各国在迈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基于自身的历史文化背景、社会结构特点，加之应对外来的冲击，形成了不同的满足市场经济要求的应对模式。这些应对模式的形成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摸索的历程中充满了挫折与艰辛。如何看待、比较这些应对市场经济挑战的转型模式及其困境，它们关于社会转型的探索又为后人提供了哪些有益的经验和教训，是需要我们去梳理的问题。

　　在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上，西方是走在最前列的，尤其是欧洲诸国较早地完成了社会的结构转型。正是西方启动的现代化转型激发了全球化的改革和革命浪潮。然而，东方社会在朝向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却面临着比西方更为艰巨的任务，经历着更为沉重的苦难。东方传统国家往往摇摆于西化与传统、变迁与抗拒、保守与激进、渴望与绝望的二元矛盾和困苦之中。

　　其实，西方国家在通往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也并非一帆风顺，他们同样也经历了东方传统社会所经历的转型挫折和磨难。只是每个国家所面临的情况不同，从而所经历的挫折和磨难也各异。众所周知，英国在通往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是较为一帆风顺的，光荣革命经历较少的流血就取得了革命的成功。但是，通过考察我们应该看到，英国在光荣革命的背后也经历了相当的困顿和曲折。英国尚且如此，那么法国和德国在转型过程中则经历了更为苦难的挫折。

　　站在时代的前沿，我们回过头去对现代化转型的探究不仅要总结各国现代化转型成功的经验，也要重视各国在转型过程中经历的挫折和磨难。正是在对转型磨难的研究基础上，我们或许才能更好地理解现代化转型的全部，才能更好地破解现代化转型的奥秘，为本国顺利实现现代化的转型提供有益的经验。基于此，通过对英、法、德三国现代化转型背后所经历的挫折和磨难的考察，我们或许能够有所收获。

　　一、英国：“光荣革命”背后的曲折

　　虽然英国最早完成了现代化的转型，但是这一转型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未能避免革命与战争，市场经济的运行和权力的限制在历经曲折之后才取得成功。

　　早在十四、五世纪，英国从封建割据走向民族国家的统一过程中，历经了激烈的百年战争和红白玫瑰战争，最后由亨利·都铎结束了分裂局面，建立了统一的民族国家，集中了王权。而紧接之后的斯图亚特王朝将王权无限专制化，正如孟德斯鸠所认为的“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说也奇怪，就是品德本身也是需要界限的！”。这使英国背离了本国传统的《大宪章》中王权受限和政治妥协的精神，阻碍了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一场内战不可避免地爆发了。战争与革命带来的往往是推倒专断的一方再造新的权威的往复循环运动。1640年这场流了大量鲜血的内战和革命虽然战胜了国王，却未能建立新的权力均衡的态势，“出现了一方彻底压倒另一方的结局”，“有效制约专断权力这一革命的初衷却渐行渐远”，将英国拖入新一轮的冲突之中。“不仅如此，革命确立起的是……要么全得，要么全失的……零和博弈模式。”

　　为了纠正这种背离英国《大宪章》传统的零和博弈模式，英国历经了半个多世纪的摸索，在这条曲折的社会转型道路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之后，才重归传统，经过各派政治势力的妥协，以一场几乎不流血的“光荣革命”解决了市场经济时代下的限制权力的这一时代大课题。

　　关于英国的现代化，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也许它成功地实现社会结构转向，成功地保留与延续了传统文化，成功地将市场经济糅合进原有的社会结构之中，成功地实现了市场经济与政治、文化结构的“亲和”，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这一政治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有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它……经历过的曲折”。对于那些与英国在现代化发展方面拉开巨大差距的后发国家来说，“既然现在英国走在了前面，那么，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就只有老老实实地去学习”，“结果人们很自然地把‘英国化’当成是现代化”，这场在各国展开的英国化运动中，很多国家看到的只是英国转型的表象、形式和成就而忽略了其背后经历的挫折和困境，而这种挫折和困境后来被事实证明为各国转型过程中的普遍现象。成功的经验对于后发国家实现社会转型必不可少，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它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挫折，这对于后发转型国家来说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二、法国：原点之上的“稳—乱”循环

　　法国在朝向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所经历的已远非英国式的曲折而是几近社会解体的结构性大震荡。

　　“法国的中世纪史，是一部国家的破碎史”。法国在解决民族分裂、走向国家统一的道路上经历的动乱比英国更为严重。为了克服分裂的局面，完成国家统一的艰巨任务，王权不得不在统一的过程中为“克服更强大的贵族分离势力而变得更专制”。虽然国家的统一为市场经济的“起飞”搭建了足够结实的平台，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初步繁荣，“从经济上讲，绝对君主制一开始就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成长的，这使法国一度曾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但它焕发出来的生命力很快就会枯竭”。“太阳王”式的专制权力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有限权力”是截然相反、背道而驰的。这注定了法国在社会转型道路上为限制权力所付出的代价将更为沉重，所经历的变革将更为激烈、更为曲折。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更不用提不受抑制的无限权力了。法国无限扩大的王权在市场经济的激荡下，“一方面形成了利益的高度垄断，另一方面使政治权力不断地走向腐败，使市场经济所具有的破坏性能量得以充分发挥。结果，旧制度下的法国形成了市场机制与权力专断、垄断利益与市场导向之间的恶性互动。”这种恶性互动给法国带来的是无尽的转型苦难，在这种情形下，“温和的、理性的社会改良理念根本无法与人们急切期待要‘推倒重来’的革命心态走到一起。故而，法国人最终热情拥抱了激进理想主义所勾勒的激进平等和公益观念。”

　　托克维尔、伯克等反思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家都曾在专著中描述了法国这种理性的狂妄所点燃的大革命的烈火无坚不摧，焚毁了社会的各个方面，从根基到社会的顶端，从而将整个社会拖入到一场无尽的苦难之中。在这种激进理想主义的激荡下，法国试图与一切旧制度作彻底地决裂，以摧枯拉朽式的大革命企图再造民主和平等的理想国度终究是痴人说梦。“在法国这样一个没有民主传统，人民不知道怎样使用选票的国家”，“革命虽可推翻旧制度，却不一定能建立新制度，不久后，法国式的跳跃又把国家拉回循环的起点”，“于是，在相距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法国两次走上同一条路：革命—共和—帝国。”法国的这种激进的革命和转型带来的是社会的全面失序，这种“激进理想主义的政治价值信念内涵指向依然是对于专断权力的依恋和信靠”，整个社会在经历了曲折艰难的“稳一乱”循环、革命与反动的交替之后，突然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原点。

　　三、德国：军国主义的浩劫

　　德国的现代化转型在应对市场经济的第一重要求，即完成国家统一面前就遭遇了比英法更为曲折的难题，因为在欧洲其他国家走向民族独立、国家统一时，德国反而朝向了相反的方向发展，在普鲁士完成德国建国之前，德意志民族从未统一过，“从三十年战争结束到拿破仑入侵的160年中，德国存在着360个大小诸侯国，一千多个独立骑士领，还有一大批各自为政的帝国自由市”。“英国和法国各自只需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取消专制，在德国，国家统一和取消专制的任务则纠缠在一起。”可以想象，德国的现代化转型之路将是多么的艰难！

　　德国的这种极端分裂状态只能依靠权威才能结束，“但德国不会有革命的权威——德国历史上反抗极少、唯一的一次农民战争又以失败而告终，于是，德意志只有依靠王朝的权威”。普鲁士依靠容克阶级，以军事起家建立起了一个军国主义的国家，四处征战，扩张领土，兼并德意志诸国，最终统一德意志，完成了绝对君主制的转变。依靠权威与军刀建立起的绝对君主制虽然带来了国家的统一，但是统一的过程中随处可见的是战争带来的灾难，社会秩序在动荡中无丝毫的保障，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容克阶级在此过程中却依靠战争积累起沾染了人们血与泪的资本主义的“原始资本积累”。更为严重的是，军国主义在战争中疯长，不仅给整个欧洲带来了战争的灾难，而且也为德国后来纳粹主义的崛起埋下了伏笔，更背离了市场经济对于有限权力的呼唤。其后，希特勒的崛起“已经突破了传统专制独裁路线的轨道，向着纳粹主义的灾难性方向发展”。这使得德国的现代化运动显得比欧洲其他国家更为血腥粗暴、更加不加掩饰的发展，不仅给德国，而且给全欧洲乃至全世界带来了灾难。

　　四、小结：欧洲社会结构转型背后的挫折与磨难

　　市场经济在英国的成功运行，宣告了一种全新的资源配置方式的诞生，同时也意味着人类社会一个新的时代的诞生。在这个新时代中，英国已成为时代社会结构转型的风向标，任何国家现代化的转向不得不向英国看齐，一场市场经济推动的现代化转型的浪潮由西向东不断扩展开来。但是，在欧洲经历的数百年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并不总是成功与喜悦。当我们回过头来回顾欧洲现代化转型的道路，可以发现，不论是在早发内生的英国，还是后发外推的欧洲诸国，市场经济总是给整个社会带来了结构性的冲击，由此引发了社会的失序、动荡，给整个社会带来了转型的挫折与磨难。哈尔珀琳曾收集了1789-1945年欧洲阶级、种族和帝国主义的冲突，以及欧洲(区域内和区域外)的战争、暴动、叛乱、革命、起义、暴力、骚乱和示威游行的资料，多达100多页。

　　总的说来，现代化转型所要实现的目标大致是相同的，即在政治方面实现民主化，经济方面实现工业化。但是各国的转型过程是存在着差异的，所要解决的问题的类型、先后顺序等也是不一样的，由此出现的挫折和磨难也呈现出各自的特点。各国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出现挫折与磨难是普遍的，而各国转型过程中呈现出的挫折与磨难却是特定的。

　　市场经济在各国的引入和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毫无条件的。市场经济对于传统的社会结构来说，无疑是一种新的结构要素。这种新的结构要素在一个传统的社会结构中的成功运行是有着特定的条件的，那就是要求传统社会结构做出市场经济向度的调整，社会复杂大系统中的政治、文化、经济等各子系统都要做出相应调整来达到与市场经济的“耦合”与“亲和”。“现代社会不管在什么样的文化背景基础上，有什么样的变形和创造，它都必须要使自己能适应商品市场经济这样一个物质性的基础，它在自己的文化、体制、思想、观念、传统、习俗等方面必须做出重大的创造性调整以适应这个基础所提出的挑战。”如果满足不了这个要求，一方面，那些对市场经济坚决排斥与抗拒的国家只能是重归传统的社会结构，这个排斥和抗拒的过程也避免不了一番曲折和磨难；另一方面，即使是整个社会结构主动地做出市场经济向度的调整，也难以避免战争与革命的“洗礼”，因为无论是内生型还是外推型的国家在朝向市场经济向度的现代化转型中需要经历一场相当艰难的社会结构调整过程，这个过程必然涉及整个社会复杂大系统的方方面面，在这个过程中，很难避免市场经济给整个社会带来的冲击。由此，各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呈现出一种曲折和磨难的普遍性特点。

　　然而，各国在社会结构特点、历史背景、传统文化等方面都是存在着一定差异的，因而应对市场经济挑战的难度是存在着高下之分的，于是在转型过程中呈现出各自特定的挫折与磨难。面对着市场经济对于复杂大系统提出来的与之亲和的种种要求，每个国家在应对这些要求时运用传统资源的多少及运用方式，调整社会结构的快慢缓急，复制、移植早发国家的经验与模式而使之与本国国情契合程度的高低等决定了各国转型过程中出现挫折与磨难的大小。

　　英国作为早发内源型的国家，虽然未能避免革命与战争，但是以一种“旧瓶装新酒”的缓慢变革方式，能够从本国传统出发，挖掘出限制权力的种种方式，经历了程度比欧洲诸国较低的曲折与磨难之后较顺利地实现了现代化转型。与之相对比，法国权力的集中、等级的分化、贵族的腐败、个人权利的无从保障，导致了法国大革命以其激进的政治口号，采取激进的反传统的革命手段试图全面摧毁传统，在空白纸上挥洒出一个全新的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结构，这种激进的理想主义所收获的只是历史舞台上革命与反动的交替上演，所建构的体制总是与能和市场经济体制相亲和的政治文化结构背道相驰。在这样一种缺乏与市场经济“亲和力”的体制中，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结果难免是对社会秩序的全面冲击。而德国在应对市场经济对于国家统一继而限制权力的双重挑战时，走向一条军国主义的“不归路”。统一与限权的双重难题让德国不得不依靠普鲁士的权威与军刀将权力集中化、专断化以完成国家统一的任务，结果德国“因此而被高度集中、高度专断的国家权力所绑架”，任凭军国主义传统的滋长，以致使德国的现代化运动显得比欧洲其他国家更为血腥粗暴，不仅给德国自己，而且给全欧洲乃至全世界带来了战争的灾难。

　　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种经历挫折与苦难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市场经济在失范的社会秩序运行下必然与失去抑制的扭曲的权力结合在一起，使得转型社会显得更为黑暗，把一个社会最为丑陋的一面展露无疑。这样的社会必然是一个问题百出的社会，一个高度集中不受制约的权力与市场经济的扭曲结合带来的是腐败的盛行，国家民穷财尽，秩序的丧失。伴随着社会转型暴露出的问题的愈演愈烈，而整个社会文化结构未能成功地调整到探索自身独特的“亲和”市场经济的道路来抑制市场经济对于社会结构的恶性破坏作用，最后导致的是民变四起，只能以革命打碎一切，最终带来的只是陷入到恶性循环的革命、战争与冲突。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