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一体化后继乏力、英国脱欧前景莫测、美欧之间嫌隙渐深的背景下，法德都试图向欧洲和世界证明，只要两国密切合作，就能应对好欧洲正面临的大多数内外挑战。但自马克龙在法国上台、法德轴心看似“重启”以来，双方合作口号喊得响亮，具体成果却不如预期，甚至还在北约等问题上闹出龃龉。
究其原因，除了双方需要继续适应权力分工的角色转换，法德在政策起点、方向和方式上也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在为双方提供互补合作的条件时，也开始制造麻烦。同时，各自内政的变化也会放大法德利益的冲突面。
首先，双方在合作中的权力分配和分工模式转换并不顺利也还未到位。欧洲债务和经济危机时期的主题是经济治理，德强法弱的“默奥配”模式与当时德国政治稳固经济独秀、法国却各种问题丛生的状况相适应。尽管奥朗德也曾试图在“增长”还是“紧缩”问题上质疑默克尔，但法国终究无力在“如何花钱”的问题上挑战德国这个欧盟的最大金主。
马克龙的强势登场，不仅预示着欧洲问题由经济技术层面转向政治解决，也意味着法国并不“甘居德后”。法国具备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核国家等诸多“大国标配”，提出战略性的全面政治解决方案正是其强项。因此从欧元区改革到欧盟安全能力建设，从气候变化治理到维护伊核协议，从与特朗普“掰手腕”到与普京拉关系，马克龙的风头明显盖过开始被国内政治斗争拖后腿、威望和身体状况都大不如前的默克尔。
但“马强默弱”只是一种权力话语格局的表象，如果缺乏“法强德弱”的现实支撑，“马默配”的权力分配就很难转化为有效分工并产出结果。尽管近期出现法国经济表现好于德国的现象，但德国的家底足够厚。在欧盟的诸多内部事务上，法国正在获得巨大的政治话语权，但德国依旧掌握着最大的经济决定权。这种经济和政治权力、话语权与支配权不相匹配的状况将在法德之间持续，也将继续为双方“能合作难和谐”的土壤提供养分。
其次，这次在北约“脑死亡”问题上出现的法德分歧，被德国国防部长卡伦鲍尔描述成两国“在战略文化上的不同”。这在欧洲舆论界虽然早就是个流行观点，但从防长女士嘴里说出来，至少表明在战略和安全问题上的法德分歧已难以掩盖。
所谓的“战略文化分歧”，实质上是法德在政策制定的起点、方向和环境上有巨大差异。例如在“欧洲建军”问题上，拥有“大国标配”的法国有底气有想法，想通过对外军事干预来体现欧盟硬实力存在的政策导向很强;但很难扔掉历史包袱的德国却有顾忌有限度，将“建军”的目标锁定在“推进和巩固一体化”上。
这一分歧进一步反映到对美国和北约截然不同的战略和安全需求上：法国对美国的政治和战略独立性更强，需求的是“盟友式的协调”，德国对美国的政治和安全依赖性更大，需求的则是“庇护式的存在”。同样是面对美国，对美国市场依赖较少的法国，可以在美欧自贸谈判中死守保护农业部门利益的底线，但对美国市场依赖巨大的德国，则不得不在制造业出口可能遭受重创的煎熬中随时准备向美妥协。法德之间在历史因素、实力结构和由此决定的政策起点与方向上的差异，决定了双方在外交安全事务上“有共识有矛盾”的常态化。
但历史上，法德曾有过的成功合作也是建立在差异性之上的。德国人曾既解嘲又无奈地认为，与法国能够合作是因为“我们知道问题的正面解决方案，而法国人知道另一面”。但法德之间形成这种差异化解决方案的前提是法德权力构成不同且各司其职，两国可以发挥各自优势去影响其他成员国，进而在应对欧洲内外事务中形成奇正相生的效果。
但当前法德各自的实力—权力构成正发生深刻变化：法国急于补齐经济不堪的短板，通过政治权力获取经济利益的意图难以掩饰;德国尽管仍然谨慎，但在心态上已逐渐实现“国家正常化”，也不会轻易放弃由经济实力延伸出来的政治权力。因此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法国抓经济而德国搞政治，实力构成相似的法德之间如何合作，这是二战结束以来两国首次面临的课题。
在向“马默配”转型初期，法德实际上就想改变此前的差异化合作方式，转而采取“共同立场、一个声音”，通过“树立榜样”来重新塑造欧盟的权力核心。但在欧盟内部离心倾向增大、成员国利益多元的背景下，这种合作方式又给其他国家带来“法德共治、大国独断”的担忧，增大了法德与其他欧盟国家在许多领域内的隔阂。因此目前这种逐渐暴露出差异和分歧的法德合作状态，也可以看作是双方仍在继续摸索彼此相处与合作之道。
法德两国都是中国在双边、地区和全球事务中的重要伙伴，也都有能力成为中欧合作的引领者和中国与西方关系的示范者。在马克龙总统愿意带领法国发挥更大作用、默克尔总理却因政治内耗而致德国举步不前之际，中欧合作也正发生着动力转换。当然，一个调适到位并形成对华合作一致方向的法德轴心依然是中方乐见的前景。(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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