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央党校“当代资本主义最新动态研究”课题组以及科社部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教研室与德国罗莎言卢森堡基金会联合举办了“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影响”学术研讨会。德国联邦议会议员迈克尔尔施莱西特、曾任欧盟议员的安德里蚸布里、卢森堡基金会政治委员会的专家学者和驻京代表等6位德方嘉宾以及中央党校科社教研部吴忠民副主任、孙劲松教授等参加了研讨会。双方学者就危机的起因、性质、解决危机前景以及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动向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
中央党校陈江生教授认为，当代资本主义面临四大困境：一是思想文化创新的缺乏，思想文化创新是人类一切创新的基础，但是20世纪30年代后，文化颓废占据主流导致难以产生新思想。二是经济发展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经济增长总体趋势下降并且经济缺乏新的增长点。进入21世纪以来拉动世界经济的是虚拟经济、超前消费、房地产，但这都代表不了新生产力的发展。三是政治发展面临困境，西方民主政治解决不了当下的现实问题。四是社会问题难以解决，人口老龄化逐步加深、中产阶级逐步衰落是当代发达资本主义面临的严重社会问题。
德国联邦议会议员卢茨?布兰森认为，危机改变了德国。他指出，一是国家遇到的危机并不是单一性的危机，而是同时遭受多重危机，但首先是经济危机。二是生态危机主要是全球气候变暖以及连带危机，涉及德国经济决策也面临一个原材料持续安全供应的问题。三是福利国家不断做出妥协让步的危机。在应对上述危机中，德国国家出现了三种变化：第一，权力越来越转向国家的执政部门，国家机器越来越同经济利益集团纽结在一起。第二，整个国家机器工作人员态度和工作方式也发生了变化。第三，对政治体制中的反对派位置要进行重新定义。德国在应对危机中的一个态势是金融化、私有化趋向。社区获得更多责任，其中包括经济金融相关的职责，同时需要不断进行社区层面的私有化。随着金融化、私有化趋向的发展过程要形成一定机制对国家行为进行监管，但现在这样机制还没建立起来。在欧盟内需要一种合作，但现在这种合作主要体现在国家行政层面，只是一个水平方向的合作，在纵向上只是非常有限领域内建立机制，没有形成广泛纵向的整合机制。
安德里·布里先生认为，欧盟深陷危机面临三大问题：一是欧洲各国政府没有看到危机的复杂性和关联性，没有转变为政策行为。二是欧元面临的问题，欧盟各国政府片面关注危机，限制公民民主权利。三是民族国家对欧盟批判很多并出现了极右翼主义。要抓住机遇去创建一个全新的经济制度，达到市场与国家之间、个体和经济利益之间、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平衡，这是基本取向。在欧盟层面需要提高欧盟相关机构执行力，实行面向未来的政策；克服片面的货币政策，协调各国税收政策、工资政策；欧洲央行民主化，不仅关心币值稳定，还要关心生态民主、政治民主等；通过各种形式扩大公民权利，扩大欧盟议会及相关国决策的权限。
孙劲松教授提出，全球化是当代资本主义的阶段性标志性特征。首先发生在美国的金融危机与稍后发生的欧债危机是不一样的，但也有共同的地方，即大众消费狂欢和本国生产能力是否匹配、与世界资源是否能够承载的问题。在危机形成的过程中有资本疯狂追逐利润的贪婪，也有大众对物质消费的超能力需求，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形成了危机。从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来看，市场并不能自我调节，民主机制也没能解决危机；科技发展在很多历史关键时刻解决了危机，但现在也还没有可行的办法。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教研室主任郭强认为，逆全球化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动向。21世纪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世纪，全球化使得资本主义摆脱了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受到控制，资本纷纷撤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投向劳动力价格低廉而资本短缺的发展中国家，于是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资本主义蓬勃发展。跨国公司进一步将包括主体生产部门和部分研发、管理、营销部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从而一步步掏空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实体经济，这些国家特别是美国越来越依赖虚拟经济来维持经济增长，但是失去有效控制虚拟经济，最后疯狂投机和泡沫经济给以回报，从而引发次贷—金融危机，宣告其黄金时期的结束。与此同时，实体经济的缺失还引发了严重的失业，失业导致严重的贫富分化和社会矛盾，而传统上依赖高税收、高福利来缓解社会矛盾的策略也开始失败，因为政府的征税能力开始下降，日积月累最终导致债务危机的爆发，因此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是结构性危机。要想控制跨国公司、控制资本，控制过度金融化必须进行全球治理，真正实现全球治理只有一条道路依赖全球左翼力量团结起来，但很多左翼还在缅怀民族国家内的模式，即实行逆全球化的政策，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的浪潮，它是不会因为上层建筑反对而终止的。逆全球化只会对资本主义国家短时期内有利，长期只会加重危机。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研究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